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高層政治，迄今為止，依舊是相當黑的黑箱。外面的人們看中國，只能憑藉一點蛛絲馬跡，看看高層人物的媒體露面，拿著放大鏡逐字分析人民日報上的官樣文章。其中最常見的，就是觀察高層人物本身，由他們過去的「表現」，給他們劃類歸隊，誰是保守派，誰是改革派。如果他們心中的改革派上升了，就歡欣鼓舞，如果保守派上臺，就一片哀鳴。此番中共高層換屆，新的政治局7人常委，一般來說，是被外界視為偏保守的，但總書記習近平和總理李克強，由於過去的表現，給人高深莫測之感，所以，各種政治傾向的人，不斷以自家的一廂情願，對之進行解讀。對中國政治解讀，看人下判斷的習慣，不僅主導著西方媒體，也是一班兒國內政治觀察家的偏好。
其實，所有前社會主義的國家，由於政治圈裡盛行兩套話語，人們已經習慣了在正式場合不講實話的政治文化，僅僅從媒體露面的表現來看人，觀察人的動向和趨勢， 是一件十分不靠譜的事兒。甚至，從政治人物的出身，成長環境和所受的教育來看他們今後的表現，也不一定準確。一個慣於後臺運作的政治場，黑箱之內，也許能看到他們的真面目，在黑箱之外，人們看到的只是假面晃動。如果依據外界能看到的有限的身份標識，「太子黨」、「團派」或者清華幫，北大派等等來判斷他們今後行為，恐怕失之毫釐，謬之千里。
1978年之後，中國的改革開放走到今天，整個國家已經不可逆轉地進入了後意識形態時代。中國原本就有的現實主義因子，在鄧小平的強力拉動下，被推向了極致。即使在改革初新舊參半的中共領導層中，原有的意識形態信仰，也變得日益模糊。到了江時代，中共的隊伍，除了少數失落者，絕大多數已經變成了悶聲發大財的追求者和實踐者。胡時代的工程師群體，對於意識形態，充其量只有殘存的教科書的片段，之所以抱住不敢放手，不過基於嬰兒期對奶頭的依戀而已。新的一代，基本上是經過文革，下過鄉，然後在改革開放前後進大學，經歷了理想破滅，大起大落的一輩。即使往好了說，也是一群什麼都似看明白了的徹底的功利主義者。對這些人而言， 怎麼做，第一看位置，第二，也是最關鍵的，看利益。有句俗話，是我最喜歡說的，那就是形勢比人強。判斷中共高層今後的走向，關鍵要看形勢，有沒有逼他們非做什麼和不做什麼的形勢。
一、主題詞的轉換
雖然說，自打1978年之後，在中國，革命已經被改革所取代，成為中共掛在嘴邊的流行用語。但人們都清楚，過去的十年，實際上並沒有改革。儘管你可以說，這十年的中共高層對此也有分歧，但守攤子還是壓倒性的意見。以今天而論，人們當然可以把這種守攤子的行為，歸結為工程師一代的個人屬性，但守攤子也有守攤子的情勢。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新一輪的經濟改革，在解決了姓資姓社的意識障礙以後，整個國家噴發出來的求財狂熱，激發了改革年間最狂熱的經濟浪潮。持續的高速經濟發展，遮蔽了一切。胡溫接掌大局之時，這個國家的執政黨，變得空前的富有，國家的強制機器，也空前強大。古今中外，任何一個專制體制，進行變革都是被迫的。 如果沒有非改不可的情勢，沒有一個專制者會進行改革，連微調都不可能。我們今天可以罵胡時代的停滯甚至倒退，但胡溫的確有停滯的本錢。客觀地說，胡時代儘管政治上相當保守，但領導層內還是有人意識到了改革成果的分配嚴重不公，留意到了底層民眾的困境。至少已經著手在推行社保和醫保，而且減免了農業稅，改善了在鄉務農的農民的生存狀況。只是因為他們不敢觸動舊的城鄉二元體制，也不敢觸動權貴和官僚階層的利益，相反，還盡力遷就甚至討好這個階層，所以導致這樣的所謂社會改革，一項也沒有完成。