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幾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所以梁平不能說是天災,完全是「人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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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中國2013年10月07日訊】口述人:明朗 (原四川省委宣傳部部長)
陳傑 (原四川人民廣播電臺副臺長)
李克乾 (原四川省精神文明辦公室主任)
錄音整裡: 王林
明朗:省委叫我們去梁平是擔任實職,改造落後。我兼縣委第一書記。
李克乾:明朗同志兼的是正職,我們兼的都是副職。陳傑兼縣委副書記,張重光兼縣委辦公室副主任,還有兩位女同志鐘光珍、璞玉潔兼縣委的副部長。我是直接下到公社,兼公社副書記。加上唐小丁、王朝清、李正模都在公社挂職,一共九個人,全是宣傳系統的。
明朗:那次除我們到梁平,安法孝還去了江北縣,楊萬選去了合川縣。
我們是1961年9月去,1962年夏天回來的。省委叫我們去改造落後縣,那時所說的落後縣,一是指天災,另外一個說法是下邊的幹部犯了「死官僚主義」錯誤,所以造成落後狀況。在上面誰也不說底下沒糧食。省委召集地委書記們開會,我都參加了,地委書記們沒一個人敢反映缺糧餓死人的事,卻叫衛生廳下去瞭解究竟是什麼病。衛生廳長潘陽泰向省委匯報,不敢涉及病因,只講症狀,說不是傳染病,當然提不出有效的治療方法。
陳傑:那時說用蒸籠蒸可以治好。
明朗:對了對了,你還記得,叫「蒸汽療法」。省委也搞了一個,杜心源叫我也去療一療,我去試了一下。
李克乾:我們都去療過。
明朗:把衣服脫了,進去,滿屋子蒸汽。蒸完了出來給你一碗紅糖薑湯,喝了挺舒服的。領導同志知不知道下面餓死人?我看好多人心裏都明白,但誰都不肯說。派我們去梁平的時候,李亞群同志就告訴我,啥子腫病哦!就是沒飯吃,萬萬蒸不得,一蒸就死。你們下去給老百姓弄點糧食就行了。李亞群為什麼能給我說這個話呢?因為他是井研人,他對家鄉的情況很清楚,而且知道我不會告發他。
我們下去到處看,找農民談,情況一目瞭然,就是沒飯吃,餓死人。
陳傑:有的一家幾口,老人大人都餓死了,就是為了保娃娃。
李克乾:1960年底,杜心源同志帶我們跑川東幾個縣區,走在一條路上被攔住,有人倒在路上,爬不起來了。他們說,你們來查,你們來看,村裡的人死了一半。特別是男的死得多,都要成寡婦村了。但是在會議上書記們都說自然災害如何如何嚴重,不談餓死人。
明朗:當時就是籠而統之地說自然災害。
陳傑:李大章說的天災加人禍。那時分不清哪些是正常死亡,因為大家都挨餓,即使有點病,或老了,加上飢餓,就會死得更快。
明朗:這種情況就像一層窗戶紙,誰也不去捅破。李亞群就說,憂國憂民不敢憂啊!
