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中國電影界的開路前輩，謝飛導演討伐中國電影審查制度的一紙檄文，再一次地打開了這個蓄積已久的話題，以電影分級取代電影審查，在2012歲末再一次成為中國電影界的熱議話題。
如謝飛導演所說，這些與審查制度淵源頗深的導演們，不約而同地願意從「十年前」說起。確切說是「九年前」。2003年8月，中國廣播電視總局電影局開始召集一些著名的獨立電影導演開會，並表態「既往不咎」，希望從以前的「訓話」狀態轉為「大家能坐下來談談」，概因前所未有，便有報紙把整個過程記載得詳詳細細：2003年11月的時候，電影局採取主動，電話通知王小帥，讓其通知賈樟柯、婁燁等國內著名獨立電影導演，終於一起開了個會，會議組織者強調「也不是談判，是座談。」
2012年，電影導演婁燁以個人名義，公布電影《浮城謎事》的審查信息。
有關崔健跨年音樂會的電影《超越那一天》也經歷了超過一年半的送審。
這個「座談」就在電影學院裡進行，成果是一份由賈樟柯、王小帥、婁燁、張獻民等七位電影人聯名簽署的「就所關心的電影問題致電影局討論提綱」。在張獻民的提議下，四點建議在內的整個文書依照規範的公文體寫就，也就是所謂 「1113會議的四點建議書」，原文至今也能輕鬆找到，摘錄如下：
1.十多年來中國內地人在內地拍攝的部分作品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在內地影院公映的權利。我們希望電影管理部門能夠安排人員和時間對這些作品進行審查，以使部分從來沒有經過審查但內容並不違反國家法規的作品得到與公眾見面的機會。
2.我們希望在目前的電影改革的進程中，電影的審查或未來的分級制度能夠對社會公開，具體來說就是包括影片製作者、媒體在內的公眾可以瞭解各地審查或分級標準，審查或分級小組人員名單，審查或分級意見可以在媒體上發表。
3.我們認為應該以電影的分級制度來取代電影的審查制度。我們以為分級制的科學性在於首先能夠保證電影導演的創作自由，同時對影片的受眾範圍予以分類和限制。這意味著有關部門能夠有效引導和控制電影受眾，同時導演能夠充分享有憲法賦予的創作自由。
4.我們認為一個民族的文化與物質的發達同樣重要，所以我們希望對本土電影中具有創造性但市場能力有限的電影予以政策性的資助和保護，以保證民族電影文化的長久活力。
時隔九年，再提以電影的分級制度來取代電影的審查制度，電影審查制度發生了什麼變化？而那些直接向審查宣戰或被動受制於審查的電影從業者，他們又體會到了什麼？
「十年前的1113會議，我們提出四點要求和希望，影檢公開就是其中的一條，但這四點希望幾乎沒有一條實現。」電影導演婁燁在電子郵件採訪中這樣說。
2006年婁燁因在戛納國際電影節違規放映《頤和園》被廣電總局以一紙禁書，被禁5年不允許在國內拍片。2012年10月19日，婁燁的新片《浮城謎事》上映，這是他解禁後回歸的首部中國電影。電影是按照原檔期安排如期上映的，但在上映之前紛紛擾擾的「二次審查」話題，遠成為比影片本身甚至更具有關注度的熱點。
9月7日，婁燁在他的新浪微博上宣布，將以導演個人名義，開始公布電影《浮城謎事》的全部審查信息。這是有公開報導記載的中國大陸境內首位導演公開電影審查過程。9月25日，婁燁再次更新微博，宣布與廣電總局「達成折中方案」，同時宣布放棄「導演署名」。婁燁說：「這是一個與修改同時做出的決定，是一個非常個人的態度和選擇。」
