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廣孝墓塔
姚廣孝的詩文主要有《逃虛子詩集》十卷，續集及補遺各一卷，《逃虛類稿》五卷。
此外亦有《道余錄》、《佛法不可滅論》及《諸上善人詠》各一卷。其詩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所評，乃「清新婉約，頗存古調」。同時，姚廣孝胸懷中所寓之對人世的深摯情感、對宇宙的知性觀照，亦點滴瀰散於詩文間。這彷彿合了近人王國維於《人間詞話》一書中說的「詩人對宇宙人生，須入乎其內，又須出乎其外」。姚廣孝之情志秉性，有一種佛教信仰的參悟，可出人世之局外，以靜慮之心觀照萬物之生滅來去；亦有一種在世生活的熱忱，可入人世之局內，體會人間事之酸咸甘苦。故其作詩，既能入其內，以深摯之情感，寫現實之生活；亦能出其外，以冷靜之理性，寫空寂之禪境。
姚廣孝詩之特色大致有三；其一，登覽山水、訪師問友之作，常有深摯之情與睿智之思。此一特色，乃是就姚廣孝詩之內容而言。靖難以前的姚廣孝，為一方雲遊僧，行於諸方，與道徒、文士結伴，參禪學道，觀覽勝概。故其於所到之處、所遇之人，作詩以記，抒之以情，寓之以理。譬如「偶來值禪侶，清談忘永夕」；「忘彼區中緣，樂此塵外境」。
因之，在人與事一面，有送別思懷、贈答宴游之作。如：
我住城西寺，君歸湖上山。
馬聲知驛路，樹色認鄉關。
寫離別之事。於姚廣孝而言，雲遊經歷一方面增益他在哲學與詩學上的修養與磨礪；另一方面則使他與友人相知相交，結下深厚的情誼。所以，「離人千萬意，都在短亭中」。短亭筑在城外，立於路邊，其中融入了客遊人無限之離別意。且在離情別緒裡，更平添一分對往昔樂游之追憶。譬如他寫，
去年折花寄鄰叟，今年鄰叟無何有。
可憐見花不見人，腸斷東風繞花走。
但願東風休作惡，且使北人相與守。
一枝送爾表情親，侑花得句何須酒。
乃是寄思念之情於東風，追憶與友人把酒言歡、切磋詩藝之真趣。
姚廣孝居於吳地，位列「北郭十友」之一，與北郭社的成員常有同游、酬唱之樂。他曾寫過《題張山人適樂圃林館十首》，乃是與北郭諸友同詠之作。其中有
去官歸故里，僑隱倚高林。
花月尊前友，松風席上琴。
一首，言同裡張適辭官退隱山林，諸友人相訪之事。當時同往樂圃的，亦有高啟、倪瓚等人，眾人飲酒、吟誦，頗得逍遙情致。而
巷僻無車馬，閑扉掩薜蘿。
籠馴傳信鶴，池蓄換書鵝。
一首，則是姚廣孝寫樂圃林館幽靜、空寂之味。遠遁山林，避俗世之喧囂，乃是元末明初，文士們嚮往之境。而馴鶴與蓄鵝的閑情逸致，又增添了一分物我同境之美，恰合了禪者圓融於心之參悟。
在景與理一面，則有登覽、題畫及懷古之作。其中，登覽與題畫之作，多以今之眼光，或繪自然之景，或抒感懷之情，亦或寓哲理之思。如《洞庭謠》，以「七十二峰在其下」，「太湖三萬六千頃」，極寫洞庭的磅礡氣勢，由嵐雲水氣之晦明變化，到陽動開霽之波平湛湛。山水景物，千態萬狀，盡在三十二句七言詩裡了。又如《題畫》一首，寫
小小板橋斜路，深深茅屋人家。
竹屋夕陰似雨，桃源春暖多花。
以六言道出山裡人家之恬淡與真淳。「小小」、「深深」迭音，竹屋、桃源交融，夕陰似雨，春暖多花，似有自然而然、清麗澄徹之味。另一類題畫詩，如《題倪雲林墨竹》，則常有睹物思人之意。詩中寫「開元寺里長同宿，笠澤湖邊每共過」，即言姚廣孝與倪瓚往昔交往之情誼，淡泊而真摯。
至於懷古之作，亦常有以古之眼光，觀照現世。如《春日過顯忠墓》一首。姚廣孝立於墓塚前，遙想古人昔時龍風姿，一時「四海服威怒」。然轉瞬間，恍惚如夢，萬物皆空，只嘆
焉知大化中，天地同旅寓。
事業水上漚，功名草頭露。
死生諒莫測，榮華何足顧?