不改革的後果，在胡溫當政的後期，顯現得愈發明顯。各種社會衝突，尤其是官民之間的衝突，愈演愈烈。由於執政者感覺自己有本錢，所以，他們解決問題的方法，不是改革，而是維穩。用錢擺平，用行政機器乃至警察擺平。一度流行的一句領導口頭禪是：能用人民幣擺平的矛盾，都是人民內部矛盾。到了維穩耗費了巨大的資源，有點難以為繼之時，上面積習已成，難以改變，也沒有勇氣和魄力改變。於是，維穩和粉飾太平相伴而生，相輔相成。最高層也明顯在鼓勵下級粉飾太平，把上訪數量、群體性事件以及事故傷亡數作為政績考核指標，實際上就等於暗示下面必須粉飾太平。國家信訪局，也因此變成了拿錢銷號局，即拿了地方的錢，把上訪記錄銷毀，從而讓地方這方面的記錄少一點。
歷史上，凡是到了從上到下一起粉飾太平的時候，毫無例外，都是危機到來之時。在危機的前夜接手的新班子，顯然沒有繼續維穩的本錢，沒有這個本錢，自然不能做這個買賣。儘管新的總書記過去給人的印象是穩，求穩，但繼續維穩，卻不是他的選項。從各方面的跡象表明，今後的歲月，如果不出意外的話，改革將會重回中國政壇，成為這一時期的主題詞。新上任的總書記，選擇去的第一個地方，是深圳，深圳儘管近年來已經沒有了改革氣息，但它跟鄧小平一樣，在現代中國的符號象徵意義，仍舊是改革。總書記此行發出的信號，明白無誤地表明瞭，他要像鄧小平一樣，再一次重啟改革。
二、改革可能的方向
改革是形勢所迫，改革是為了緩解危機。一句話，改革是為了保住中共的執政地位。十八大的政治報告，提出的所謂既不走「老路」，也不走「邪路」的政治宣示，實際上就是這個意思——要改，但改是為了保住政權。別的不說，單說世情，一個社會，從意識形態上講，右派不滿意，左派也不滿意；從階層上講，窮人不滿意，富人也不滿意；從社會身份上講，民眾不滿意，官員也不滿意。如此普遍的不滿，在迅速蔓延，還不說明問題的嚴重嗎？但是，就一般而論，狀況好的時候改革，風險要小，而狀況不好的時候改革，風險就大。雖說，錯過改革的機遇，是件令人惋惜的事，但新一屆的中共領導人，卻只能吞下這種惋惜，戰戰兢兢地面對風險。留給他們的選擇，只有一條路，既要改革，而且改出成效，同時要規避由此帶來的風險。這樣的走鋼絲，很難，但又必須走。政治體制的改革，是人們一直期待的，但新班子是否會單挑政改說事，卻不一定。今後的改革，還是改革，只是，不可避免地要觸及政治領域。
當然，按照新官上任三把火的慣例，新班子上臺，總得幹幾件漂亮事兒，三板斧砍下去，樹立威信。反腐敗，是最合適的選項。抓出幾個大個的貪官，民心大快，新班子的形象威信也就都出來了。近來，似乎也有這樣的苗頭，北京甚至傳說要搞運動整風了。然而，當今之時，比不得從前。老百姓對於「加大反腐力度」這種事，已經高度「審美疲勞」，無論是紀委抓大案，還是搞運動，無非來時一陣風，過後腐敗照舊。老調子已經唱完，再唱，也沒有什麼新意了。可以肯定，延舊思路反腐立威，多半會是啞炮。
一般來說，自1978年以來，經濟改革是當政者比較喜歡做的事情。但是在胡溫的十年中，經濟改革也基本上止步不前。壟斷領域的開放，因玻璃門的存在，開而不放，民企根本進不來， 但政府對此卻毫無作為。金融業的改革，改了多少年，還是跟世界難以接軌。民企融資難的問題，愈演愈烈。加工製造業升級換代，也是喊了多少年，礙於制度和人才的瓶頸，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而加工製造業向勞動力價格較低的地區轉移，是一個趨勢。由於經濟的發展，中國原有的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優勢，正在喪失， 加工製造業的萎縮，已經成為事實。