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6歲的王恩明一直在掰著手指期待退休，因為按照他的工齡，退休以後大約每月可領到1500元左右的退休金。而王恩明現在每個月的工資只是這個數額的一半。
但經歷過多次失業的王恩明依然非常珍惜現在這份來之不易的交通協管員工作。
那個說不清的年代
1970年，王恩明畢業於家鄉天津市紅星中學，拿到初中文憑的王恩明在畢業的第二天，便跟隨全天津市的應屆畢業生響應當時的「上山下鄉」政策一起來到了大西北。
激情滿懷，浩浩蕩蕩。清一色十七八歲的青年男女，哪裡最荒涼、最偏僻，荒無人煙，就往哪裡鑽。
按照當時的政策，王恩明來到了內蒙古的河套平原（今巴彥淖爾市）。一邊練兵以備戰鬥，一邊墾荒。
王恩明說：「那時候叫兵團，基本類似於軍事化的管理，練兵還是主要的，因為當時中國和蘇聯的關係正緊張。」
這樣的狀態一直持續到了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王恩明所在的兵團也即將撤離，於是兵團戰士的去向和安置問題成了當時的社會熱點問題。
「因為都是20剛出頭的年齡，已經開始獨立生活。一時間，返鄉、進城、調動成了人們熱議的話題，瞬時每個人因為未來的出路問題慌亂起來。」王恩明說。
雖然王恩明說那時並不存在「就業、失業」這樣的詞彙，但與他情況相同的大批年輕人對未來的慌亂不亞於現在的大學生就業大軍。
當時，返城的條件很苛刻：在當地已經成了家的不能返城；已經找到工作的不能返城。返城要托關係，而且要抹掉以前的工齡。
王恩明說：「其實，從1970年我們從天津來到內蒙古開始，就已經計算工齡，但是後來返城政策規定，要是申請返城就要放棄這六七年的工齡。就這樣還是有很多人放棄了，因為大家想回家。」
到目前為止，王恩明並不知道自己選擇的路究竟對不對。「一切都不好說，不管回天津還是在呼和浩特，很難說在哪裡會生活得更好。」王恩明說。
王恩明之所以來呼和浩特主要還是因為他的妻子。他和妻子是1974年在兵團工作時相識並相知相戀的。因為妻子的家在呼和浩特，返城高峰來臨時，王恩明為了跟妻子生活在一起選擇了工作調動，即申請從巴彥淖爾盟調到呼和浩特。
王恩明說，「其實這一過程並不容易，不僅要托關係，還要事先找好接收單位，托關係最起碼是團級以上的關係。」
經過努力，王恩明最終達成了心願，跟隨妻子一起去了當時的呼和浩特市牛奶廠工作。「不僅帶走了六七年的工齡，還有了新工作。」王恩明說，「在當時我是比較幸運的。政府並沒有好的安置政策，想回家？想返城？可以！不僅要放棄工齡，回城後的工作還要自己找。那麼多人工作怎麼找？於是，很大一部分人成了待業青年。」
如果問王恩明有什麼技術，王恩明會非常尷尬，因為從1970年來到內蒙古至今，生活工作了幾十年，但王恩明說，他並沒有做過什麼有技術含量的活。真正學文化學技術的時代全部浪費在了那六七年的練兵、墾荒上。
在牛奶廠養奶牛直至1981年，奶牛場的效益越來越差，王恩明不得不考慮換一份工作，「那時候人的思想比較單純，沒有什麼送禮、受賄之類的想法，從這個廠子你想去那個廠子，就托個能跟領導遞上話的熟人一聯繫，大多數都能如願。」
1981年王恩明離開了牛奶廠，進入另一家工廠開始了新工作。
在隨後的幾年裡王恩明一直在不斷地換工作，但最後還是沒有逃避下崗的命運。下崗後的王恩明，曾經嘗試著辦過工廠，做過生意，但都沒有成功。
「那時候哪像現在的大學生呀！最起碼有學歷、有文憑，有許多單位招聘。我們年齡偏大，一沒文憑，二沒技術，想為社會做點貢獻，都沒地方要你。想學文化時趕上了‘文化大革命’，能學技術時碰上了‘上山下鄉’，好不容易有份工作偏偏又遇到‘國有企業改革’，我們這一代真是頗為倒霉的一代。」。
（本文略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