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有了薄熙來的重慶代表團依然是兩會關注焦點，現任市長黃奇帆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自稱經濟學者，在回答「重慶債務危機」問題時，透露出重慶十年間賣地收入4000億元，因此不會破產。
今年的兩會上，重慶代表團依然很「熱」，北京媒體《新京報》採訪了重慶市市長黃奇帆，他表示不願意記者提「八卦」問題，顯示出對有關「薄王事件」、重慶不雅視頻導致官場地震等問題的戒備，並以經濟學者身份，引導記者提和重慶經濟有關的問題。
期間《新京報》向黃奇帆提出有關「重慶因大力發展城市建設，是否揹負債務危機」的問題。黃奇帆表示外界的質疑不是事實，重慶的不良資產率是最低的，其奧秘就是土地儲備：「國務院 2007年要求全國各地搞土地儲備的，我2002年剛到重慶就儲備了，儲備了40多萬畝地，這十年用了20萬畝，每畝地賺200萬，這就四千億，扣掉土地征地本身的成本，大約有兩三千億的額外收入，就把基礎設施建設的開支抵掉了。」
黃奇帆以此回答證明重慶在國家要求的地方債務標準綠燈之內，無意中揭開了經濟學者無數次提及的「地方土地經濟」問題。早在今年1月23日重慶的國資工作會上，他就曾強調重慶土儲備原則，並表示40萬畝的土地儲備是因為城市發展過程中，土地不斷增值，政府儲備土地以防落入房地產商腰包。他也認為重慶是除香港外中國儲備土地最成功的城市。
以薄熙來拍檔形象出現，被公眾熟知於去年二月的「王立軍逃館」事件後。去年兩會期間，黃奇帆在接受香港「鳳凰衛視」採訪時，首次承認在王立軍進入成都美領館後，他本人前往現場，但並未帶70餘輛重慶警車前往，而是四川警察曾包圍美領館。就在外界揣測他受「王立軍事件」影響仁途堪憂時，黃奇帆屹立重慶政壇不倒。2013年1月31日，黃奇帆在重慶市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再次當選為重慶市長。
「各地方政府到底賣了多少地，儲備了多少土地？」
早在2011年1月中國國土資源部部長徐紹史稱2010年全年，中國土地出讓成交總價款2.7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加70.4%，徐紹史同時亦承認，中國土地出讓制度導致目前利益分配不合理，社會矛盾突出。
清華大學社會學者李楯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表示黃奇帆所提及的「土地財政」情況，目前在中國其它城市中也普遍存在，但由於中國政府信息的不透明，中國地方政府土地儲備總量不詳：「因為政府信息公開做得不好，所以我們很難確切的說政府賣地、和土地儲備有多少，但根據我們多年來研究所作出的判斷，數量應該是不少的。」
李楯也直指地方政府「土地財政」的作法存在嚴重問題。在上世紀90年代後，中央財政和地方財下「分灶吃飯」，造成地方財政被迫依賴「土地財政」存活，其後地方政府在巨大的土地利益面前失守，主動的通過「土地財政」去搞城市發展、「新農村建設」等：「而且這種發展是不可持續的，黃奇帆現在說他們手裡有多少土地，債務不成問題，在目前這種體制下，沒有大的變化可以這麼說，但長遠來說存在潛在的風險。如果一旦中國經濟出大問題，那時候你賣地誰來買？」
重慶拆遷過程中出現的「最牛釘子戶」
「這實際上是一種掠奪」
有網友在網路上逐字解讀黃奇帆給記者的答案，對其中提及的征地成本，只佔4000億賣地收入中不足三分之一表示關注，對其中巨大的收益和成本對比，李楯認為這實際表明瞭政府對公眾的一種掠奪：「你們把土地成本靠一種強權壓得這麼低，到你們手中可以賣大價錢，這是一種掠奪。城市的拆遷、農村的征地至今是中國沒有從根本上解決的大問題。」
李楯也認為一個地方政府官員以突出政績的方式揭出「土地經濟」，忽視了其中公眾利益受損部分，也未能預見這種經濟模式在未來的風險及尋找如何解決這種問題的方法：「一個是土地到底是誰的？房子到底是誰的？而且土地使用權在我手裡，不能說明天就被政府拿走了；另外中央地方如何分權；最根本的改變在於憲政構架的建立。」
旅德學者王維洛早前發表文章《1982年一場悄無聲息的土地革命》，指出在1982年中國《憲法》通過修改1978年《憲法》，在第10條中規定：城市的土地屬於國家所有，這一文字簡單的法律，給了中國幾十年間不斷擴大「城市範圍」，將土地變為"國有"的合法性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