作為這些年經濟發展原動力的民營企業，由於政府不良所致的經營環境的惡化，國進民退的緊逼，輿論上「原罪」論的抹黑，再 加上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員借打黑為名的侵奪，雪上加霜。民營企業最有活力的溫州，企業倒閉成潮，沒有倒閉的，也只熱衷投機。這樣的變化，對於中國經濟來說， 是致命的。當然，更致命的也許是日益龐大而且掠奪性的地方政府，以及這些政府龐大的地方債務。這些大多數都是惡性的債務，到了還債高峰時節，就需要中央政 府為之買單了。有人甚至預測，2013年，也就是今年，中國的經濟危機就會到來。
即使僅僅為了應對經濟危機，新班子首先要做的事，也該在經濟領域。別的國家，政府應對經濟危機，沒有多少高招。但中國有特殊的國情，只要推行對國企的改革， 切實開放壟斷領域，在這些國企一統天下的領域實行私有化改革，馬上經濟就會還陽。中國的壟斷領域，石油、電訊、電力、鐵路、能源和金融，蘊含著太多的商機，只要私有化的大門一開，一個比江朱時代更為洶湧的投資熱潮就會出現，而國家也會從中獲得更多的好處，比現在國企壟斷情形下拿到的稅收和利潤，大到不可以道里計。客觀上說，儘管我們說過去三十多年，中共一直依賴經濟發展作為執政合法性的來源的做法，並不高明，但在整體政治結構沒有改變的情況下，還只能依賴這樣的合法性。只有經濟好轉，新班子立足才穩，而且才能有本錢做進一步的改革。同時，由於這些壟斷性國企這些年一直通過壟斷地位，榨取民眾的膏血，獲得超額利潤，國企的高層，過著驕奢淫逸的生活，因而積累了太多的民憤。只要動了這些壟斷的蛋糕，即使動的不怎麼巧妙，也會爭得民意的支持，對恢復政府的公信力，有著莫大的好處。無疑，這是這項改革給新政府的政治紅利。
新班子比較方便做的第二樁事情，是司法改革。胡溫十年，司法改革不進反退，是個不爭的事實。改革開放之初，在黨大還是法大的爭論中，最後的結論還是法大，而現在黨比法大，已經成為從理論到實踐的事實。黨政行政部門對司法的全面專政，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強調黨對司法絕對領導的結果，是使得司法變成了地方黨委，尤其是地方黨委書記個人的工具。不過，這樣一來，司法也就失效了。不僅難以作為官民之間的仲裁者，連一般的民事糾紛都難以解決。無論什麼案件，法院怎樣判決，都沒有人服氣。中國民眾上訪潮的持續不退，固然跟地方政府維穩的應對方式有關，但最重要的因素，還是由於司法的失效。司法的失效，連帶著出現的另一個社會問題，是三十多年改革中湧現的律師群體，變得生計越來越艱難，對體制的反彈越來越強烈。在某些御用理論家眼裡，律師已經成為需要嚴厲打擊的新黑五類，而在事實上，律師與政府的對抗的確在升級，而地方政府也的確把律師作為重點防範和打擊的對象。
事實上，如果沒有出現這十年的倒退，中國的司法改革一直都在進行中。現在需要做的，是把這個中斷的過程接上就可以了。即使一時半會兒做不到司法獨立，至少也得讓司法獨立於地方政府。這對於恢復司法的功能，是必須和必要的條件。作為司法改革的第一步，廢除勞教制度，眼下已經呼之欲出了。恢復司法的有效性，對於改善官民關係，恢復政府的威信，有著立竿見影的效果。不用擔心司法的獨大，因為現在黨政機構已經擴張到如此地步，即使司法獨立，在最初也只是一個小山頭， 可以起到對黨政專權的一點點遏制，就已經很了不起了。但是，只要司法改革走到這一步，就會對提振民眾和知識界的士氣，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