梁平死了多少人,我有數字。我專門問過梁平公安局的人,叫他老老實實給我說,這三年究竟死了多少人。他說是八萬。那時粱平的人口是五十萬左右,這個數字我是一直記住的。我只記得整數,記不得零頭了,他說的數字有零頭。八萬和五十萬之比是六分之一,當然這裡頭也有正常死亡,這是公安部門統計的。我那時是縣委的一把手,這個數字應該是比較確實的。但梁平不是最嚴重的,因為我到附近的縣看過,萬縣、開縣、渠縣,也很嚴重。我經過涪陵,涪陵的情況比梁平嚴重。那時候涪陵的城鄉筒直不成樣子了。梁平在四川大概是中等的。我到德陽也兼過縣委書記,回省後到德陽去看過,情況比梁平好些。
李克乾:只有下去在路上碰見的農民敢說,他們說,你們只要給點糧食就行了。我當時都落淚了,但又不敢當著哭。
陳傑:人走不動了,餓死在路邊,也沒有哪個敢動公家的糧食。那時候老百姓真好。
李克乾:在那種情況下,老百姓都沒有罵。
陳傑:廖志高同志當時也到梁平去過。明朗同志也向他如實反映了情況,說能不能給下面撥一點糧食,他也真撥了一點糧食下來。
明朗:我們下去的時候看到到處都是浮腫病人。下邊的幹部並不像上邊的領導同志那樣,忌諱說沒有糧食,餓死人,是給我們說實話的,包括縣委書記徐海清,並沒有向我隱瞞實際情況。他領著我去看了一個最嚴重的村子。我去看了以後,很難過,跟剛打完淮海戰役,雙堆集附近那些村莊的情況相彷。門窗都沒有了,傢俱也沒有了,屋子一個個是敞開的,屋裡都是雜草和灰塵,後面的山坡上是一堆堆的墳,村裡村外看不見一個活人。他還領我們去看了腫病醫院,乾瘦的多,腫了以後就乾瘦。吃的是營養丸,營養丸是糠和黃豆粉做的。
李克乾:一般的人吃不到,腫得很厲害的人才能吃一點。
陳傑:明朗同志有時候也帶上我看了幾個地方,商量怎麼辦。我就說,救命第一,首先救人命。
李克乾:我們下去以後做了幾件事情。有件事情是:上邊規定把冬水田的水抽乾了種麥子,結果大減產,農民反應很強烈。我們經過調查,就決定恢復冬水田,這在當時還是比較大膽的。
陳傑:那時候沒有自留地,就把田邊地坎分給農民。再就是實行「先交後留」,農民收下糧食以後該上交多少糧食,定下來,剩下的就分給農民自己,這個政策也很好。還有就是劃一部分水田栽芋子。
李克乾:把田坎劃給農民不是梁平最先搞的,是其它縣先搞的。梁平最突出的是向上反映了實際情況,第二就是恢復冬水田。當時我在公社,鄉村幹部說,你們真膽大哩!
冬水田是在沒有水利保證的情況下,群眾多年行之有效的一種耕作制度,上面硬性規定消滅冬水田,一季變兩季,同當地的生態是相違背的,實際上起到破壞生產力的作用。
明朗:這就叫「瞎指揮」
李克乾:這同把樹砍了種糧食是一樣的,好心辦壞事。現在搞退耕還林,看起來耕作的面積減少了,但恢復了生態,對種糧食是有利的。
明朗:冬水田實際上是一種旱澇保收的有利措施,每年把稻子收了以後,田裡就蓄上水,把草和垃圾堆在田裡作肥料,既有了肥料又有了水,第二年栽秧時就不愁了。把冬水田放干以後種麥子,由於地是濕的,水一下子幹不了,種麥子宜干,不宜濕,種下去就收不了多少,一畝只收幾十斤麥子。到了第二季種水稻的時候,沒有水,只好等天下雨,等到有了水,季節已經過去了。稻子勉強種下去,也減產了。所以說「兩季不如一季」,這是老百姓的話。梁平冬水田多,單這一項瞎指揮,就減產很多。
李克乾:冬水田是濕地,類似於低窪地,是放不干的。梁平和川西平壩不同,川西的土壤是乾的,又有都江堰水系的保證。
明朗:當時的瞎指揮、高指標、高徵購、共產風、大煉鋼鐵等是全國性的。四川還有一些特殊性,當中央要糾「左」的時候,四川頂住不執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對待主席的黨內通訊。那時我在德陽,黨內通訊一傳達,底下都說好。省委卻很快通知收回去,說是要從積極方面理解,實際是不叫執行。
