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寧坤教授的《一滴淚》寫的是三十年的家庭史，也是中共從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中的洗腦史，更是中共政府對人民的三十年的迫害史。
一九五一年初，正在芝加哥大學寫博士論文的巫寧坤接到了北京燕京大學陸志偉校長的急電，聘他擔任燕京大學英語系的教職。他毫不猶豫地放下即將到手的博士學位接受了「祖國的召喚」。上船前，他問來送他的同學李政道為什麼不回去為「新中國」服務，李政道笑著答道：「我不願讓人洗腦子。」巫寧坤當時不明白腦子怎麼洗法，也並不覺得有什麼可怕。
到了燕京大學剛剛六個星期，剛成為燕京大學最年輕教授、三十歲剛出頭的巫寧坤就趕上全國知識份子思想改造運動，這時他才初嘗了腦子是怎麼個洗法和被隨意扭曲的滋味。運動伊始，他們這些高級知識份子先去中南海聽周恩來的冗長政治報告，七個小時。回到學校後便是沒完沒了的政治學習、討論、批評與自我批評、與自己的過去劃清界限。
隨後而來的「十一」國慶大遊行更是激動人心的心腦大洗禮，那令人心旌動盪的紅海洋，愛國知識份子的熱血沸騰，熱浪般人潮的呼聲「毛主席萬歲！」「偉大、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在這群情激盪的紅海洋中，哪個「愛國青年」不被感染？
緊接著，「三反」「五反」運動開始。燕京大學結合「三反」運動，把「反對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作為運動重點。反對貪污、浪費、和官僚主義的「三反」運動在燕京大學就變成反對「親美、崇美、恐美思想」、清算「美帝文化侵略罪行」的運動。於是，校長成了「美帝的代理人」，教授們成了「文化侵略的工具」。到十二月，中共北京市委派了一個「工作組」進駐燕園領導運動。於是校長靠邊站，全校停課搞運動。當初邀請巫寧坤返中的陸志韋校長這會兒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中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是「美帝國主義分子」。教授們一改溫文爾雅的氣質，滿嘴黨八股地上臺批判校長。連校長的女兒也慷慨激昂地作了「大義滅親」的發言。批判完校長，下一輪是批判各系的系主任，再下一輪是批判各系的教授。在文學院的一次批判會上，歷史系和中文系的十位教授和講師被控組織「十人團」反動小集團。被批的教授、講師中，有的下跪求饒，有的聲淚俱下地沉痛檢討。
巫寧坤想不出自己回國才短短几個月犯過什麼錯誤，眼看著一個個他平日敬重的前輩們都痛心地檢討，他也如法炮製，痛罵自己，深挖自己的歷史，從家庭出身到長期在美國受資產階級教育，再到迷戀西方文學，等等。他滿以為可以過關了，不料話音剛落，一個英語二年級的男生跳了起來給了他當頭一棒，說他的檢討「膚皮潦草，談遠不談近」。這個學生舉起一本小書，指著書皮，義正詞嚴地質問道：「你從美帝帶回這種下流壞書，腐蝕新中國青年，平日談話中散佈資產階級思想，居心何在？！」書皮上畫著一隻手，指甲塗得腥紅，手裡舉著一杯香檳。原來是一本破舊的普及本《了不起的蓋茨比》，是班上一個男學生早前從巫寧坤教授處借去的。
