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經常去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統治的俄羅斯，當我向一位熟諳外交政策的睿智朋友描述自己在俄國遇到的最大困擾時，他建議我去讀一下契訶夫(Chekhov)的戲劇《三姐妹》(Three Sisters)。故事講的是雄心勃勃的普羅佐洛夫(Prozorov)家族，家族裡的三姐妹妹奧莉加(Olga)、瑪莎(Masha)、伊裡娜(Irina)受過良好教育，頗識風雅。她們在莫斯科長大，但卻在鄉下困了11年。她們經常滿懷詩意計畫著要回到莫斯科（也就是童話中的「翡翠城」），但卻從未完成心願，夢想也漸行漸遠。
普京引出了我心中《三姐妹》的那一面。每一次來到這裡，我都期待能夠發現，這一次，俄羅斯確實在改弦更張，從一個具有濃重威權意味、總統靠反對西方的言論來維持自己政治根基的石油大國轉向一個決心投資教育、創新和人力資源，願意和西方合作的國家。但這從來都沒有成為現實，最近還開始有所後退。我想要知道，普京有沒有意識到，為了給中東帶來秩序或是制衡中國，美國是多麼地願意與俄羅斯合作，尤其是在歐盟如此軟弱而美國又如此專注於國內事務的時候。
是的，北約組織(NATO)的擴張是個大錯，這讓美國和普京一開始就意見相左。但是，這事情已經過去了。這次是普京自己在打犬儒政治的算盤，以冷戰模式將自己孤立起來。他反對西方的論調在農村地區很受歡迎，也在這個崛起的城市中產階級越來越憎恨他長期獨裁的時節為他贏得了政治基礎。如果和美國合作，俄羅斯的影響力將會比充當伊朗或者敘利亞的贊助人大很多。如果普京不只是利用本國的油氣礦井，還能夠利用本國的人力、解放人們的創造力，俄羅斯的經濟將會比現在強韌很多。然而，實現後者需要一個比現在自由得多的政治氛圍。普京或許看上去是個硬漢，但他的政策卻讓俄羅斯變得越來越虛弱。他必須多加小心。對今天的俄羅斯人來說，好事是他們可以離開。但對俄羅斯來說，壞事則是俄羅斯人將會離開。
歐洲復興開發銀行(European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剛剛完成了一項關於俄羅斯經濟的研究，彭博社(Bloomberg News)對此進行了報導。該文章稱，「作為世界上最大的能源輸出國，俄羅斯對大宗商品的依賴與日俱增，而且沒能準備好應對20年內石油輸出減少的局面……腐敗、教育不足、移民障礙以及遏制私人創新的國家主導經濟的局面， 這一切都阻礙了多元化……如今，俄羅斯經濟對能源的依賴比20世紀90年代中期還要大，當時，能源還沒有佔到出口的一半……歐洲復興開發銀行表示，俄羅斯為推動高科技行業而進行的投資（公共資金佔研究和開發資金的75%）只產出了有限的成果。」其中的原因很明顯。小企業、新興企業和非資源公司需要強大的知識產權保護、獨立的司法系統和可信的金融市場，而這些都需要穩固的政治體制和權力的定期輪換——這些都是普京政權反對的東西。
負責現代化事務的副總理弗拉迪斯拉夫·Y·蘇爾科夫 (Vladislav Y. Surkov)說，我這麼悲觀是不對的。幾天前，我去了蘇爾科夫位於俄羅斯「白宮」的辦公室。採訪他的過程當中，我無法忽視他牆上的兩幅圖像。一幅是谷歌公司(Google)的聯合創始人謝爾蓋·布林(Sergey Brin)，另一幅是弗拉基米爾 ·茲沃雷金(Vladimir Zworykin)，後者曾於20世紀50年代在普林斯頓擔任RCA實驗室(RCA Laboratories)的負責人，並幫助開拓了電視行業。我問蘇爾科夫 ，「為什麼這兩個人會出現在你的牆上？」
「我想向走進這間辦公室的人發出一條訊息，即俄羅斯給世界貢獻了這樣的天才，」 蘇爾科夫說。「他們的發明創造進入了世界上的每個家庭，這些與我們同出一脈的人物給世界帶來了這樣的禮物，這一事實讓我們的內心充滿了一種信念，即俄羅斯將來一定會成為一個創新型強國。」
蘇爾科夫曾被形容為普京的馬基雅弗利(Machiavelli)，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 。在我看來，他激勵創新的計畫聽起來也很真實。但我不得不指出，創新型文化不會做出把龐克樂隊Pussy Riot扔進監獄這一類的事情。該樂隊因在教堂內表演「朋克祈禱」而被判刑兩年。這樣的事件會給所有的自由思考者發出不好的信號。蘇爾科夫還在桌後貼了一張美國說唱歌手圖帕克·沙庫爾(Tupac Shakur)的圖片，他反駁道，「圖帕克·沙庫爾是一個天才，他曾經在監獄裡服刑的事實並沒有影響他的創造力，也沒有影響美國的創新型發展。」他補充說，Pussy Riot並不是圖帕克·沙庫爾，「作為一個正統派，我真為Pussy Riot樂隊的那些女孩感到悲傷，但（她們的情況）不會影響俄羅斯的創新型發展。」
Pussy Riot可能不是圖帕克，但它的成員都是破除陳規的反偶像崇拜者，雖然她們選擇了一種令人不快的無禮方式。但是，批評者不也這樣指責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