第三個眼下就能做的事情，是推進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變革和基層地方長官的直選。改革三十多年來，各個地方曾經對激活人大制度以及推行基層地方長官的直選做過一些嘗試，但是，這些嘗試先後都被叫停。不僅如此，地方人大負責人由地方黨委一把手兼任，而且自薦參選的人大代表候選人，參選之路也越來越難。這樣的倒退，使得建構基層權力制衡機制的嘗試，全部落空。當然，這種倒退，也給後來者的改革，留下了社會心理層面的空間，只要在這個方面推進一點，都會有很好的反響和社會效果。以往這方面嘗試的經驗證明，凡是實行直選的地方，官民關係都有很大的改善，民眾上訪的數量都有大幅度下降。
推進國企改革，可以緩解經濟危機。而推動司法和人大改革，則是為了緩解政治危機。經濟危機的緊迫，已經不必再說。政治危機，在某種程度上，比經濟危機還要緊迫，而且反過來，會刺激經濟危機的提早到來。中國的再度現代化，是官府拉動的。在這個過程中，由於政治改革缺位，使得官府的膨脹，權力的擴張，達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境地。官府掌控一切，官員擁有一切。而且還不斷利用手中的權力，侵奪民眾。即使不算三公消費，官員的待遇之優裕，特權之廣泛，也讓所有的社會職業都黯然失色。當然，由此也導致官民矛盾空前激化，網路上的仇官情緒，高到嚇人的境地。沒有任何一個時代，官員能被人恨到這個地步。社會上有關無官不貪的謠諺，已經升級到了第三版，只要流出官員貪腐的傳言，不管真假，人人都信之不疑。這樣的狀況，顯然是一種政治危機的前兆，緩解官民矛盾，可以說是新班子的當務之急。所謂的緩解，能做的，就是限制官僚集團的擴張，拿掉他們手裡的工具。
三、改革的變數
跟1980年代的改革不同，當年改革的大敵，主要是中共傳統意識形態的舊觀念。而今天改革的勁敵，卻是利益集團。上面列舉的三項可能的改革從技術層面上，難度都不大，但如果真要推進，都會面臨利益集團的抵抗。這樣的抵抗，能大到何等地步，真是無法預測。
經濟領域的國企改革，當然會觸動壟斷國企的利益集團。儘管這些壟斷集團名聲很臭，但它們的確擁有巨大的經濟實力。而且，掌握這些壟斷集團的，多半是些超級權 貴家族，能不能動得了他們的蛋糕，或者說怎樣動，都是一個天大的難題。動這些蛋糕，會不會由此引發一場激烈的黨內鬥爭，從而撼動剛剛穩定下來的政局，實在 令人難以說清楚。
而司法和人大的改革，觸動的都是地方官僚集團的利益。沒有民告官，沒有監督的日子，是官員最愜意的天堂。司法（包括勞教制度）和人大，原本都是地方官僚集團手中的工具，現在要把這些工具從他們手中拿走，而且反過來變成他們的威脅，沒有人會樂意的。豈止不樂意，這是是傷筋動骨的痛，這樣的痛，會導致激烈的反彈。因為，這樣下去，不僅蛋糕被動了，而且可能以後再要分蛋糕，就不大好下刀子了。
儘管我們說，從理論的角度，壟斷國企的利益集團和地方官僚集團，他們的整體利益，跟現在的中央高層是一致的。但在中共傳統的意識形態已經破產的情況下，整體利益，已經沒有人相信了。雖然利益集團無非是攀在中共這棵大樹上的籐，但樹的死活，籐是根本不在乎的。所有的攀龍附鳳之徒，都是依附在龍鳳身上的寄生蟲， 他們要的，只是自己的眼前利益。在古代，即使沒有機會逃到國外，寄生蟲都在禍害寄主，何況今天，利益集團的成員，都知道留後路，實在不行，就溜之乎也。他 們想的，做的，無非是撈點是一點，能撈一天是一天。現在的官僚集團，已經膨脹到了這個地步，老百姓已經養不起了。只要經濟稍微放緩，地方政府賣地的收入有所減少，他們就會對民營經濟痛下很手，甚至不惜竭澤而漁。官僚集團的存在，原本是支撐體制的，但現在異化成體制的蛀蟲。改變這個狀況，不能指望利益集團良心發現，更不能期待他們繳械投降。當今之世，中共不改革，只能等死。要改，就只有打破利益集團阻抗的華山一條路。
