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中國經濟不斷惡性循環的被動局面是擺在新一屆中央政府面前的重要任務，而最為核心的要點在於，如何解決中國實體經濟重歸良性循環軌道的問題。
毫無疑問，中國目前最嚴重的一個惡性循環圈在於實體經濟與金融安全的惡性循環。具體表現是：企業生產成本上升，企業為了生產達到規模邊際必須加大流動性貸款需求，但金融不支持，偏緊的貨幣政策使得企業信貸成本量價齊升，同時壓制終端產品需求，使得企業成本無法正常傳導，企業利潤急劇壓縮，實體經濟迅速萎縮，內需嚴重不足，股市下跌。
這就是說，實體經濟越是艱難，金融安全越是降低；金融安全性越低，越會提高融資價格；融資價格越高，實體經濟越是艱難。這不是惡性循環嗎？
由此衍生出多重惡性循環。第一，企業資產質量與貸款成本的惡性循環──成本越高，越不能傳導，企業利潤越低，資產質量不斷惡化。
企業資產質量越差，金融機構對企業的融資成本越高，越不敢為企業提供貸款，從而進一步惡化企業資產質量。這是企業與債權資本之間的惡性循環。
第二，企業資產質量與股價走勢的惡性循環──緊縮貨幣導致內需嚴重不足，加上企業資產質量惡化，導致股市下跌，中國資本定價不斷下跌，從而阻止了企業通過資本市場獲得股權資本的機會。
一方面貸款量價齊升，一方面股價下跌，這使得企業根本無法獲得修復資產負債表的機會。於是，實體經濟與股市也形成惡性循環。
第三，物價預期與貨幣緊縮之間的惡性循環──成本推動物價導致貨幣緊縮，貨幣緊縮導致內需不足，內需不足導致成本壓力更大，而企業向後端傳導成本的衝動更加強烈，物價上漲預期更加強烈，貨幣更加緊縮。又是惡性循環。
第四，人民幣升值與商品出口之間的惡性循環──緊縮貨幣導致人民幣升值，人民幣升值導致出口抑制，也導致套利外資湧向中國，進一步推動人民幣升值，進一步惡化中國出口。如此惡性循環。
第五，企業資產質量與勞動力成本之間的惡性循環──企業資產質量越是惡化，越出不起高價僱用勞動力；在企業規模邊際的作用下，越雇不起高價勞動力的企業，越難確保規模邊際的實現，產品質量也會隨之下降，如此企業將更加艱難，又是惡性循環。
第六，城市社會成本與就業之間的惡性循環──美國人大量發行貨幣，推高了中國的城市社會成本，而城市社會成本越高，勞動力價格要求越高，但企業資產質量惡化的前提下，無法應對不斷上升的勞動力成本，結果大量進城的農民變成城市無業遊民。
有人說這是劉易斯拐點，筆者不這麼認為。第一，劉易斯拐點不會出現在產能萎縮的年代；第二，劉易斯拐點只會強化社會安定，而不會是越來越不安定。所以，今天的民工荒，完全是企業能夠支付的勞動力價格無法覆蓋勞動力城市生活成本所致。
第七，社會財務狀況與消費拉動之間的惡性循環──中國經濟外需受到人民幣升值的壓制，內需中的投資需求受到緊縮貨幣的壓制，那中國經濟增長的動力是什麼？
於是，有專家提出，既然出口和投資都不行，我們可以依靠拉動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並美其名曰：這是轉變中國經濟發展方式。
這完全大失水準。因為，出口、投資、消費──經濟的三駕馬車彼此之間密切相關。經濟學理論早有論述，在整個社會財務狀況惡化的時候，根本拉不動消費。如果強行拉動，社會財務狀況將更加惡化。而我們偏偏就落入了這樣的惡性循環。
第八，國民財富流失與經濟內需之間的惡性循環──用緊縮貨幣的手段對付成本推動的物價上漲，結果使大量實業資本逃離實業，加上國內股市下跌，房地產投資受到抑制，再加上鼓勵資本流出的政策，致使大量民間資本流向國外，大量財富離開中國，那中國的內需靠什麼拉動？結果一定是惡性循環──資本流出越多，內需越虛弱。
第九，國內民眾財富縮水與國外金融資本發財之間惡性循環──美元濫發導致國內企業原材料成本上漲，在國內貨幣緊縮的背景下，國內企業不得不承受國內國外雙重成本代價，去接受高企的原材料價格。
結果是，中國企業被迫接受價格所承付的成本，被炒作資源的國外金融機構賺走了，而這個高代價通過中國企業傳導給社會公眾。
如果緊縮貨幣，成本傳導不下去，企業便存活艱難，減產、停產、破產都會最終導致供給不足，物價飛漲，中國經濟「滯脹」。這實際是，國際金融機構發中國人的財，中國民眾財富縮水。
說了這麼多惡性循環其核心指向當然是「用緊縮貨幣政策對付輸入性或成本推動性物價上漲」的政策錯誤。這也是新一屆政府必須面對選擇──是繼續，還是結束？筆者認為，在國際經濟形勢極其惡劣的時候，中國經濟必須保持足夠的活力，否則我們距離危機就不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