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早往窗外望去，只見一片霧霾濛濛，僅一兩公里之遙的百望山幾乎消失在視野中。上網一查，凌晨六點北京的PM2.5污染指數是368，屬於重度污染。如果不颳大風，這個指數一日之內還將惡化。急匆匆送孩子上學，又忘帶口罩；雖然標識著PM2.5的口罩未必真能發揮什麼作用，但是聊勝於無，至少有個心理安慰吧。路上遇到成群結隊趕著上學的孩子，不免為他們的健康擔憂。這種天氣對強壯的成人來說也許可以忍受，但是每天呼吸這種空氣，對於正在生長發育的下一代會產生什麼影響？我曾聽一位城市白領說，她不願意在國內生孩子，因為她無法為新生命提供一個基本健康的成長環境。聽了這話，我很吃驚，但仔細一想，又頗能理解其中的無奈。
在這種心境下讀重慶警備區司令朱和平少將的近作「要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我只能說自己的感覺是「找不到感覺」。為什麼？因為今天再拿上世紀五十年代的「抗美援朝」來說事，迴避了當代中國的真問題。今天中國面臨的問題很多，遠不止是領土主權或意識形態問題。我們需要為自己尤其是下一代提供乾淨的空氣、清潔的水、安全的食品，這些都是人作為動物的基本生存必需，我們做到了嗎？我們需要為下一代提供一個文明而寬鬆的教育環境，而不是用各種考試、補習、收費來壓抑和扭曲一個個幼小的心靈，否則這個民族不可能有希望——我們做到了嗎？社會貧富差距那麼大，那麼多農民和城市底層的生老病死得不到基本保障，在征地、拆遷過程中得不到法律保護，上訪途中還遭遇各種迫害、虐待；貪官污吏那麼多，每年流失的贓款就有多少？軍隊腐敗那麼嚴重，中央軍委屢禁不止，不讓吃酒席就用礦泉水瓶裝茅台，請問朱司令有何良策？這些才是當今中國的老百姓在現實生活中遇到的真問題，它們和「意識形態的上甘嶺」不搭邊，也絕不是回到遙遠的「上甘嶺」時代就能解決的。
在朱和平少將看來，似乎所有問題都是美國為首的「西方敵對勢力」搞的鬼。這不是完全沒有可能，但是作為一個軍隊負責人，說話要負責任，不能誇誇其談、胡編亂造。從目前那篇在說理上十分單薄的短文，我們還看不到有任何證據表明「西方敵對勢力」污染了中國的空氣和水，製造各種有毒食品，擴大中國貧富差距，造成各種強征、血拆以及官員和軍隊腐敗……當然，有些格局可能在他們看來也是樂見其成，譬如中國用自己的廉價勞動力製造廉價產品，耗費自己的資源、污染自己的環境，還買別人的國債供他們免費享受，對於他們來說何樂不為？沒有國際市場的需求，中國也不會積聚居高不下的產能和輸出型發展模式，但是歸根結底，「中國模式」是中國政府自己的選擇。如今不是鴉片戰爭時代，沒有誰拿著槍逼咱們做這個、做那個。如果中國的發展方向不對，首先要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國際因素至多隻是間接的「外因」，最終要靠內因才能起作用。一個社會有問題不可怕，可怕的是對問題和造成問題的原因視而不見。
文中還指責所謂的西方敵對勢力「打著‘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攻擊詆毀我們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這句話更是莫名其妙，因為它把「自由」、「民主」、「人權」當作西方的東西，和當代中國對立起來；這些概念原先也許是西方的舶來品，現在則早已成為中國公民生活的主流話語。眾所周知，現行憲法是在執政黨領導下制定的，而只要搜索一下就會發現憲法序言有一處、正文有12處規定了「自由」。以人大制度為代表的「民主」無疑是1982年憲法的首要特色，各級人大代表由選舉產生並有義務監督同級官員，這不是民主是什麼？「人權」以前被當作「資產階級意識形態」的符號，但這早已是上個世紀的「老黃曆」。2004年修憲之後，「國家尊重與保障人權」已明確成為中國政府的法律義務。這些話都白紙黑字寫在憲法和黨章上，不知朱少將為何視而不見，偏偏要把「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和「自由」、「民主」、「人權」對立起來。難道他的意思是堅持「黨的領導」、「社會主義制度」，就是要堅持獨裁、專制、侵犯人權嗎？真不知其居心何在，也不知道回到「上甘嶺」的喧囂究竟是出於食古不化，還是言不由衷。
在去年12月4號紀念憲法頒布三十週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憲法的生命在於實施」、「憲法的權威在於實施」，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因為解決當下中國的真問題恰恰就是要把憲法規定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落到實處。毋庸諱言，現行憲法的實施還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而正是憲法實施的缺陷產生了當代中國遭遇的現實問題。人大選舉走過場，人大代表不盡責，導致政府決策不對民負責，「GDP至上」的發展模式肥了少數貪官和開發商，傷害了廣大人民的公共利益。司法不獨立，社會公正無從實現，人民的基本權利無法保障……由此可見，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鑰匙正是落實法治、民主、人權。如果法治得以落實，人權獲得保障，那麼人民就用不著面臨強征、血拆的劫難和顛沛流離之苦。如果各級政府通過人大對人民負責，高污染、高能耗的發展模式就會戛然而止，各級官員就會專注於環境治理、食品監督、治安保障等公共職能，而不是和開發商一起瓜分屬於人民的基本利益，我們的下一代才能呼吸新鮮的空氣、喝上純淨的水、吃上放心食品、享受真正的「素質教育」。
反之，「堅守意識形態的上甘嶺」除了強化極左思維之外，又能給我們帶來什麼呢？事實上，這套思路是「文革」老調重彈，沒有任何新意。就在不遠的過去，重慶本地的「唱紅打黑」就是前車之鑒，也許打了幾隻「耗子」，但與此同時卻造就了薄熙來、王立軍、雷政富等「老虎」。「意識形態的上甘嶺」無非是「唱紅」的一個加強版，而重慶恰恰是在震耳欲聾的一片「紅歌」聲中變成腐敗重災區。
就和任何人都會生病一樣，任何社會都有自己的問題，關鍵是對待問題的態度。蔡桓公的「諱疾忌醫」早已為天下笑，但可悲的是，這種笑話卻在當代不斷重演，「意識形態的上甘嶺」就是一個版本。它只會讓我們在意識形態的喧囂中忽視自己的真問題，並貽誤通過制度改革對症下藥、及時治療的時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