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30日訊】《聶元梓回憶錄》是幾年前我在境外讀過的分上下兩冊的一部書，不過不是大陸正牌出口產品，而是出自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在某國展覽推銷的，由於本人年輕時的可怕經歷還時而在夢裡再現，所以膽子特小，其實我根本就沒有膽，早就因患結石病割掉了，所以不敢帶回祖國老家。這篇不長不短文，是幾年前「偷偷摸摸」寫成的，之所以不敢公布於眾，還是「前怕狼後怕虎「，「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不過，最近我反覆推敲，修改整理、自認並不違背我國現行法律和黨的言論自由大政方針，於是橫下心公開示眾。估計會有不少人例如孔什麼「文革人民起義論」之類，可能極力反對，罵娘是肯定的，不過我已有所準備，到時候我會大度點，甚至洗耳恭聽。
在那個名為文化大革命實是對我中華民族五千年文明和人類社會基本道德、法律大破壞的史無前例十年中的第一年，首都高等學校就誕生和出現了五大紅衛兵造反領袖，就是北京大學聶元梓、清華大學蒯大富、北京地質學院王大賓、北京航空學院韓愛晶和北京師範大學譚厚蘭，按他（她）們的年齡說，後四位是真正的學生紅衛兵，都是二十歲剛過的大學生，「少年得志」，唯聶元梓是一個年過四十的中年婦女領導幹部，而且是十二級高幹，文革前和文革初北京大學哲學系總支書記，人們所以也把她並列入紅衛兵領袖之內，顯然因為是1966年6月2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以她為首的北京大學七人大字報，被文革發動和領導者「四個偉大」（偉大領袖、偉大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評價和宣布為文革「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具有巴黎公社劃時代的意義，其第一作者對紅衛兵造反影響力顯然具有領頭羊的作用，為其他四位年輕的造反領袖所不及，又因為她早在1937年就投身於抗日戰爭，和有近30年的革命經歷，理所當然地就成了「五大領袖」中的「第一名」。
這「第一名」確實不簡單，就在全黨全國人民，不敢說95%以上，但可以肯定絕大多數共產黨員和老百姓，包括許多高級領導人，都被那個「516通知」搞的頭昏腦脹，不知怎麼回事的時候，她就心領神會，組織和領導其手下北大哲學系的6個干將，以超「通知」的革命「氣魄」，緊跟而上，還不到半個月，確切地說，過《通知》只11天，5月27日，就在北京大學內貼出了「宋碩、陸平、彭佩雲在文化大革命中幹些什麼？」的大字報，將自己的恩人北大校長陸平（其兄人民大學副校長聶真通過陸平將其妹聶元梓從哈爾濱調進北大，並迅速得到重用升遷），還有北京市委文教部副部長宋碩、北大黨委副書記彭佩雲指責為阻礙和反對文革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這正好中了毛澤東決心打掉北京大學「池深王八多」這個「反動堡壘」下懷。七人大字報被《人民日報》和全國幾乎所有報刊、電臺迅速轉載轉播（那時電視還極少），得到毛澤東和最高當局高度評價，其中的聶元梓尤其極速「名聞天下」，大大紅火起來了，很快被提升任為北京大學革委會主任、北京市革委會副主任，不久又被選為九大中共中央候補委員，經常直接或間接來往於毛澤東和中央文革小組重要領導成員之間，簡直成了大人物，甚至被委以「欽差大臣」，例如派往上海等地調查和指導文革，組織批鬥並主要因此自殺的上海師範大學黨委書記、原北京大學社教工作隊副隊長常溪萍，還有上海市委其他主要領導人。
得到最高當局如此信任、抬舉，和給予的殊榮，聶元梓更加賣力、積極地為文化大革命賣力，她充分利用手中的大權，指揮和參與指揮北京市大中學生和造反派，特別是北京大學師生員工，緊跟毛澤東和中央文革的戰略部署，斗走資派，批修正主義，橫掃牛鬼蛇神，抓叛徒，破四舊立四新，打、砸、槍、抄，和或大或小武鬥，甚至掀起真槍真炮大規模兩派「戰爭」，「成績很大很大很大」，「損失很小很小很小」，等等，總之，「成果」纍纍，僅北京大學內就有200多個幹部、教授和學生被打入另冊，關進了中國特有的監獄——牛棚，對他們進行肉體折磨和精神摧殘，有些傷殘了，有些打死了，有些自殺了，有些瘋了-----。幾乎和北大取得如此「成績」的同時，也正是聶元梓名望特別高漲，已經對北京大中學生具有很大影響力的1966年8月，北京學生紅衛兵，在「要武嘛！」號召和中央文革事實上默許下，亂殺無辜，一千多名教師、學校校長和所謂四類或五類分子，死在拳頭、棍棒和刀砍槍殺等多種慘無人道的「刑罰」之下，更令人髮指的是在最高當局的眼皮低下，北京所屬的大興縣的革命造反派，在謝富治把持的公安部門至少沒有制止的情況下，造反派居然有組織地對手無寸鐵的數以百計的所謂階級敵人集體大屠殺，連上至80多歲的老人、下到幾個月的嬰兒也不放過。北京是中國的縮影和榜樣，在960萬平方公里土地上，整個文革期間，這樣的事例更是罄竹難書，遺憾的至今也沒有人去徹底搞清，官方不可能公布準確或基本準確數字。十大元帥之一、曾是人大委員長的葉劍英說，單被整死有兩千萬之多。亂鬥亂殺導致的全國性的人間悲劇，歷史上幾乎是沒有過，竟出現在20世紀我中華大地，不堪想像，無法入目，令上帝也憤怒和羞愧。