說實在的，後威權時代，權威的遞減是條規律。從鄧到江再到胡，中共最高領導人雖然職位越來越多，黨政軍大權一把抓，但個人的權威卻越來越低。所以，我根本不 指望現在的新班子會施展鐵腕，衝破阻力，推動改革。即使最高領導有此心，他們也沒有得心應手的工具，沒有可用之人。現有的官僚機器，即使沒有利益糾葛，指望他們來推行改革，也是不可能的。更何況，哪怕一點小小的改革，都會傷及他們。
應對之道，唯有開放。從來改革的前提就是開放，不僅對外開放，還要對內開放。晚清的新政，現在史學界評價不高，但如果我們看一看當年國外的反應，以及在華西方人的觀感，就會發現，這場改革實際上成效顯著。過來人如果客觀一點的話，也都認為改革很有新氣象。經濟狀況大幅度好轉，各項新的建設蒸蒸日上，各項改 革，大體都能見到成效。但人們公認，晚清的吏治腐敗透頂，官僚機器已經腐朽。改革之所以有成績，就是因為引進了社會因素，讓全國的紳商，尤其是新式的紳商參與改革。通過地方自治、地方准議會的選舉，開放媒體和社會團體三種渠道，讓社會的中堅力量參與到新政中來。而新政的失敗，革命的發生，恰是朝廷的少年親貴，倒行逆施，力圖收權，傷了眾多紳商的心所致。所以，改革若想成功，壓制利益集團的反抗，唯一的途徑，就是引入民意，將社會力量引進來，借民意壓制利益集團。事實上，地方官僚集團和壟斷國企的名聲，早就被他們自己搞得臭不可聞，只要新班子不再為這些集團背書，適當地放開媒體，圍剿這些集團，事情就好辦多 了。
當然，更危險的局面還不是利益集團的反抗，而是中共政治格局的微妙。人們都明白，路走到今天，即使在明面上，支撐中共執政的力量，也只剩下了官僚集團。維穩情勢下，各級官員的安保為何如此嚴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民眾的敵意。官僚集團和壟斷國企集團，是這個政權的四梁八柱，雖然是很不穩固的四梁八柱。在王朝時代，統治者的基礎，除了官僚集團，還有鄉紳，現在政權的基礎，比王朝時代還要薄弱。
再薄弱的支撐，也是支撐。改革的風險，是因此喪失了現有的支撐，又沒有得到其他的支撐。當然，改革的結果，也有很大的可能因此而獲得別的支撐，尤其是民意的 支撐。也有可能因此而開啟更新官僚隊伍的進程，用一個比較清廉而且精幹的官僚隊伍，取代現在低效而貪腐的隊伍，正如中共多年追求的新加坡模式。但是，不能 不說，若要實現這樣的結果，難度還是相當大的。這需要改革的操作，不犯大的錯誤，而且方法對頭。做到這一點，如果僅僅依靠現有的政府班底，包括官方的所謂 智庫，是根本無法實現的。1980年 代的改革，之所以卓有成效，在很大程度上是主導者直接從民間的年輕知識份子發生了聯繫。這樣的聯繫，已經中斷多年。現在的官方知識界，事實上已經為官方多 年倡導的犬儒化所廢掉，不僅失掉了在民眾的威信，而且失掉了本應具有的知識品格。本該作為改革支撐的知識界，居然成為進一步改革的負資產，不能說不是這十年停滯的一個最大的諷刺。
