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兩位美國學者戴倫．艾塞默魯、詹姆斯．羅賓森合著的書《國家為什麼會失敗：權力、富裕與貧困的根源》以兩人十五年來共同研究的成果，論述造成國家貧富差異的原因。作者認為，是制度──是我們如何組織社會來生產並分配資源的制度過程，決定了一個國家今天是否繁榮昌盛！作者提出，制度是經濟發展的前提，也是決定國家走向興盛或衰敗的最大原因。作者以很有說服力的方式證明，國家只有在具備適當的經濟制度時才能擺脫貧窮，尤其重要的是私有財產制與競爭。更具獨創性的是，他們認為，當國家擁有開放的多元政治體系，可競爭政治公職、選舉權普及，同時新政治領袖有機會崛起時，才比較可能發展出適宜的制度。一些評論認為，本書作者的重大貢獻的核心就是政治制度與經濟制度的緊密關聯性。
作者在寫書的序言時，北非和中東正經歷「阿拉伯之春」的震撼。作者在書中指，這些國家內部不滿的根源在於貧窮。埃及人平均所得水平只有美國人的十二％左右，預期壽命則少十年；二○％的埃及人口生活在赤貧中。
為什麼埃及比美國貧窮這麼多？有哪些限制因素使埃及人無法變富裕？埃及的貧窮是無法改變的呢，或者它的貧窮可以根除？作者認為，對埃及人來說，導致他們落後的原因包括一個無能且貪腐的國家，一個讓他們無法發揮才能、雄心和原創性的社會，以及他們所得到的教育。這些問題的根源是政治。所有他們面對的經濟阻礙，來自於政治權力在埃及由少數菁英行使與壟斷的方式。埃及民眾認識到，這是他們首先要改變的事。在本書中，作者論述解放廣場上的埃及人看法才是正確的，而不是大多數學者和評論家的看法。作者稱，埃及之所以貧窮就是因為它被一小群菁英統治，他們以圖利自己的方式組織社會，犧牲了大多數人的利益。政治權力集中在少數人手中，用來為掌權者製造龐大的財富，例如前總統穆巴拉克顯然累積了七百億美元財富。輸家是埃及人民，而且他們有切身之痛。
作者還運用其觀點對目前流行的中國崛起論提出了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中國目前的政治經濟制度，本質上仍是一個榨取型制度。改革初期的高速經濟成長，有一部分是由於將誘因結構引進原來完全無效率的生產制度，因此將整個中國原來完全錯置的資源「歸位」所產生的。另一部分則是因短期內快速引進了最有效率的生產技術取代原有低生產力技術而來。
因此一開始的高經濟成長率，是在基期很低的情況下計算出來的，即使以購買力評價計算，中國每人平均國民所得在二○一二年也只有八千八百美元，比泰國、哥倫比亞、土耳其都還要低。而近期的經濟成長，也有部分是由於共產黨獨佔大量的經濟資本，因此可以藉由在短時間之內移動大規模的資源到某個部門而來的。而在這個過程當中，擁有審批權與選擇性執法權力的政治菁英，才是趁機攫取了大部分的經濟租的最大受益者。
最近有關中國是由幾百個菁英家族透過綿密的政商關係加以統治的報導，以及前陣子《紐約時報》的獨立調查所揭露的總理綿密投資網路，似乎證實此言不虛。而在這樣榨取型的政經制度之下，權力輪替的後果不是人民福祉的改善，而只是換了一批不同的政治菁英獲取利益而已。雖然在過去幾年，我們的確見到中國出現了一些零星的政治改革，但是這似乎仍不足以將中國推向一個廣納型政治與經濟制度之間的良性循環。
另一個作者對中國發展不表樂觀的理由，則是來自於所謂「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 destruction）的概念。此概念認為，經濟發展的過程，經常是不連續的──每隔一段時間，總會有人冒險成功，導致一個翻天覆地的大改變，這個新生產技術會將舊技術徹底淘汰，而這比起在原有的技術上做小規模的改良，是更能夠增進生產力的。但是創造性的破壞只能在廣納型制度下才有辦法被孕育──想像依靠舊技術獲利的政治菁英，怎麼可能不運用各種力量去打壓此一威脅他們既得利益的點子。因此中國只能山寨既有的技術，無法在自己的制度下透過創造性破壞的過程，發展出取代舊做法的新技術，這樣很容易就會達到經濟學上所謂邊際產值遞減的狀態，無法再繼續支持經濟成長。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們對中國宣稱已經找到結合「政治控制與經濟成長」的神奇處方這個說法不買帳的緣故。以下這個稍帶嘲諷的說法，準確地傳達了他們的訊息：「你可以想像一個二十歲的大學輟學生，向國有銀行貸款，準備開一家可以挑戰國營企業的公司嗎？在中國？除非他是政治菁英的一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