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13年06月14日訊】毛澤東相信人定勝天，尤其在他得意的大躍進時候。他死前幾年，回答斯諾有沒有上帝的問題時說，「對，是沒有上帝的，但是沒有這個上帝，人們要創造另外一個上帝，主要使人們精神上有一個寄託。」
毛澤東對上帝的看法，非常的實用，上帝不過是個精神寄託的用處。他沒有講出來的是，他後半生在造「神」，在造政治和宗教合一的社會，他在把黨組織變成中世紀的教庭。支部書記主要管的是群眾，老百姓的穿衣用錢夫妻吵架都管得到，你的祖宗親友都要交代，你信不信耶穌當然也得交代。在中世紀，被懷疑是異教徒的人，向宗教法庭說，我願接受上帝的考驗，於是受刑。毛澤東時代被懷疑是「異教徒」的人，也得說我接受黨的審查和考驗，走進隔離室聽侯擺佈。毛澤東把他自己造成中國人民的上帝。
J.K.Fairbank(費正清)正確地指出，中國人的二個缺點，一是非官員對政府的被動態度，二是公民對國家明顯地不關心。這也是孫中山感嘆的一盤散沙。這二個缺點都和中國本土的宗教有關係。從中國國家的領導來看，基督教及其文化，正是改造這二個缺點的有力的工具。毛澤東對他不懂得的事，他教條得很，照馬列主義說，宗教是鴉片。
毛澤東用他的組織並加上全面的高壓政治迫害，做到了人人關心政治。但他的政治不是為人民服務的政治，更不是人民為大的政治，他的政治開始是做法小氣的鞏固黨天下的政治，後來又變到荒謬的為建立家天下的政治。他是在他的政權屢犯錯誤，經濟停頓，人民沒有吃穿的客觀現實上，向家天下進軍。為此，毛澤東就大說謊，說大謊，把中國變成了謊言的王國。毛澤東遺留下來的謊言文化將會危害中國幾代人的。
佛教和道教對毛澤東沒有威脅。天主教和基督教對教徒有強的影響能力和組織能力，這二個洋教有國外的資助和聯繫，更要緊的是，基督教的文化，崇尚的是自由民主和人的獨立性，這都是妨礙毛澤東獨裁做皇帝的。所以毛澤東一掌了權，就把洋教當成敵人。對外國傳教士開刀，對中國的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徒實行嚴厲的打擊和鎮壓。
蚌埠有個義大利傳教士們辦的教會，那裡有個800學生的小學，1000人的中學，有個醫院，有12個醫生，每天處理800個病人，還有150張病床。那裡還有個修女院，有12個歐洲來的修女，她們收養被丟掉的女嬰。這個教會為蚌埠地區的九百五十萬人服務，在附近有近萬學生的幾個教會學校。
1950年1月，當地共產黨派個人來，借住在教會的辦公樓裡，並把教會的銀行賬戶凍結，要查賬。以後，把整個教會辦公樓借去，給蘇聯專家住，還給義大利共產黨的代表團住過，在此期間，命令義大利主教和神父們，不許在教會院子裡隨意走動。那裡的主教叫Cipriano Cassini,他從1933年就到中國來服務了。
有一天，一個中國神父來訪問Cassini，沒有事前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公安局就把Cassini主教抓去關了三天，要他寫了檢討，教會出錢登在當地報紙上。檢討上特地要寫感謝對他的寬大，只關了他三天。當局還要他交出錢來，Cassini把他所有的都交出了，還說他不老實。1951年6月13日Cassini死在他的房間裡，死時坐著，手裡拿著祈禱書。共產黨說主教是自殺的，是吸了太多的鴉片死的。醫生檢查得知，他是心臟病死的。
主教死後，共產黨封閉了教堂，把它改成銀行，把神父們移到修女院去。主教下葬時，來了二千個教徒。共產黨要神父報告教徒的名字。
此後，共產黨要中國的神父修女們揭發外國神父。不揭發的話，就抓你的父親等等。最後一個外國神父不肯自願離開，公安局說，你不走，我們抓某某五個中國教徒，為此，他在1953年1月離開了。他走後，那五個教徒還是給抓走了。
有幾千個麻風病病人的海南島是個很窮苦的地方，原先日本人在那裡開工的170個工廠，抗戰勝利後，只有12個在運作。海南島供電供水都不正常。在那樣的困難下，有10個女的4個男的外國傳教士在那裡辦了個教堂，學校和有186個病床的醫院。還在那裡辦了個有175個麻風病病人的醫院，其中還有個處於晚期的男麻風病病人，他是德國和波蘭人生的。毛澤東佔領海南島後，不用二年時間，把所有的外國傳教士都趕走了，除了那個外國男麻風病病人。
把外國傳教士都趕走後，毛澤東又在天主教裡抓了近以千計的「龔品梅反革命集團」，在基督教裡抓了一千五百個人的「倪析聲反革命集團」，這只是在上海的二個大案。其他地方被抓的「宗教反革命集團」還多的是。毛澤東又安插了許多秘密共產黨黨員在宗教團體裡擔任領導。大躍進時期，上海當局把所有信洋教的大學生集中辦學習班，要他們興無滅教。中國的洋教本來就很薄弱，給毛澤東摧殘到教徒不敢說自己信教的程度，但是毛澤東還不放心。以為念階級鬥爭的經就可以治他的百病的毛澤東，就在文革肇始前的1965年，北京召開第十四次全國公安工作會議時作指示說，基督教和天主教是帝國主義派來的兩支反革命別動隊。這樣一來，連羅瑞卿的不識字的老岳母也成了反革命別動隊。
（本文只代表作者的觀點和陳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