對姚廣孝來說，古人的經歷與事業，譬如浪花捲過，江水浮影，流逝不返。而現實之功名與死生亦輾轉如煙，緣去緣來，終在歷史與自然裡歸於空淨，終在永恆中歸於消散。所以於功名、死生、榮華之執念，全可拋棄。這種超越的觀照，既是禪佛之體悟，亦是內心曠達之流露。另外，如《淮安覽古》、《過順德城》等詩，皆如此類，寓古今融通之情致。
由是，拈出姚廣孝詩之第二個特色，乃「兼採眾家，不事拘狹」11，有唐宋及漢魏的風格。元代詩人，寫詩常染纖之習，而姚廣孝好學古人之道，作詩往往有擬古之跡，詩風清新雅淡，亦有高格。譬如「古淡豈易學，五字真吾師」，「蕭梁事業今何在?北固青青客倦看」。此一特色，與當時文人風氣有關。
姚廣孝既是通曉文藝、善長詩文的僧人，自然與文人交往頗多。元至正二十年（1360）至明洪武七年（1374），是北郭詩社結社的時期。於此十餘年，姚廣孝與社中靈魂人物高啟最相投契，贈答尤多。高啟是元明之際最出色的詩人。按照清人趙翼的說法，其詩「使事典切，琢句渾成，而神韻又極高秀，看來平易，而實則洗煉功深」。此即是說，高啟作詩，有兼師眾長，待其融於心而渾然自成的特色。而姚廣孝亦「讀古今聖賢書，研究道理，作為詩文，刻意追古」。兩人彼此切磋，漸成相通之作詩、賞詩的標準與理念。譬如，高啟以為作詩「必兼師眾長，隨事摹擬，待其時至心融，渾然自成，始可以名大方而免夫偏執之弊矣」。姚廣孝未有此類言說，卻循此躬行實踐。所以，高啟在為姚廣孝《獨庵集》作序時，言其愛廣孝之詩，讀之不厭，更讚其詩「濃淡迭顯」、「圓轉透徹」，「將期於自成而為一大方者也」。可見得，廣孝詩染當時之文風，通達古今，與文人切磋，彼此影響，漸成一派。
姚廣孝詩之另—特色，即詩中有禪佛哲理。詩人寫詩，常於現實之此岸世界，吟詠山水，抒情寫意。而姚廣孝既為禪僧，又作詩人，故詩有禪境，亦有對彼岸圓融世界之悟性。譬如「冥觀了無法，何有寂與喧」，「竹雲時駐影，桂露夕闌香」。
姚廣孝曾作《綠洲曲》：
夕陽閣遠樹，春雲散澄江。
不見盪舟人，空對白鷗雙。
五言四句，寫自然山水之境，不涉佛語，卻入禪味。禪宗以「以心傳心，不立文字」為其教義之一，故禪與詩的關係，譬如春與花，「春在於花，全花是春；花在於春，全春是花」。思與詩，融會通達而無滯礙。宋代嚴羽以禪喻詩，言「論詩如論禪」，「禪道惟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清人王士，亦主詩禪一致，拈出「神韻」二字，以言透徹玲瓏之境。詩境與禪境，並不全同，以禪喻詩亦非以禪說詩。詩之美，在於氣物感人、吟詠情性，以自然之春風秋月、夏暑冬寒，人事之悲歡離合、生活際遇，感發心靈。而禪之深，在徹見自性，於山色雲林，平常生活中，參悟佛之諸法實相。詩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譬如禪之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皆以「不著一字，盡得風流」為勝。故禪味入詩，即是於心靈感發之中，了悟人生價值與宗教體驗，以臻審美與圓融之境。
這首詩的開端：「夕陽閣遠樹」，此句所寫之景象，開闊且絢麗，使人自覺地有一種遠眺與醉心之感。「閣」是動態的間隔。夕陽底下，雲蒸霞蔚，譬如紅花映照、金線鑲嵌，瀰散於山林遠樹之間。白居易有「日出江花紅勝火」，寫旦明之景。此處則將日暮之瑰麗，幻化成人境之亭閣樓榭，於寫景中加以造境，別緻且有韻味。後一句繼之以「春雲散澄江」，遂使日暮綺麗之景，驀地添了一分疏野與清淡。此句中之「雲」，乃是詩人常用之字。然境之不同，意亦有別。佛之公案曾說，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只是山，見水只是水。本是講未悟、初悟與徹悟的三個階段。於「雲」而言，亦應是見雲是雲。
然而參禪境界不同、觀物方式之差異，使禪僧詩人在心境上視野上，對雲之體悟有了不同的感受。姚廣孝寫「春雲」，於視野而言，把春之青色著於白雲。春雲如碧，融於夕陽之曼妙，似可以江淹「日暮碧雲合」稱之。而就心境來說，雲有逍遙閑適之意，亦有清寂孤高之味。姚廣孝用一「散」字，卻將悠然自得、心曠神怡之情致，活潑地顯現出來了。雲散於江水，而詩人之情思又散於浮雲，水流雲在，皆是澄澈、明靜了。此一靜慮的心境，正是禪者所修之「不住心」與「平常心」。平常心是道，乃是禪者常用之語。姚廣孝於「春雲散澄江」一句，不著一字，卻盡得純粹心靈的澹泊與寧靜。
