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8月18日訊】（看中國記者歐陽光編譯報導）8月14日，中國國家衛生計生委表示，中國將在兩年內以「器官捐獻」取代「死囚供體」。與此同時，國際傳媒、政要、學者披露中共當局「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罪行的風暴也越來越強勁。圍繞中國器官移植業2000年代爆炸式的發展，用死囚人數無法解釋大批供移植的器官來源。
《失去新中國》的作者Ethan Gutmann今年7月下旬在美國《旗幟週刊》上發表了其最新的調查報告「在展出中的遺體（Bodies at an Exhibition）」。他發現在維也納展出的這些很可能來自中國的塑化遺體，「肝臟和腎臟看上去不見了。會不會是……他們的器官在塑化前先被摘走了？」
他於2008年8月還發表過另一篇調查報告「中國可怕的活摘器官（China's Gruesome Organ Harvest）」。在報告中，受訪的法輪功學員描述其在中國監獄裡反覆遭受的「神秘體檢」令他不寒而慄。他說，對於活摘器官這一「邪惡罪行」，「現在，我們或許可以安慰自己說沒有骨頭（證據）。但是（這樣下去，）直到這個黨垮臺，和中國人民開始在墳墓和骨灰中搜尋之前，都不會有的。」
以下為Ethan Gutmann所撰寫的「中國可怕的活摘器官」譯文，小標題為譯者加。
採訪地之一：泰國曼谷（看中國配圖）
泰國曼谷。我們爬上了吉普尼車。我的研究助理是一名年輕的以色列小夥子。司機用他蹩腳的英語問我：「（找）女孩嗎？」不，不是女孩。帶我們去……
在司機看來，我可能是一個大腹便便，渾身是汗，中年的白人傢伙。但我來到這裡，其實，是要去一條後巷會見一名來自中國的女性，她將要告訴我她所經歷的屈辱、酷刑和虐待的故事。
我來到曼谷，因為法輪功學員在逃離中國後，他們往往會南行。那些沒有護照的人是乘摩托車走小路通過緬甸的。雖然他們擺脫了中國的勞教所，並極度渴望講述自己的故事，但他們當中極少人受到傳媒的採訪。
見到後巷裡的這名中國女子時，我打算把問題直接針對她或許還勉強能記得的經歷：一次扎針，腹部周圍的檢查，X光檢查，尿樣，這些為了摘取囚犯器官所做的醫學檢查。
採訪地之一：加拿大蒙特利爾（看中國配圖）
2001年雲南第二勞教所-神秘的體檢
我對在中國摘取囚犯器官的探索始於一年多前，在加拿大蒙特利爾的一家社區中心裏聽著一位名叫王曉華（音）的中國中年男子的講述。
他回憶了一個場景：大約有20名男性法輪功學員，面向冬季裡空曠的田野站著，兩側有兩名武裝警衛。警方沒有讓他們去挖岩石和播撒肥料，而是把他們集合起來做這樣的「遠足」。感覺幾乎就像是過節。其中大多數的囚犯，王從來沒有見過。這是在雲南的第二勞教所，當局精心地把被拘押的法輪功學員分散關押，使每個監室內的那些慣犯佔大多數，可以「修理」他們。
法輪功學員被禁止公開交談。當警衛示意他們開始走時，王覺得他們就像一個遷移的牛群。他低頭看著紅色的泥土夾雜著稻草和人的糞便，延伸到地平線上的荒山。
20分鐘後，他看到了遠處一個閃閃發光的結構——也許這是一家醫院，他在想。 2001年夏天，中國南部氣候酷熱。他在火辣辣的太陽下工作了幾個月後，被剃成的光頭已被深度感染。也許現在好了一點，也許是因為他已經習慣了，最近當他醒來的時候，只注意到了他腐爛的頭皮暖暖的散發著惡臭。
王打破了沉默，問其中一名警衛，前面的是不是一座兵站醫院。警衛答道：「你知道，我們有多麼關心你們，所以帶你們來做體檢。看看黨對你們有多好。通常情況下，這種事情在勞教所裡從未有過。」