所謂的「二次審查」，婁燁在採訪時說：「劇本計畫、劇本審查用了5個多月，但影片審查只有23天，正好在戛納首映之前通過，然後在中國上映之前，突然取消戛納首映的‘龍標’許可，要求重新進行審查程序，並且提出很多新的強制修改的意見，這就《浮城謎事》第二次審查。第二次審查從開始，到我公布審查過程，直至談判最終達成諒解同意上映，一共41天時間，我所做的修改就是在電影《浮城謎事》的3秒23處的淡出處理，其他沒有任何改動。」
婁燁不否認這樣的壓力存在：「我作為一個中國導演，我的電影10年不被允許在我的國家上映。」但他更看重這樣的價值所在，一部按照導演意願創作的電影，而不是一部被權威力量強制修改的電影，尤其使婁燁感到幸運的是，在這個價值取向判斷上，他和他的製片人，監製，以及影片的投資人都達成了一致。
足以令所有的旁觀者們感到意外，婁燁對自己以及自己所面對的制度，給出的是這樣的總結：「我們都對不合理的檢查制度負有自己的責任。這是我個人的觀點，這也是電影《浮城謎事》的作者的觀點。」
當然，在審查制度面前，保持鬥爭姿態的婁燁和他的《浮城迷事》是絕對的異類，對於絕大多數的電影和電影人，「龍標」只是製作影片過程中的一個問題，正如完成一部電影所面對的千千萬現實存在的問題一樣。
2010年，崔健在北京工人體育館舉辦了一場跨年搖滾交響音樂會——「新長征路上的搖滾」。3D中國的總裁白強作為3D電影的製作人，同時身為崔健音樂的忠實擁躉，決定用3D實拍的方式記錄下這場別具意義的音樂會，拍攝為電影《超越那一天》。
至2012年5月，電影《超越那一天》在北京舉辦首次內部見面會，直至2012年底參加在韓國釜山的3D電影節並且獲「特別貢獻獎」， 有關這部崔健3D音樂電影的「龍標問題取得」，始終是引人遐想的所在。
製作人白強不否認這是長達一年半的漫漫過程，卻並不想為迎合揣度而虛構出所謂艱難，反而強調造成週期漫長的客觀原因，首先，第一次在中國參與電影製作的他，對於申報審批流程頗為生疏，致使了人為的延誤；其次，崔健所負責的後期音樂製作部分耗時近九個月，某種程度上也大大拖後了送審的時間。
「至於真正的送審過程，整個流程的運作總體說是順暢的，真正的當局決策者反而不少可以輕鬆表達自己對崔健音樂的喜愛，反而地方基層的辦事人員，遠比真正的決策領導謹小慎微。他們表達擔憂、設置障礙，這反而成為我在一年半的時間裏應對的最大問題，和審查本身並不直接相關的官場文化，反而是我至今回想起這段經歷的最明顯感觸。」白強在接受採訪時這樣說。
經過審查，電影《超越那一天》所作出的調整包括：作為影片主線的搖滾交響音樂會紀實部分，去掉《最後一槍》整支歌曲；《紅旗下的蛋》歌曲中間進行了小部分的內容調整；在歌詞字幕部分，迴避了比如「去你媽的」這樣的字眼。
對於這樣的結果，作為電影製片人的白強表示願意理解並且接受，在他看來，針對電影這樣一種具有特殊直觀性和強大影響力的媒介，審查本身並不是問題所在，甚至是全世界範圍內電影從業者需要面對的客觀現實之一。
遠比審查本身更令白強感到悲傷的是，可能是潛意識內的「自我審查」。這種自我審查可能發生於監管部門，或者來自電影從業者本身，甚至可能就來自電影觀眾。
白強講述了這樣一個場景：「最初我們定下的影片名是《一無所有》，但是因為實際上這個詞已經被別的電影使用，所以我們又在積極地尋找新名，與我們一起完成這個工作的辦事人員很年輕，只有20多歲，他提出這樣的疑問，你們拍崔健的電影？他解禁了麼？提供一份解禁崔健的證明來吧。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事實上連當年崔健被禁這樣的證明也是根本不存在的。於是我們說明瞭情況，小夥子表達為難，他說‘你們拍點什麼積極向上的題材不好呢？’」白強說：「這句話至今使我非常難過，他才二十幾歲的年紀。這可能是你、我在內的每個中國人的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