「我們提出任何意見，別人都會說，你有民族情緒，你再說，別人就會說你是‘疆獨分子’」（情境圖片/看中國配圖）
【看中國2014年03月06日訊】這是我不可遏制的心智習慣,我喜歡與和我觀點不一樣的人交流，從中可以獲得很多收穫，如果一段時間，我講的話，身邊的人都說：「嗯，有道理。」我就會感到一種難言的寂寞，甚至會上網找找有沒有批評我的言論，最好有批評得尖銳些的。
每到一個地方，我都愛尋找當地有意思的人交流，在我看了，最有意思的人，就是和我觀點不一樣的人。
我討厭文革和毛澤東路線，所以在印度我就特別去找在在叢林裡打游擊的「毛分子」。
直到今天，我還有相當程度的文化意義上的中華情節，這個中華的概念甚至可以超出疆域的版圖。所以在臺灣我就特別去找「台獨分子」。我原來不能理解一個也講華語，和我們並沒有有什麼文化衝突的臺灣人，會刻意強調自己不是中國人。當地朋友告訴我，林濁水是台獨的精神領袖，是台獨分子裡最雄辯的，我就去找林濁水。
我問林教父，你老家應該也是從福建來的，咱們的文化沒什麼隔閡，你的台獨思想是從哪裡來的？林濁水告訴我，他們這些台獨分子，其實從小也都被教育自己是中國人，也覺得自己確實是中國人。
但無奈，當年他們作為本省人缺乏政治參與的途徑，當時的議員是一批49年從大陸來的「萬年國代」。而且那時的蔣總統一心「反攻大陸，解放大陸同胞」，所以他們本省人提出一些要求民主的呼聲，但凡牽涉到要照顧地方利益，和地方自治的，都會被斥為「台獨分子」。
「好吧，那我們索性就台獨吧。」
各式各樣的臺灣本省的地方訴求，最初是被貼上的台獨的標籤，後來這些人匯聚到一起，索性以台獨作為旗幟，漸漸成了真台獨。
這個過程也可以叫做「被台獨」。
2003年，我剛從主持人轉型為一線調查記者，做的第一個採訪申請，就是要求去南疆，編輯部主任問我，你要去採訪什麼啊？我說，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些和我不一樣的人聊一聊。
我先在在當地通過文學界和新聞界的友人，認識了一些當地維族朋友，我想我們不同的宗教和文化背景差異總會有一些不同的觀點，我一路走到了靠近邊境的南疆。沒想到這些維族朋友知道我是一個記者的時候，他們的態度就像背稿子一樣，講得除了「我們堅決反對民族分裂」；「中央政策好」一類和新聞聯播上一樣，非常政治正確的話，接下來，除了談談新疆的天氣和哈密瓜剩下來的就是沉默了。
如果把這些政治正確的話，就當作新疆維族同胞的心聲你就很難理解，為什麼7.5騷亂中，你看內部錄像，會看到那麼強烈的無法掩飾的民族仇恨，一個漢族路人被打倒在地，一個穿著時髦的維族女孩，走過都會撿一塊磚頭，朝他頭上砸，他們之間素不相識，唯一的理由是，」他是漢族，我是維族」。
我不會為任何暴行辯解，但我能夠一定程度上，比那些大人物更理解新疆維族長久以來的心情。是因為在我的努力下，我曾經聽到了維族朋友，刺激我的心裏話。
在我和一個維族朋友真正建立了信任的關係之後，他知道我不是一個不負責任的記者，一次喝了一些脾酒，我們敞開心扉談了談，他對我說「我知道你不是一個壞人，我們是朋友，但是你們漢族人太壞了，太欺負我們維族了。」
我說這該怎麼講，他說「你看你們中石油這些企業，在我們的家鄉，圈起一塊地，就抽油，把我們的環境都破壞了，用的都是安徽、河南的民工，不招我們當地的維族，油都送給北京上海，什麼都不留給我們，看看你們搞石油的這些幹部，開得都是好車，在最高檔的酒店裡吃飯的，吃完還開發票的，都是你們漢人。現在，在我們自己的家鄉，我們維族是最窮的人，你看在便宜的小餐館裡，自費吃飯的都是我們維族人。「
我說：「這不能講是漢族人壞，這是我們國家的體制目前有問題，國有央企並不是單獨對維族人的地方這樣掠奪，它們對全中國人民的資源都是這樣掠奪。國有企業和中國絕大多數老百姓都沒有關係，其實就是國家幹部所有企業，你不信可以上網查一查，對中石油中石化這些壟斷的央企，漢族的老百姓也和你們一樣罵得很凶，我相信這遲早會改革的。」
他大概覺得我在這點上至少講得還有一些道理。他又舉了另一個理由「那你們為什麼要強迫我們學漢語，我們維族也有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現在在新疆不會漢語，就進不了政府，就找不到工作，這對我們非常不公平，你們漢人為什麼不學維語？」
我解釋「語言的大一統確實有損文化多樣性，這在中國是個體制性問題，49年以後把首都設在北京，所以北京話就成了標準化，全國人都得學說北京話。我會說比較標準的南京話，陝西話，還會說一些無錫話和上海話，但我也會說北京話，而土生土長的北京人就只會說北京話，而你要內地找工作，人家都要求會說普通話，沒人要求會說陝西話，四川話，我想著主要是為了方便考慮。我如果有機會去新疆呆上兩年，我肯定會認真學習維語的。」