在這個設施裡，法輪功學員們一字排開，一個接一個，被抽取了大份的血樣。然後是尿樣、心電圖、腹部X射線和眼睛檢查。當王向醫生指著他的頭，醫生嘟囔了幾句，說是正常的，就示意要檢查下一個病人。回到勞教所，他們鬆了口氣，甚至對整個事情還感到有點驕傲。因為儘管他們忍受了所有這些酷刑和殘酷的條件，當局將會被迫看到這些法輪功學員還是健康的。
他們從來沒有獲悉過那些醫療測試的結果，王說。
我在2007年就與王進行過交談。當時我在寫一本關於法輪功抗爭中共當局鎮壓的書，因此採訪了100多人，王就是其中之一。加拿大亞太司前司長大衛·喬高和加拿大著名人權律師大衛·麥塔斯在其2006年發表的「調查中共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指控的報告」中也概述了王的案例。
通過對王的採訪，我對其他已經對此做過廣泛研究的人脫帽致敬。我過去不曾預期王的這種遭遇模式會在我的採訪過程中反覆出現。但是我錯了。
鎮壓中的無名氏
在1990年代後期，法輪功在中國廣受歡迎。出於各種原因——也許是因為煉法輪功的人數超過了中國共產黨的人數，或是因為天安門的遺留問題尚未解決，或者是因為7000萬人突然間似乎在尋找一種返本歸真的方式，而不是錢——黨決定要消滅它。在1999年，黨進行了大規模的逮捕、沒收資產和酷刑。然後，從2000年開始，隨著法輪功人士以在天安門廣場上抗議等更加公開的活動回應，被迫害致死的人數在攀升，到2005年達到了約3000人被證實死於酷刑等。
據說在中國的刑法系統裡總是關押著10萬法輪功學員。就像大多數來自中國的數字，這些都是粗略估計。有一點是不容置疑的：對法輪功的鎮壓失控了。逮捕、判刑以及任何發生在拘留中心、精神病院和勞改營的事，都沒有遵循任何既定的法定程序或約束。
作為一種消極的抵抗，或只是為了避免給家人帶來麻煩，許多法輪功學員開始不對警方透露自己的姓名和家鄉所在地。
對於這些無名氏，他們的家人沒有辦法找到他們，他們可能根本就沒有記錄。
2006年東北傳出首次指控
在2006年初，從中國的東北傳出了首個關於大規模活體摘取器官的指控——在手術切除器官時，這些囚犯們還活著，雖然這些程序（最終）殺了他們。這些指控在人權界掀起了一場安靜的風暴。然而，這些指控並不牽強。
吳弘達，一位曾建立勞改基金會的中國政見異議者，已經提供了大量的證據證明，中共當局在處死死刑犯後，向任何付得起錢的中國人與外國人出售他們的腎臟、肝臟、眼角膜和身體其他部位。這種做法於1980年代中期開始。 到了1990年代中期，由中國首創了使用抗組織排斥的藥物，摘取囚犯器官的業務取得了進展。軍隊的摘取器官流動麵包車經常停在死刑刑場外，以確保軍隊的醫院能最先去挑選。這並非頭等的秘密。我曾與中國一名前任警察交談，這名來自農村的男子說，為了幫一名死刑犯的朋友的忙，他曾突然打開一輛這樣的麵包車的後門，拉開屍體袋的拉鏈。那具屍體的胸部已經被掏空。
安排患者到大陸接受器官移植的臺灣醫生們稱，大陸沒有對器官移植的監督，沒有器官和捐助者病歷的中央資料庫，沒有減少其中醫療利潤的限令。所以真正的問題是，一個新鮮的腎臟可以賣6.2萬美元，有哪一家中國的醫院會浪費他們可能弄到手的任何一具遺體呢？
然而，最初引發懷疑論者最多火力的指控是在人還活著的時候就被摘取器官的說法。任何醫療專家都知道，接受器官移植的人不太可能會去拒絕一個活體器官，而任何的移植經銷商都會確認說買家願意支付更多的錢購買一個活體器官。直到最近，大量的中國移植中心在其網站上公開標榜使用活著的「捐獻者」。
在中國，法律不承認腦死亡，只有當心臟停止跳動時才認為該人死亡。那就意味著，醫生們可以在犯人頭部中槍後，在其心臟停止跳動前手術摘取器官。或者是他們可以使用麻醉，取出器官，當操作接近尾聲時，注入一支讓心臟停止跳動的藥物——這是最新方法。事實上，據我最近交談過的醫生介紹，他們都深諳目前在大陸的做法，從死刑犯執行過程中活體摘取器官是 「常規做法」。