思想改造的下一階段是「忠誠老實運動」。全校教職員人人都要寫一份自傳，交代從出生到目前的全部經歷，重點是交代本人的政治歷史問題和各方面與美國的關係。工作組宣布，黨的政策是「自覺自願，不追不逼」。巫寧坤先在三人小組會上交代了歷史，接受了盤問，又到文學院教授會上做了交代，接受了大家的啟發幫助，最後還寫出了一份自傳。他自認為萬里歸國足以證明自己的愛國心跡，誰料到，自傳交上去沒幾天，人稱「燕京攝政王」的歷史系教授翦伯讚約他到府上談話。翦伯讚居高臨下的無禮態度讓來自自由美國的巫寧坤吃驚，翦伯讚叼著香菸噴雲吐霧地對巫寧坤說：「看你年紀不大，生活經歷可不簡單。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追不逼，但是你要補充還來得及，特別是重大的遺漏。這是對你利害攸關的，我希望你不要錯過這個機會……你從美國回來，這本身當然是件好事，但是到底為什麼回國，又是怎樣回來的？還有真正的動機嗎？」巫寧坤傳記裡寫道：「一個同仁竟然如此無禮，而且公然威脅，一下就把我惹毛了。」這次談話埋下了巫寧坤以後三十年的苦難，還牽連到他全家跟著受盡苦難。
緊接著，上級宣布全國高等院校院系調整，教會大學一律停辦。於是燕京和輔仁兩個大學按科系分別並入北大、清華、北師大，這兩校的教職人員聽候統一分配。洗腦態度好的教授都留在了北京，巫寧坤卻被發配到天津南開大學。這種毫不尊重個人意志的「組織分配」給在自由美國呆了八年的巫寧坤教授結結實實地上了一節「服從組織分配」的洗腦課。
五十年代初的天津落後貧瘠，一到南開大學巫寧坤便被安置在兩間小平房中，他住一間，母親住一間。巫寧坤不在乎生活的貧苦和枯燥，但是他不能忍受那不斷的洗腦，還有那由上級審查決定後把要教授的課程硬加進馬列主義的枯燥。
每週兩三個下午，教師們都要參加硬性規定的政治學習。規定的學習材料包括毛主席著作、黨報社論、黨中央文件等等。每次開小組會，首先洗耳恭聽一名積極份子朗讀文件，彷彿聽者都是目不識丁的大兵。接著進行討論，人人都得發言，暴露思想，聯繫實際，說明學習文件如何幫助自己認識了錯誤，提高了覺悟。任何參加學習的人都不能沉默，沉默就被認為抵制思想改造。不久他就發現，你永遠是錯的，黨永遠是正確的，提高政治覺悟是永無止境的。大家發言都小心翼翼，聽上去都很真摯。小組長認真記錄，散會後向負責政治學習的黨員幹部匯報。除此之外，晚上全校教師還得上「馬列主義夜大學」。
一九五四年春的一天下午，巫寧坤按時到系裡去參加政治學習，一坐下來，就聽到系主任李教授宣布開會，會議的議程是「幫助巫寧坤同志認識他到外語系任教一年半以來在思想上和其它方面所犯的錯誤」，這突然襲擊使他癱在椅子上乖乖地接受「幫助」。身邊的教師一個接一個地發言批評揭發，把巫寧坤一年半來平時私下的不滿言談都翻了出來。散了會後，許多以前經常交往的同事都遠離他了。巫寧坤對那些落井下石的行為感到氣憤，他更氣憤自己在與人交往中竟那麼天真幼稚。他的好友，從美國歸來的查良錚和助教李天生非常同情他，提醒他說：「我們不是生活在一個自由社會。」
值得慶幸的是，這時巫寧坤在南開大學遇到了他的終生伴侶，時為外文系學生的李怡楷，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和女排健將。怡楷天生的樸實和天真無邪滌蕩了那些毒化著寧坤心靈的對洗腦和教師之間互相攻姦的怨憤，使寧坤覺得南開倒還不是個太壞的所在。他們很快就結婚了。後來的苦難證明寧坤找對了人，怡楷是患難與共的好妻子。
婚後的好景不長，幾個月後，一九五五年一月，中國開始了大規模的「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簡稱「肅反」。全校召開了「肅反」運動的動員大會，大會後，文學院立即召開全系教職員一百多人大會，主持會議的黨員聲色俱厲地宣布巫寧坤是南大的頭號「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一個「反革命集團」的頭目。集團成員包括查良錚、李天生、和一個德語講師。積極份子爭先恐後發言，大喊大叫，氣勢洶洶地拍桌子，把一位曾任溥儀皇帝翻譯官的俞姓俄語講師嚇得當場昏倒，被人抬走。開場狂吠過後，便開始盤問巫寧坤的歷史。提的問題都按時間順序，目的很明顯，要證明他的政治關係一貫是反動的。
