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49年後的北大歷史上，有一些反抗中共政權的勇士迄今未能進入北大的正史，因而鮮為人所知，但他們的名字無疑讓那個黑暗的時代、黑暗的北大出現了一抹亮色。他們中除了林昭、黃宗奇、張錫琨等人外，還有一個叫黃立眾的學生。
根據披露的資料，1936年生於安徽無為縣農村的黃立眾，又名黃美琦，1956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57年「反右」運動時，因向大家講述農民生活困苦的真實情況，而被開除團籍。1960年，已上大四的黃立眾繼續堅持自己觀點，被以「思想反動」為名開除學籍，遣送回鄉。
當時的中國慘況處處可見。1958年毛澤東和中共推行的「大躍進」和一直進行的人民公社化運動，給農村帶來的災難是顯而易見的，直接的惡果就是從1959年至1961年三年間，全國至少3500萬人被餓死。安徽是重災區之一，而黃立眾的家鄉無為縣也是如此。
據2012年第9期《炎黃春秋》雜誌中謝貴平撰寫的《1960年黃立眾反革命案及其社會背景》一文披露，當時的農民缺吃少穿，生活用品奇缺，人們生活、生產困難，導致土地拋荒，村野荒涼。1959年，無為縣當時社員每人每天的口糧不過二兩，最困難時，有時連續三四天一兩米都不供應，「群眾個個都像叫花子一樣」。
此外，由於飢餓，身體乏力，加上勞動強度大，體力消耗大，社員個個都餓得骨瘦如柴，甚至青年人走路都須帶枴杖。因為缺糧少吃，社員只好找樹皮、樹根、蒿草、糠秕、蕨類、小雞草等野草野食充飢，實在沒有辦法時，只有大量喝水充飢，結果大批人浮腫，許多人餓死，昆山公社的非正常死亡率約為27%。
據無為縣公安局統計，1959年全縣餓死82，278人，1960年餓死126，524人。1957年年底統計，全縣人口為982，979人，1960年年底僅剩662，557人。1961年餓死的人數還未統計在內。據此推算，「大躍進」時期，即使扣除正常死亡人數，全縣餓死人應在30萬人以上。而三年間，無為縣的人口都是負增長。
黃立眾回鄉時，正好趕上三年大飢荒。面對如此悲慘的景象，他深覺有責任為鄉親們做些什麼。他除了認真進行實地調查，統計數據，撰寫材料，組織社員上訪反映情況外，還幫助農民突破當地幹部和民兵的封鎖，到外面尋找一條生路。
然而，上訪沒有結果，尋找生路又不被許可，陷入絕望和悲憤的黃立眾決然地走上了反共反暴政之路。他秘密發起成立了中國勞動黨，制定了明確的綱領和嚴密的組織；他積極進行宣傳，以喚醒民眾，並暗中蒐集武器，準備通過暴動改變悲慘現狀，為自己和他人的生存權而戰。他還寫下了《告全國同胞書》，說明他們武裝起義的原因。
暴動尚未舉行，就被中共當局發現。據說當局在逮捕黃立眾等人外，還發現了「勞動黨黨章」、「宣言」（又稱「告全國同胞書」）、「標語」、「口號」、「殺人條例」、油印機（包括鋼板、蠟紙、鐵筆等）、「入黨申請書」、花名冊及糧食、斧頭、軍事搏鬥知識教材等大批所謂「罪證」。
該案在當地引起了巨大轟動，主要成員受到了嚴厲處罰，並將一些無辜者也牽連其中。1961年，蕪湖中級人民法院判處黃立眾死緩，將其關押在無為監獄。在1961年至1970年坐牢期間，黃立眾不改初衷，經常慷慨陳詞，抨擊黑暗現實。因其「頑固堅持反動思想和立場」，在1970年「一打三反運動」中被中共處死。
文革結束後，安徽省高級人民法院人法刑三鑒字（82）第107號批復無為縣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中稱：「被告黃立眾為首的‘中國勞動黨’，主要是出於對當時農村受‘左’傾政策的影響，農民生活沒有改善和對‘五風’盛行不滿，想要改變和改善這種現狀，並非出於反革命目的，而且他的主張現已證明有些是正確的，但被告黃立眾為首成立的組織是非法的、錯誤的，原判以反革命集團罪處刑不當，屬冤殺，其餘被告均宣告無罪。」
貌似中共認了錯，但實際上並非如此。一則元凶迄今尚未被追責，二則在西方民主國家看來，成立反對政府的組織根本談不上「非法」和「錯誤」，錯的正是不允許這樣的組織成立而堅持一黨專政的中共。因此，黃立眾的冤情並沒有得到昭雪，清白並沒有歸還。包括筆者在內的許多人都確信，類似黃立眾這樣的冤情的出頭之日，惟有等中共徹底解體那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