當法輪功披露了一名外科醫生的妻子的證詞，她的丈夫曾在中國東北蘇家屯的一家醫院，從法輪功修煉者身上摘取了數千個眼角膜。
隨著法輪功的委員會（譯者註：追查迫害法輪功國際組織）進入了全面的調查模式，加拿大律師喬高和麥塔斯在其報告中收錄了越來越多的證據。包括與中國醫生的電話錄音文稿，這些醫生證實了他們的器官來源者是年輕、健康的法輪功修煉者。還有在大陸法輪功修煉者關於被拘押經歷的書面證詞，以及中國大陸器官移植活動爆炸式的發展正好與對法輪功監禁率上升相吻合；國際客戶在中國等待一個匹配的器官組織有的僅需要1週。在大多數國家，患者需等待超過一年。最後，喬高和麥塔斯比較了在中國被執行死刑的人數（根據國際大赦組織，這基本不變）。它留下了在跨越5年的時間段裡，有41,500個器官來源無法解釋。
2005年中國政府剛剛承認從普通死刑犯身上摘取器官。而就在北京不出意料的否認從法輪功學員身上摘取器官後，2006年7月，北京突然通過了一項法律，禁止未經「捐獻者」同意銷售其器官。
這裡發生了三件事。器官供應收緊了，價格翻了一倍，移植在繼續。從中國的一份報告發現，被移植的腎臟中，只有1.5％的腎臟來自親屬的捐贈。那些在被販賣的器官一定來自於其他地方。
事實上，整個調查（譯者註：本文發表時間為2008年）必須被理解為仍然在早期。我們真的不知道其規模，及發生了什麼。但是，這裡是我所發現的。
最早描述「只檢查器官」的女子
曲陽瑤（音）是一位口齒伶俐的中國專業人士，她擁有3個碩士學位，也是最早的難民中描述了「只檢查器官「的體檢。去年她逃到悉尼。2000年6月，她在中國遭到關押，由於她拒絕簽署「轉化」聲明，最終被轉移到了勞教所。雖然因為絕食抗議減輕了一些體重，她的健康狀況相當不錯。鑒於曲的地位和教育程度，有理由要保持她的健康。中國警方也想避免犯人在拘禁中死亡——這會讓他們少點文書工作，減少麻煩。至少，曲是這樣認為的。
曲當時是35歲。當警察把她和另兩名法輪功學員送入一家醫院時，她清楚地記得被抽了很多血，然後是胸部X射線檢查和探測。「我當時不知道這是什麼，他們只是摸不同的部位……腹部，肝。」她不記得當時是否提供了尿液樣本，但醫生的確用光照射檢查她的眼睛，檢查她的眼角膜。
此後，那名醫生有要她用眼睛追蹤他所用的光嗎？沒有。或是檢查她的周邊視覺了嗎？沒有。那醫生只是檢查了她的眼角膜，跳過了任何涉及大腦功能的測試。就是這樣：沒有錘子敲膝蓋的膝跳反射測試，沒有去摸淋巴節是否腫大，沒有檢查耳朵或口腔或婦科生殖器—— 醫生只檢查了她的「零售器官」，沒有檢查別的。
在採訪當中，我已感到了一種無聲的寒意爬上了脊柱，但是，像許多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士那樣，曲陽瑤最初似乎沒有注意到她對我講述的這些其中意味著什麼。在這裡所展示的大部分採訪中，我的這些受訪人，雖然知道有活摘器官的事，但他們並不清楚我為什麼要問這些問題，或什麼是「正確」的答案。
2001年重慶永川女子監獄
我採訪了15個經歷過勞教營或被超期拘押的（逃到國外的）法輪功難民，他們都經歷過一些神秘的醫療檢查。我的研究助理Leeshai Lemish在挪威採訪了戴瑩（音），使我們的採訪總人數達到了16人。如果這個數字看上去似乎很低的話，想想能生存下來並逃出中國的難度。即便如此，也只有過半數的法輪功受訪者可以被排除在作為活體摘除器官的嚴肅候選人之外：太老、因艱苦的勞作身體過度受損，或因絕食過於瘦弱。有的人被用於做藥品測試。有的人接受過看似正常的全面體檢。但即使這樣，他們有時會提供有價值的線索。
例如，居住在悉尼的60多歲的婦女林傑（音）報告說，在2001年5月，她被關押在重慶永川女子監獄，那裡有超過100名法輪功女學員被進行了「全身非常詳細的檢查。還問了我們的病史。」然而，林傑發現她想知道：為什麼「一個學員就配有一名警察看著」，護送通過所有的體檢，好像她們是危險的罪犯。法輪功學員是嚴格非暴力的。很顯然，在中國的安全系統裡，有人非常緊張。