他找到了我的邏輯漏洞：「你說得不對，你那是說在內地，你在北京當然說北京話，在新疆的漢人，也很少學我們維語，你看那些外面派來的領導幹部，在新疆待了十幾年，除了一句亞克西，什麼維語都不學。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為什麼要給當成二等公民？」
我只能進一步解釋，「其實很多漢族知識份子也抱怨，為什麼現在所有的中國小孩都得學英語，英美人裡學中文的就少得多，可這是一個世界潮流，我們也只能理解。我還到過克州，一個克爾克孜族的朋友，也跟我抱怨，‘那些維族人最壞了，他們人多，就欺負我們，我們克族人都得學維語，他們維族人從來不學我們克爾克孜語’」。
這讓那位維族朋友陷入了沉默，至少他原來以為理所當然而且情緒強烈的觀點也是值得推敲了，後來他承認我講得有些道理。
這些年來，我的經歷讓我越來越相信，除了有人根本就以仇恨為目的，否則不同的人群之間越多的機會能坦誠的說出自己的想法，哪怕是把負面情緒表達出來，越能達成同情的理解。人們越能全面的瞭解問題的本質，找出解決之道，越不容易導向諸如「漢族人壞」或是「維族人壞」這樣簡單而又極端的結論。
2009年底，我又來到了烏魯木齊，在騷亂之後，還沒有恢復網際網路和手機信息的新疆，一片壓抑的氛圍，我被一個當地朋友陪同走在二道橋，街上幾乎除了我以外看不見一個漢人，我能很明顯的感覺到一些不友善的眼神，而在維族餐廳裡也看不到一個漢人，當地的漢族朋友說：「我們就不買維族人的東西，窮死他們」。我痛心民族的隔閡到了如此地步，而在騷亂後的這一年春節晚會上，唯一代表新疆的節目是穿著維族服裝的歌舞「中央政策亞克西」。
我這次又見到了幾位維族的朋友，我想向他們瞭解，為什麼事情發展到這樣的地步，作為知識份子，我們是不是都應該做些什麼？至少應該影響自己周圍的人形成理性的態度，我們還是要在這片土地上一起生活，不要讓民族仇恨發展下去。他們只是搖頭，「我們現在什麼都不能說」。我問為什麼？他們告訴我，因為你是漢人，你對政府的政策提出意見，可以被理解成善意，而我們是維族，我們只能說「中央政策亞克西」，我們提出任何意見，別人都會說，你有民族情緒，你再說，別人就會說你是「疆獨分子」。
我當時很驚訝，現在看來這些維族友人的說法並不誇張，我剛看到消息，真正愛著這片土地和國家的維族中國人民共和國公民海來特.尼亞孜先生，於2010年7月23日，被新疆烏魯木齊市當地法院以「危害國家安全罪」判15年徒刑。他的「罪證」，無非就是接受香港記者採訪，公開談出了自己對政府在75騷亂中處置不當的意見。我看了《亞洲週刊》記者李永峰的介紹，是海來特在七月五日上午十點，「當面向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主席努爾．白克力提出三點建議的經過。當時他在朋友陪同下，本來去見新疆黨委書記王樂泉，但王樂泉十點之前不在烏魯木齊，所以只好去見努爾．白克力。他們把正在會議上的努爾．白克力請了出來，當面陳述了對局勢的判決與三點建議。努爾．白克力只是表示，要請示上級。按海萊特的理解，就是說，他要請示王樂泉。」最後的慘案，證明了海來特的正確判斷和他不顧被誤解的道德勇氣、公民責任感和人道主義情懷。
如果自治區熱衷於維穩的官員們，能夠少一些官僚習氣，能夠多聽一些海來特的建議，也許很多無辜的生命都可以被挽救。
當一個民族的知識份子提出任何哪怕是理性的意見，換來的不是理性的回應而是被扣上「疆獨」的帽子，這不是鼓勵極端情緒麼，這不是把人逼成疆獨麼？當一個公民，尤其是一個維族記者，僅是公開說了幾句真話，就被當成「危害國家安全」，還能指望他的同胞來認同這個「國家」麼？
維族和漢族這樣有著複雜歷史糾葛的民族，如果真正能成為兄弟，唯一的出路，就是向南非那樣組織類似「真相與和解委員會」的溝通平臺。而不是壓制真相和意見，來維持威權的穩定。
在我看來那些要把海來特這樣真誠表達自己意見的維族知識份子，是最寶貴的溝通橋樑，有些人說他有民族情緒，那又怎麼樣呢?就像我們漢族人也有民族情緒，但他至少認同這個國家，他至少尊重漢族並且願意坦誠地和你對話。
把這樣的人抓起來判15年徒刑的勢力，我相信是「一小撮人」為了自己的利益和臉面，做出的昏庸荒唐的事情。
我猜想這「一小撮人」就是在新疆被稱作「吃維穩飯」的一批人，他們不是化解，而是不惜給新疆的民族糾紛打上死結，新疆的民族矛盾越尖銳，他們越是有藉口維穩，並以此獲得經費，越是有鐵飯碗。
他們背叛了這個國家和人民，甚至也背叛了中央政府的根本利益，他們傷害了維族人，也不利於漢族人，這些人才真正是「疆獨」乃至恐怖份子的同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