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4年01月06日訊】思想是人的靈魂；政治意志則是政治運動之魂。可是海外民運一直沒有形成堅定、明確、統一的政治意志。在一定程度上，海外民運可以說是無魂之政治運動。這也正是其迅速由盛而衰的基本原因之一。
十餘年來，海外民運思想混亂的狀態從未得到的改善。思想混亂之中，政治意志肢零破碎，根本無法形成震撼中共極權統治的政治能量。但是，有人竟把導致海外民運邊緣化的思想混亂，視為民主的當然結果，而且至今不誤。真使人啼笑皆非。這些人似乎無視一個基本的事實：對於中國，民主政治只是一個艱難的目標；現在民主運動急需鑄成統一的政治意志，去決戰中共專制。而思想混亂，恰是海外民運的精神癌症。此症不除，海外民運斷難成為具有創造歷史的意志和能力的政治運動。
縱觀海外民運思想史，可以發現改良主義思潮始終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亂的潛流。因此，為使海外民運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決戰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須對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義已經被過多的學者進行了過多的詮釋。庸人學者們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簡單的問題繁瑣化，當繁瑣到上帝都厭倦的時候，便很少有人會願意對之進行討論，於是，庸人學者就會以對繁瑣的獨佔而宣稱他們的淵博。為了避免除皓首窮經的腐儒外無人感興趣的繁瑣，為了能夠對問題作簡要、明快的討論，本文所謂的政治改良主義只限於當代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
當代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它社會力量都應當以推進中共實現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願，作為決定自己政治活動的前提。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陣狂風，由中共官僚體制內，吹到了海外民運中的人；另一部分為現在仍處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其中還包括某些結成朋黨，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文人。
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迴、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鐵血手段向歷史申明：它決不允許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良和平演進到民主政治──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
儘管改良主義的文人製造或引進了諸如新權威主義、威權政治、後極權政治等等一系列偽概念，試圖說明中共專制已經軟化，因而有改良的實際可能，但是，「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勝於雄辯地證明，中國仍然處於典型的極權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泯滅良知的極權政治。
「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慾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慾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事實上也沒有誰真正想要挽救。
當前的中共「上層一萬家」，乃是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這個政治黑幫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一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製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自殺行為，因此，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經喪失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下，改良主義的「棄婦」們依然或者呼天搶地，或者媚態百出地召喚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結果必然是讓人們在思想混亂中迷惘於改良的幻想，從而掩蓋只能用民主大革命開闢中國未來命運之路的真理。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政治鐵律：改良總是以強化改良運動主導者的政治地位作為目的；專制的改良，不是為了否定專制，而是為了給專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實際上對「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過分希求。由專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動啟動並主導否定專制政治的政治改革──這種希求不僅違背政治邏輯和人性的邏輯，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實際例證。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喜歡以臺灣民主轉型為例，來論證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在此，他們忘掉了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從政治理論基礎到法律制度本體，都與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蔣介石的獨裁只是以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國共內戰等國內國際形勢的具體背景為根據。蔣經國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況下，向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理念的回歸。所以，所謂臺灣經驗根本不適用於分析中共暴政──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殘凶、最狡詐、最虛偽的極權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喋喋不休、津津樂道的另一個例證就是「戈爾巴喬夫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並不能為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辯護。中共的「戈爾巴喬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制鐵手扼殺。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這且不論，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國的社會危機呼喚革命的時刻，在中國的苦難和艱難渴望革命的時刻──當中國的命運問題必須用堅硬的革命加以解決的時刻，改良主義的溫柔小夜曲，聽起來就顯得格外冷酷。
苦戀政治改良主義的深情，與仇視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長。革命，這個曾經引導人類殺出中世紀專制重圍的具有英雄情懷的概念，現在卻受到極不公正的侮辱和貶低。攻擊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許來自西方，但是，對革命表現出激烈怨恨的，卻是當代中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麼？
就近現代專制和民主政治的範疇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徹底否定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為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
無論近代還是現代，革命的一個明確特徵在於，發動和主導社會大變革的力量均起自於統治集團以外的各個社會階層；儘管革命並不拒絕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派別作策略上的妥協或聯合，但是，革命之魂總在民間，而不在專制統治集團之內。
且讓我們看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對待共產主義革命的思想邏輯：共產主義革命是暴力神聖化的過程；共產主義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濫用；所以，今天對共產黨的統治絕對不能採用革命的方式，否則，就是暴力的輪迴，革命之後上臺的暴民，說不定比共產黨還壞。
上述思想邏輯是由錯誤的概念，錯誤的類比和無端的推定構成的思想陰謀，陰謀的目的在於，以反暴力的名義，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棄革命的權利。
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代，人類命運的政治主題一直是革命──由專制，通過民主革命，進入民主法治時代。這個歷史進程的前一時期革命的對象，是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而後一時期的革命對象則是共產極權專制。就民主革命的範疇而言，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專制主義的借屍還魂，是對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專制主義的復辟。理由很簡單，共產主義運動在眾多國家內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暴虐的極端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歷史已經作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偽革命，真專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義的苦戀者用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來否定對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錯誤的類比得到的錯誤結論。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靈魂，即它的理論所決定的。共產主義理論斷言，階級仇恨，以及由這種仇恨催生的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共產主義偽革命要實現的第一個政治目標，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且共產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暴力和仇恨這兩個概念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互相激發，創造出了恐怖的歷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與共產主義革命不可同日而語。民主革命的目標，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和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為原則的社會公正。在理論中，暴力和仇恨並不是民主革命的圖騰。但民主革命本質上與人性一致。前蘇聯和東歐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過程中暴力的運用完全被限制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能夠接受的範疇之內，並沒有出現過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這表明，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誘惑，並能有效而人道地駕馭歷史命運的程度。
討論進行到此，應當得出結論：在中國沒有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在中國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艱難時刻，侮辱並否定革命──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運在內的中國民主運動思想混亂的根源。混亂的思想，無法熔鑄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運動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戰，去震撼中共暴政。
（節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