2002年瀋陽看守所
再說說40多歲的女難民京田（音），她現在在曼谷。在2002年3月，瀋陽看守所對所有的法輪功學員進行了全面的體檢。京田仔細觀看著該過程。在9月份，當局開始給她們做昂貴的血液測試。京田觀察到，他們抽出的血液，每個法輪功學員相當於被抽了8個試管的血，足夠做先進的診斷或組織配型用了。賈夏蓉（音）——一名家庭背景與官員有關係的中年女囚犯坦率地告訴京田說：「他們這樣做是因為有些年老的官員需要器官。」
那年秋天，京田在空氣中感覺到了別的東西，某種更實質性的東西：囚犯們在半夜抵達，在天亮前就消失了。 那些前往「民防結構醫院」的車輛，以及沒有名字只有編號的法輪功修煉者們。
採訪地之一：香港（看中國配圖）
警察：如果不轉化，只有死路
我們採訪了最近抵達香港的一名30多歲的難民。因為她還有家人在中國，讓我們叫她陳健生（音）吧。早在2002年，她發現了另一種模式。當開始血液測試時，她說，「沒有簽署聲明放棄修煉法輪功的人都被進行了體檢。而當他們簽署後，就不會再有體檢了。」
陳是一個「不可轉化的」人。她不僅拒絕放棄修煉法輪功，還朝那些轉化了的人大聲喊話。陳每天被給三次用藥（可能是鎮靜劑），因此不能排除這是在拿她做藥物測試。然而，當她繼續抗拒時，警察說：「如果你不轉化，我們會送你離開。你所選擇的是死路。」他們用了8天時間，努力說服陳放棄修煉法輪功，或是給她用酷刑。突然，那些衛兵下令她寫下自殺遺書。陳嘲笑他們說：「我沒死，所以為什麼要我簽署遺書？」
主管人員帶進來了一組身穿白色制服的軍醫，有男有女。據陳說，勞教所的警察們在這個時候「害怕極了」。他們不停地重複說：「如果你還不轉化，等待你的是死路。」
陳被蒙上了眼睛。然後，她聽到一位熟悉的女警的聲音，請那些醫生離開一小會兒。當就剩下她倆時，那位女警開始懇求她：「你就要沒命了。我不是跟你開玩笑，我們一直都在一起，現在至少還有點交情吧。我不忍心看到一個活生生的人在我的眼前被消滅了。」
陳繼續沉默著。她不相信這位女警—— 她為什麼要相信她呢？在過去的8天裡，她曾被掛在天花板上。她被用電棍電燒。她曾喝過自己的尿。然後，陳注意到有東西滴落在她的手上—— 那位女警的眼淚。陳說，讓我想想轉化的事吧。「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那位女警說道……
年輕、漂亮、富有魅力的陳對她簽署了轉化聲明感到恥辱。
2003年廣東三水勞教所
戴瑩（音）是一位現在居住在瑞典的50歲的女性難民。在2003年開始的時候，在三水勞教所，有180名法輪功學員被做了體檢。在一通「黨的關懷」的套話後，他們被給予了X光檢查，抽了大量的血液樣本，心電圖，驗尿，然後是探測：「他們讓我們背朝上趴下，檢查我們的腎臟。他們拍打著，問我們是否感到痛。」
就是這樣—— 只檢查器官，還有角膜。那時，戴被酷刑折磨得幾乎失明，她清晰地記得這一事實。每個角膜約值3萬美元。到2003年，中國的醫生已經掌握了肝臟移植技術，一個肝移植可以從外國客戶那裡收取11.5萬美元。
2003年吉林看守所
為了滿足需求，需要有新的器官供應來源。方思憶（音）是在曼谷的一名40歲的女性難民。從2002年到2005年被監禁期間，方被重複體檢。在2003年，她被選出來在吉林看守所做了特殊的測試。
方之前從來沒有見過這些醫生：「到達那裡後，他們換上了勞教所的制服，但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看上去似乎是軍醫。」
她記得，在吉林的檢測遠遠更有針對性：「額外的檢查只是驗血、電子心電圖、X光，沒有別的。給法輪功學員和基督徒做的。」
2005年遼寧馬三家勞教所