未來改革的最大變數，跟改革的動機有關。可以理解中共新班子重啟改革的動機，有哪個專制政權的改革，初衷不是為了保住自己的掌權地位呢？即便自由派人士津津樂道的臺灣的蔣經國，在開放黨禁和報禁的時候，真正盤算的，也是給國民黨帶來更多的機會。失去政權，僅僅作為一種不得已的可能性後果。但是，新一輪的改革，即使根本不碰風險比較大的黨禁和報禁，也依然存在著牽一髮動全身的可能性，進而危及中共的統治。更可怕的是，黨內外的保守勢力，也會不斷地拿這點來說事兒。戊戌維新時，「保中國還是保大清」的夢魘，會不斷舊夢重現，困擾著執政者。據說，最近黨內高層最喜歡讀的一本書，是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 但願，他們能讀得懂，讀出改革的風險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讀出學界流行的「改革等於找死」的意思來，那麼，新班子的命運就很可悲了。當然，即使中共高層對托克維爾的解讀都正確，也可能因為突然間某個失誤，導致民意洶洶，或者現有的支持者強烈反彈，黨內意見覺得已經危及統治了，已經進行的改革會因此而中斷。 中國歷史上，這樣的事情並不罕見。戊戌維新就是這樣被中止的，後果慘不忍睹。而晚清新政的大好局面，僅僅是因為新上臺的權貴擔心失掉權力，一改放權為收權，改革就被革命給毀了。二十多年的中國改革，也差點因為那場風波毀於一旦。如果不是當時政治強人還在，而且採取了非常手段，中國政治會走到哪裡，還真的說不好。歷史的教訓告訴我們，中斷改革，比根本就不改，危險性要大上不知多少倍。但在保守勢力仍舊還有市場的情況下，中斷改革的危險，隨時都會有。因為， 新一輪的改革的啟動，初衷就有問題，他們為自己的行為，只準備了一種可能。就情理而言，天底下哪兒有這樣的好事，只能成功，而且按主導者設計的方向成功， 不能失敗。
胡溫停滯的十年，不僅培育了一個無用而且犬儒的知識界，而且滋生起相當數量的保守派。這裡，有操著西方學術話語的新左派，更有堅持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毛左派。 毛左派本身，也分體制內和草根兩種。雖然，在理論上，左派的言說，並沒有多少說服力，很多人根本不屑講理，喊打喊殺。但他們的崛起，卻跟這十年社會矛盾激化，弱勢群體受到冷遇的現狀有關。當局的縱容，薄熙來的鼓勵，給了這些沉渣泛起的左派打了一支強心針，雖然薄熙來倒臺，但強心針的功效卻還沒完全消退。在今後的改革中，這個勢力，會不斷地出來發難。而當局恰好有一個無論如何不能失去政權的軟肋，只要這個軟肋存在，改革的前景，就有一層濃重的陰影。
四、簡單的結語
過去停滯的十年，造成了一種非改不可的形勢，也積累了很多改革的負資產，但是中產階層壯大了，人心變了，社會生態變了。雖然左派的聲音還很響，中共黨內的保守勢力也在頑強地拉車倒退，但時代的確變了。十年前還是大逆不道的觀念，現在已經在網上成為了常識。回到毛時代的最後一搏，隨著薄熙來的倒下，已經成為明日黃花。中共新領導人明白，走出自身的困境，緩解危機的唯一途徑，是繼續改革。前面提到的三事，只是中共新領導人最方便做的，他們能做哪個，還是未定之數，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他們沒有不做的本錢。做了之後，會產生很多變化，這些變化，沒有人能夠清楚的預測出來。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如果做到半途，改弦易轍，死路一條，除此而外，無論怎麼變，中共的前途，都會比不變要好。儘管中共跟國民黨比，包袱更多，歷史的欠債也更多，但要爭取一個好的前景， 唯一能做的，還是盡力改革，做好事。歷史上每個專制集團，都有欠債，都有包袱，若要新生，唯有脫胎換骨，從來沒有過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