巫寧坤開完會剛回到家中，就來了四個不速之客，三男一女，破門而入闖進他家。他們自稱是公安人員，聲勢洶洶地亮出一張「搜查證」。先對巫寧坤搜身，再對他的母親和懷孕的妻子搜身。一個男的問他：「你有手槍和別的武器嗎？」巫寧坤說：「沒有，什麼也沒有，只有一枝筆。」答話時腦子裡突然冒出拿破崙說的話，筆比劍厲害。另一個男的又問：」你的發報機在哪兒？藏在哪兒了？」他意識到，他們已把他當成暗藏的美國特務。緊接著全校開了幾天的批鬥大會，目的是幫助直到現在還沒交代任何問題的巫寧坤，而他們幫助人的耐性是有限度的。
一九五六年二月，黨報出乎意料地刊登了周恩來總理關於知識份子政策的報告。他檢討了建國以來各級黨組織和政府部門在知識份子工作中所犯的錯誤，要求各級黨政領導人和知識份子交朋友，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給予知識份子更多的自由，改善他們的生活待遇。不久之後，中共天津市委員會的一位幹部約巫寧坤談話，表示了歉意。五月中，南開大學人事處通知他調往北京一所為黨中央培養機要外語人材的學院任教。巫寧坤帶著妻子和新出生的兒子又回到北京。
還是好景不長，一九五七年一月開始了「百花齊放」的春天，接著又開始「大鳴大放」的夏天。曾痛恨自己與人交往太幼稚的巫寧坤又幼稚地接受了校方「提意見」的誠懇邀請。在鳴放的激動中，他還用英語高呼：「不自由，毋寧死！」
「引蛇出洞」了，隨之而來的打「蛇」運動如疾風驟雨。
黨不斷地發動一個又一個的整肅迫害運動，可恥的是那些與黨同謀的知分子（有知無識之人），中國知分子的軟骨頭和良知泯滅就是在這個時候塑造成型。下面是巫寧坤書中描寫的反右運動中多數暴政的特有景觀：「接著召開一次又一次教職員大會，舉行「大辯論」。所有我在會議上或私下說的話，以及別人無意中聽到我說的話，都被譴責為對黨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對社會主義制度本身的全面攻擊。我注意到「革命同志」人手一冊，油印的《巫寧坤右派言論集，供批判用》。我在「大辯論」中唯一的權利是承認任何提出的罪名。任何解釋或澄清事實的企圖都被大聲斥責為對革命群眾的「反攻倒算」、堅持右派反革命立場的表現。南開的老同事楊教授聲嘶力竭揭發我當年的罪行。一位曾在哥倫比亞大學專攻戲劇的女教師揭發說，她曾親耳聽到我高呼「不自由，毋寧死！」有沒有這回事？我承認有過。「用反動美國口號進行煽動！」她怒吼道。革命群眾也跟著怒吼。一名黨員指控我提議在滾沸的大油鍋裡油炸黨員。「發泄惡毒的階級仇恨！」又是一陣怒吼。晁先生揭發那次黃教授款待他的午餐是一次右派論壇，他當時是強壓著滿腔怒火聽我胡言亂語。每提到我講過又經他加工的話，他那贏人好感的呵呵笑聲變成了似乎義憤填膺的怒吼。」
不自由，毋寧死！巫寧坤面對的卻是生不如死的殘酷。經過眾多同事的無情批鬥後，他被定為極右派，開除公職，送勞動教養。他在妻子第二個孩子臨產前，於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七日，被一輛軍用吉普車押走了，關進了「半步橋」的北京市第一監獄新開業的下屬單位「北京市勞動教養所」。
以後的三年勞動教養的苦難難以言表，又趕上三年的大飢荒，雪上加霜。勞役、飢餓、疾病，他一次次在死亡邊際遊走。如果不是妻子李怡楷四處「上訪」要求釋放巫寧坤，他就會死在勞改營。三年勞改出來後，他只作為臨時工在安徽大學教書。巫寧坤把這段時間叫做「暫回人間」。中共統治下的好景總是不長，文化大革命又來了。他首當其衝被揪了出來，批鬥大會，下放勞動，歷史又一次重演。他獨自被下放，他的妻子帶著孩子被另行下放到幾十里路外的村子。他們全家在農村苦熬了七年，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全家離開農村，來到安徽師範大學。至此，他家的近三十年苦難才算結束。