（匿名的）「馬三家的機密證人」還有家人在中國，所以為謹慎起見，這裡只提她在曼谷，約40歲。她的經歷把我們帶入了我稱之為2005年的「晚收時代」，許多法輪功學員被迅速弄去進行器官檢查，然後立刻就消失了。當我問她，在馬三家勞教所，是否有人真的接受過醫學治療，她立即回應說：「如果有人是用擔架抬進來的，他們會得到粗略的治療。對於身體健康的人，做了全面的體檢....他們需要健康的人，年輕人。如果你是一位六七十歲的老阿姨，他們不會注意你。」
在體檢的時候，有軍事人員在場嗎？ 「他們不需要這些人。馬三家非常接近蘇家屯[醫院] ——開車很快就到。如果他們需要誰，只要把他們綁起來，送過去......他們通常是在夜間被帶走的。」
2006年廣東監獄
於新會（音）曾被關押在廣東的監獄裡5年後獲釋。在2007年，他給自己、妻子和襁褓中的兒子報名參加了一個中國旅遊團的出國游。抵達曼谷後，他們逃到了基督教青年會，並向聯合國申請難民庇護。30多歲的於新會，看上去結實強健。在獄中，他受到了反覆的體檢，在2005年軍事監督之下完成了一個「只看器官」的體檢。
他對於我問的問題，從來不覺得是一個很大的謎：「在監獄裡，活摘器官是常識......即使在你死之前，你的器官已經被預訂了。」刑事犯嘲諷法輪功學員說：「如果你不按我們說的去做，我們就會把你折磨死，賣你的器官。」這聽起來就像一個愚蠢的遊戲，但每個人都知道存在一個真實的名單：像法輪功修煉者這樣的囚犯有個被帶走的年度計畫。於新會知道哪一個月有巴士會到達，它們會停在院子裡。他在谷歌地球上給我看了那個確切的位置。
在2006年3月，當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指控浮出水面時，於新會仍蜷縮在監獄裡，被單獨監禁。他清楚地記得，在2006年5月恐慌性地帶走了一大批的囚犯（也許是400人，包括法輪功學員）。 「這很可怕」，於新會說，「即使是我也被嚇壞了。」這個時機是一致的：所有的壞的宣傳，內地醫生暗示與出售器官存在密切的業務聯繫，都正好是這個時候。
2007年北京女子勞教所
到2007年，人們的共識是中國政府關閉了摘取法輪功學員的器官，以避免在奧運會前再度出現令當局尷尬的新的披露。
劉貴福（音）是一位最近抵達曼谷的48歲的婦女。2007年在北京女子勞教所裡，她受到了全面的一系列的身體檢查。她也被確診為精神分裂症，並且可能被給予了藥物。
但她清楚地記得：一個月裡，對她進行了3次尿檢。她被告知到醫院前要喝水並避免排尿。這是為了測試糖尿病或是藥物嗎？這不能排除在外。但這不能對腎功能做出評估。在同一個月，她被抽了三次大的血樣。是勞教所關心劉的健康嗎？還是關心她某一個器官的健康？或許是一個器官被與一位高級領導幹部或富有的國外客戶相匹配了？
肯定有幾百甚至幾千名的法輪功學員只是被用編號來識別。我曾聽說第200號是一位才華橫溢的年輕女藝術家，她有著漂亮的皮膚。是不是這樣，我真的不知道。他們沒有人活著離開中國。
為器官而謀殺 邪惡的罪行
臺灣調查活摘器官的醫生們及那些安排臺灣患者到大陸接受移植的醫生們都同意的一點：在奧運會閉幕式後，會再次打開摘取器官的門。
想到如此多的良心犯因被摘取器官而被謀殺，這是一個邪惡的罪行。
當然，有人會悄悄地爭辯，美國沒有能改變中共政權的「靈丹妙藥」。也許沒有，但我們可以禁止美國人到中國獲得器官移植。我們可以抵制中國的醫療會議。禁運手術設備。並拒絕舉行任何的外交首腦會議，直到北京把在中國的每一個器官來源者做出一個明確的、全面的資料庫。
對於這個問題，現在，我們或許可以安慰自己說沒有骨頭（證據）。但是（這樣下去，）直到這個黨垮臺，和中國人民開始在墳墓和骨灰中搜尋之前，都不會有的。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