所以，文革絕不是錯誤的問題，而根本上罪惡，是許許多多大大小小群體犯罪，是一些人利用黨和國家權力犯罪，可以不可以說是黨犯罪，是國家犯罪？從一定意義上是可以這樣肯定的。因為事實擺在那裡，你是無法否認的。罪和非罪、罪和錯誤，其界限是清楚的，現代社會中的唯一判定標準就是憲法和法律。雖然那時我們還沒有刑法，但1954年憲法寫的很明確：國家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非經法院判決，不得逮捕和剝奪，不得侵犯侮辱公民人格尊嚴；公民住宅財物非經司法部門批准，不得搜查和沒收；公民有言論自由，有對國家事宜發表意見和建議的權利，只要不違背法律（違背與否，不能由那個人說了算，即使領袖也不行，必須通過法律程序），不受干涉，------。但是，這些公民的基本權利，如我們上面指出那樣，全部被剝奪和侵犯，無一例外，並且造成上面我們指出全局性的人間災難。憲法規定，人人皆知的公民基本權利，卻故意去侵犯，去剝奪，並且無視和全然不顧惡劣後果，這不是犯罪，是什麼呢？幾歲的孩子也知道是犯罪，犯大罪。
犯罪的是些什麼人呢？凡是決定和參與決定搞文革及各級，尤其中上層指揮文革的人，其中的「堅定核心人物」，跟著跑的特別是其中的激進份子，和打、砸、搶和亂鬥亂殺造成惡劣後果者等，都應該是這個範疇內的人。為了簡化，我們可以稱他們為文革罪人。對文革罪人的罪惡行徑，我們是不會忘記的；妄圖從歷史上抹去，更是不可能的。從最高層到普通的文革大大小小文革罪人，特別其中的罪大惡極分子，必需給予與其罪惡相應的懲罰。當然有些例如「四人幫」和極少數罪大惡極分子，已經受到懲罰，但更多的卻一直逍遙法外，他們連一句道歉的話也不說，一個屁也不放。所以，受害群體無法諒解，迫害致死者們之靈魂無法安寧。擺在文革罪人前的唯一出路，就是認識自己的罪惡，向受害人低頭，請求寬恕。「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你不要迷信「僥倖」。有些漏網希特勒分子，逃避半個世紀，六七十年，正義的人們照樣窮追不赦。文革罪人，你是無法逃脫的！
聶元梓是一個文革罪人，受到了十七年有期徒刑、四年剝奪政治權利的懲罰。但是，她在《聶元梓回憶錄》中從開頭到結尾，不承認有罪，一直到死，都大喊冤，她多次申訴，向法院，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直至國家最高領導人，長篇大論，一一駁斥判她有罪的以下事實根據：積極追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顛覆無產階級專政的犯罪活動，在上海以「打倒常溪萍為突破口」進而奪取上海市領導權；受反革命主犯康生指令，成立抓叛徒兵團，誣陷彭真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攻擊朱德為大軍閥、大投機家；對北大校內製造冤案，將二百多幹部、教授和學生誣陷為黑幫，資產階級代表人物，並非法關押，侮辱他們人格，折磨他們的肉體；製造北大「反革命小集團」冤案，先後綁架鄧樸芳、鄧楠等十幾人，嚴刑拷打，致使多人受傷，其中鄧樸芳終身殘廢，還誣陷「鄧小平通過其子鄧樸芳組織反革命集團，控制北大運動」，等等。
聶元梓申訴說：我不僅沒有追隨林彪、「四人幫」，反而同他們鬥爭，因而受他們迫害，特別從1968年主席召見所謂《五大領袖》之後，一直被限制自由，長期遭隔離審查，林彪、江青、陳伯達和康生等多次在不同會議和場合點我名批判，即使九大期間，也被誣陷；我是緊跟共產黨，緊跟毛主席的，我組織寫的七人大字報就是響應在毛澤東親自主持黨中央通過的《516通知》號召，結合我們北京大學的具體實踐，向資產階級代表人物鬥爭的；我到上海，不是江青和中央文革派去的，是毛澤東通過他女兒李納讓去，瞭解情況，並沒有參與批鬥和奪市委領導權；受康生令「抓叛徒」不僅沒有誣陷彭真等，反而給他們弄清了不是叛徒的事實，挫敗了康生的險惡用心，即使當年我批判過彭真，那是因為《516通知》已點名他反黨，也不能說是誣陷：我不僅沒有誣陷過朱德元帥，反而禁止北大小報發行批判朱老總的文章發表；北大包括陸平在內的200多名幹部、教授和學生被整，被關，是四清工作隊搞的，不是我幹的，我掌權後，我不知怎麼處理，甚至請示過最高當局，也沒有明確答覆，所謂製造反革命冤案，綁架鄧家兄妹，致使鄧樸芳終身殘疾，和我沒有直接關係，至於誣陷鄧小平更是沒有的事。
就這樣，聶元梓逐條批駁，多次上訴，一再說，他的所謂罪狀是不存在的，或和她無關，有個別例如批判過常溪萍有責任，也不是罪，而且不是由他決定的。所以對定她罪、判坐牢，她極不服氣，一直喊冤，並堅信，總有一天，會為她平反的。
也許判決她有罪和懲治她的具體事實根據有出入，但可以肯定的只承認自己有錯誤，而完全否定犯罪，因而喊冤是無法令人同情，不為法律認可和理會的。雖然判決書中沒直接涉及到七人大字報的問題，但就其對文革立下了「大功」來說，就是有罪的，說是《516通知》的大發揮，那《516通知》本身是違反憲法、文革大規模犯罪的根源之一，那你們的七人大字報難道不是違法犯罪？如果你這樣想，你就服氣，不會喊冤了。現在雖然沒有人給《516通知》做這樣的定性結論，但事實就是這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