陳傑:那個時候李井泉在重慶,我去參加過李井泉通令收回的那個會議。通知地委書記們一律把文件收回。
明朗:四川第二件很突出的事情是「公共食堂」。「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這話是李井泉的發明創造。全國其他地方已經在收縮了,四川就是堅持著,堅持的時間最長。我們到梁平,公共食堂早就名存實亡了,上邊還在說辦得好的,要堅持辦好。
陳傑:我給報社寫了一篇文章叫《公共食堂萬歲》,李井泉看了很滿意。那時雲南已經撤銷了公共食堂,四川還在堅持。
明朗:四川第三個特點是對農業上的瞎指揮特別多,既具體又煩瑣。硬性規定每年放干冬水田的任務,就是一例,所以造成的災難性後果更嚴重。
李克乾:四川的糧食產量最多,結果吃糧標準最低。一方面向上報的產量很高,另一方面把四川的吃糧標準壓得很低,工資標準也最低。李井泉當時的確「左」得很,加重了四川人民的苦難。
陳傑:當時我們還推行了一個政策,搞「先繳後留」就是先定上繳任務,秋收收下來以後,除了上繳的糧食,剩下的都分給社員。幹部群眾高興得很,說這個政策太好了,規定繳多少,剩下的我們自己吃。原來的辦法是留的口糧全歸集體掌握。
明朗:關鍵是農民的口糧要留夠,徵購數是硬的,徵購多了,你說留口糧多少,留種子多少都是空的。1958年是大豐收,當時大煉鋼鐵,糧食在地裡好多沒有收回去。再來一個高徵購,徵購完,糧食就所剩無幾了。又來了一個公共食堂放開肚皮吃飯,幾天就吃光了。1958年的冬天和1959年的春天,死的人並不多,因為老百姓家裡多少還有些存糧,可以將就將就。1959年開始減產,照樣高徵購。又來了個反彭德懷的右傾機會主義。下面沒糧食,眼看著浮腫流行,大量餓死人,誰也不敢反映。1960年、1961年繼續搞浮誇風、瞎指揮,浮腫、死人越來越嚴重。反右以後黨外無聲;反右傾以後,黨內無聲,誰都怕當小彭德懷,是最沉痛的教訓。
李克乾:還有一個原因是集體種地,農民沒有積極性。
明朗:怎麼會有積極性呢?種了地還是要餓肚子,餓得他們做不動活了。
李克乾:那時候都是生產隊長去喊,快出來哦,快出來哦,不出來幹活要扣口糧。農民們才拿作鋤頭去磨。
明朗:我到梁平氣象臺去問過,那幾年的雨量基本上是正常的,和平常年差不多。所以梁平不能說是天災,完全是「人禍」。總的說來,我們下去以後採取了幾個措施,第一個是要糧,按人口發給口糧。
陳傑:大概一人一天五兩。
明朗:情況比較好的社隊少一點。
第二個措施是恢復冬水田。
第三個措施是放寬政策。情況大致是:主張田邊地坎歸私人,誰種誰收;提出劃芋頭田,類似恢復自留地。由於省裡派人下來改變落後,地委就派副專員劉子敬來協助。他是農民出身,很熟悉農業,對生產上那些瞎指揮非常反感。他說:「弄得農民都不會種地了。」那時上邊對這方面控制得不那麼緊了,我就說,老劉,你懂得生產,你負責去整吧!搞了糧食分到戶以後,他又提出要搞包產到戶,我沒敢表態。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會後,上面對政策更放寬了些。他可能給下邊作了暗示。正是要插秧子的時候,我回成都開會,開了一個禮拜的會,回去的時候,全縣的秧子都栽上了,劉子敬悄悄地對我說,「都自發了(指包產到戶了)。要是按老辦法,一個月也栽不完。」把我嚇了一跳,更不好表態。那時,像這樣的事,只要我們不明確表示反對,基層幹部瞞上不瞞下,悄悄地就干了。到1962年生產已逐漸恢復,腫病死人也明顯地減少,最困難的時期可以說已經過去。
陳傑:我們離開梁平時,到老百姓家裡,已經有人留我們吃飯了。有人甚至說:「你們救了生產隊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