《一滴淚》作者的文筆流暢幽默，書中看不到一絲作者被洗腦的黨八股。他以作者應有的高度、頭腦和眼光去描寫三十年來共產黨一系列的整肅運動和知識份子被洗腦扭曲的過程。人物在他筆下栩栩如生。
讀完《一滴淚》後，我的思考並沒有因此而停止，我不禁發問，巫寧坤一家的苦難結束了，是不是中國所有百姓人家的苦難也都一併結束了？巫寧坤經歷的那些門類繁多的整人運動都過去了，是不是中共就再也不搞別的整人運動了？黨對巫寧坤那一代進行了三十年的洗腦，是不是對下一代或下兩代、下三代、下四代就不搞洗腦了？答案顯然是「非也」。
巫寧坤一家苦難的結束並不說明中國所有家庭的苦難也一併結束。中共一次次的不同運動從來都是打擊百分之五的少數人，利用多數來實行暴政。中共暴政史證明，中共的整人運動從來就沒有停止中斷過，它可能對這個家庭的迫害停止了，卻又去迫害別的家庭。
巫寧坤家庭苦難結束回到城裡工作後，中共又開展了一系列的整肅運動，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批四人幫運動，八三年的全國「嚴打」運動，整肅「六四暴徒」運動，整肅「法輪功」運動，這些運動同樣使許多不同的家庭陷入苦難。搞運動中共可以一舉兩得，既整掉了它要整的假想敵，又給沒受整的「被團結的大多數革命群眾」洗了腦。尤其是為時十年直到現在仍未停止的整肅法輪功百姓的運動，凸顯了這個整肅加洗腦的過程：先是媒體鋪天蓋地、狂轟亂炸的妖魔化宣傳，海外中共喉舌媒體助紂為虐地跟進；然後是光天化日下肆無忌憚、登峰造極的非法殘酷迫害。
就像當初警察非法押走巫寧坤和眾多「右派」一樣，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也被押走。他們只因信仰法輪功，沒有任何刑事罪行和合法審判，就被非法押送勞改和抓進監獄。而且他們家庭中的許多家長是被雙雙抓走。法輪功家庭的孩子不准上學，孩子只能失學流浪在街頭。電刑以及各種聞所未聞的酷刑也在整肅法輪功運動中普遍出現和使用。無以數計的法輪功百姓家庭被中共非法迫害，無以數計的法輪功修煉者被折磨致死。這場整人運動比中共統治歷史上的任何一次運動都殘酷和長久。
雖然西方的自由人權思想已在世界普及，但中國的這場迫害運動還是得到海內外廣大中國人的擁護，可見中共的洗腦術並沒有失效。
有人說，李政道所說的「洗腦子」和巫寧坤經歷的政治學習大批判的洗腦方式現在已經看不到了，所以現在沒有洗腦了。非也。由於中共治下的第一代百姓都是來自共產黨不喜歡的、有一定新聞和言論自由度的「舊社會」，所以共產黨使用了政治學習大批判式的洗腦方式，以此把第一代知識份子在「舊社會」建立的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都洗乾淨。但是，對「新社會」出生的第二代、第三代人，中共政府只需利用幼兒園和小學的洗腦教學方式就可以輕易達到同等的洗腦目的，洗腦在小學就可以成功完成。對那些經過了小學洗腦教育的後生，政府只要全方位地嚴密封鎖新聞，那些被洗的腦子便會順其自然地接受官方媒體的單向輸入，中共的維穩殺人等套話說辭就會根深蒂固地箝入人們的腦中。在每個大事件和整人運動前，中共都是以此方式輕易地取得了單向輸入的成功，而且屢試屢爽，被洗過的腦子還能死硬到經久不變。
法輪功被迫害十年後，黨雲亦云的無腦之言到現在仍不絕於耳：什麼法輪功是邪教啊，什麼法輪功自焚啊，什麼法輪功做壞事害人啊，不一而足，被洗過的腦子就是想不到中共是在搞非法群體迫害。六四屠殺二十年後，維穩殺人有理的共產黨邏輯到現在仍不絕於耳，說這話的人好像自己就是那執掌生殺權力的中共屠夫，完全不知道自己也是中共刀下的臣民。
顯而易見，越是奴性大的就越是憤憤地不承認自己被洗腦，越不意識到自己被洗腦的就越沒有是非觀。哪個大陸中國人能躲過中共的洗腦？著文「畝產萬斤「的大科學家錢學森也不能例外。在鋪天蓋地的洗腦宣傳下，他在大躍進和反右運動中均做了丟人的事情，給自己帶來難以洗清的污點。直到十年前，在他八十八歲時，他才終於明白了怎樣維護自己的尊嚴，拒絕了中共上層要他講話污蔑法輪功的要求。中國人都是被中共玩耍愚弄的臣民，唯獨不同的是，有人意識到了中共的洗腦而自覺地進行了反洗腦，而有人（多數）沒意識到中共洗腦仍繼續用中共洗過的腦子思維。那被洗過的腦子如同無腦一樣的空洞可笑，可笑到喪失了價值判斷和是非對錯判斷的最低本能，尤其是喪失了對生命價值的判斷本能。他們一系列混亂思維中最混亂的是對政府權力和個人權利認知的顛倒錯位。
政府權力才是摧殘壓制生命和人權的本源，所以要受到限制和人民的監督。而個人的權利卻有著廣大的選擇自由，只要他不威脅他人的權利和生命，他可以選擇不吃飯、不睡覺、不看病、不結婚、不……，他也可以選擇去信仰自己喜歡的人和事，只要不是暴力。政府不能因此去迫害甚至殺戮這些做自由選擇的人。
一個有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對待政府權力本應以苛求批判的態度對之，對民主政權如此，對極權殺人政權就更是如此，因為權力導致腐敗，權力趨於對個體自由的壓制和摧殘。一個有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的正常人對個人的自由選擇本應以寬容理解態度對之，因為個體的自由選擇是人類生來具有的天賦人權。被洗腦的知分子的思維卻截然相反，他們對執掌權力的中共政府濫用公權力、甚至殺人百般維護，對不看病（看病問題屬於可討論的複雜議題）的無權無勢的法輪功個體的自由選擇卻大喊生命價高。中共政府的群體迫害殺人成了理所當然，而個人的自由選擇反倒成了罪狀。難怪我的朋友、學者朱學淵說：「怕糊塗蟲，更怕自以為是的糊塗蟲。」糊塗蟲當然有說話的自由，也有說錯話的自由。只不過，這種蔑視生命和個人權利的錯話太丟自己的面子，太丟我們中國人的民族面子。我年年在旅遊團遇到各種美國人、澳洲人、紐西蘭人……，他們謹慎地告訴我，許多大陸中國人沒有獨立人格，沒有自由和人權的基本概念。聽到這種對中國人的評價，我就想找個地縫鑽進去。太丟人咯！
我本來簡單地認為，如果沒有通暢的信息，被洗過腦的人就不可能自動自覺地生出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可如今的現實是，既便把那些被洗過腦的知分子（有知無識之人）放在信息通暢的自由世界裡，哪怕放一輩子，他們如不自覺地進行痛苦的反洗腦和反扭曲，那被洗僵化的腦子也不會自動自覺地生出獨立意識和自由思想。只要看看我們周圍的這些在美國生活了一、二十年仍然滿腦子黨文化的大陸知分子，你就會驚嘆中共洗腦術的精湛和對國民洗腦的成功。
中共雖然整人、洗腦六十年屢試屢爽，雖然扭曲奴化了整個國民，它卻在今天終於遇到拚死的抵抗，法輪功百姓一反中國人的奴性反抗了。他們維護自己的信仰自由，杜絕中共的洗腦，給六十年受盡苦難和奴化的中國帶來了希望和前途。
巫寧坤的《一滴淚》所描述的中共迫害和洗腦的苦難歷史是共產極權制度造成的，只要這個極權制度存在，迫害就不會結束，洗腦也不會停止。中共統治越長，人民的災難就越大。鏟除共產極權，鏟除共產黨則是國人不被奴化的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而進行自我反扭曲和反洗腦是維護自我尊嚴的當務之急，這才是巫寧坤三十年的家庭苦難帶給我們的真正啟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