至於後兩句「不見盪舟人，空對白鷗雙」，則寫近景。王國維標舉境界，分有我之境與無我之境。由是觀之，姚廣孝「不見盪舟人，空對白鷗雙」之句，似是入了無我之境，與紛繁外物皆無對立。小舟無人，白鷗雙飛。詩人以超然之心立於空寂之景，似乎觀物而忘我，融會物我合一之境。這與佛之事事無礙、萬物融通的理趣頗為相近。姚廣孝習禪之餘，常遊山水，亦於山水中體會佛理圓融之旨趣。又譬如，他曾寫「五仗石邊琴一曲，桃花三月鯉魚飛」，人與境諧協，物與我俱融，乃天然妙合之景。
姚廣孝另有一些明言佛理與禪機之作。譬如「禪翁指示人，又在第二義」，即言第一義不可說。禪宗以為最高的真諦，是任何話語皆無以表達的。若強說之，則會落入言筌。由是引申出類似「無言得真趣，何用覓玄音」此種不立文字，見性成佛的教義。禪宗所謂不立文字，以心傳心，實是取消了文字的權威性，取消文字於日常事理之中心性與導向性，而代之以本心之感悟。故以禪心觀世，更為真淳與澄澈。
事實上，賞閱姚廣孝詩文，至為重要的乃是以詩觀人。世人議論廣孝，常以異僧詆毀之。其中的原因大抵是他勸導且幫助燕王奪太祖嫡孫之位，既違背了佛法戒律，亦忤逆了儒家君臣之禮。然而觀其終究不改僧相之舉，則不能單以純粹之功利心定論。由是，以其心中鬱結之感性與知性矛盾去返觀，彷彿恰當些。這種鬱結使姚廣孝在精神修養上，對宇宙、生命秉有一種圓融之理解。而另一面，在現實生活中，又使他對人世充滿了實在而寬闊的真摯情感。
姚廣孝曾作《雜詩八首》，其中一寫孔子，一寫秦始皇，可見出姚廣孝對現實生活種種之歷史感悟。孔子一篇云：
仲尼昔在魯，裡呼東家丘。
誰知百王師，聖德與天侔。
要令臣子懼，筆削成春秋。
遺經勤後來，一變乃從周。
秦始皇一篇云：
祖龍並六國，勢大莫與爭。
欲愚世上人，肆暴坑儒生。
群經化灰燼，法令從吾行。
劇政若牛毛，哀哉若疲氓。
鴻鵠驟—舉，四海如沸鐺。
不逢赤帝子，天下誰能平。
其所謂「筆削成春秋」，實于思想的角度，言孔子經典作為後世之規範，有治國安民的效用，亦能構建一個頗有秩序的社會。而所謂「鴻鵠驟一舉」，則表現了一種救世心態。秦漢之際，與姚廣孝所處之元季亂世十分相似。他以赤帝子，也即劉邦為喻，則是期待一明君出世，平治天下，以救民於「劇政」之痛苦中。此即姚廣孝心中對人世之關愛。姚廣孝本是醫家子，自是熟諳種種病痛人之苦難。為醫者，救鄉人於肉身頑疾之痛；為聖為賢者，則救世人於精神妄念之苦。姚廣孝陷溺於此，成為一種在世的情感牽繫。
姚廣孝亦有《秋蝶》，極言這層耽溺之苦痛。詩云：
粉態凋殘抱恨長，此心應是怯淒涼。
如何不管身憔悴，猶戀黃花雨後香。
這首詩乃是擬喻之作，以物擬人，以蝶之凋殘喻心之淒涼，以虛擬之景象表現實之情意。詩之格調沉鬱，有惆悵之幽思，實為姚廣孝詩中少見之作。
姚廣孝常懷耽溺之苦痛。前述所言，於姚廣孝心底，有感性的、耽溺於世的一面。他牽繫政治，欲以儒家之理想社會救人世之苦難，故其寫詩，常有現實之感懷。且此種感懷，常是自信與積極的。譬如他寫
悠悠範陽郡，蔚蔚婁桑村。
村民深居稠，雞犬日相聞。
閭相具揖讓，古來風俗淳。
或有桃花源中真淳之民風，或有盛唐詩人敞亮之精神。然此一《秋蝶》，卻有淡然之陰霾，好像另一種聲音，言理想未得之苦痛。
「粉態凋殘」四字一起，即引人環顧四方，尋覓隨風飄零之秋蝶。昔時春花之中，粉蝶嫵媚多姿。值此秋寒，卻無奈得凋零衰落。蝶之如此，不免使人甚感蕭索與慼然。益以「抱恨長」，直言幽怨之鬱結，更使人多一分哀憐之感。姚廣孝以蝶之殘態入景，由景入心。「此心應是怯淒涼」，以一「怯」字，極言胸懷之幽遠。
廣孝潛心習禪，亦懷人間事之理想及抱負。其理想及抱負，非一己之功名，乃是化眾生為善，待佐明君，平治天下，救民於亂世之苦痛。然元季明初，政綱混亂，盜賊四起。雖有張土誠割據江南，偏安一方，後亦有朱元璋統一中原、建立明朝。然此二者，皆非姚廣孝所理想之人物。故長久以來，他始終活在「機」之期待裡。至遇見當時之燕王朱棣，姚廣孝年近五旬。而至輔佐燕王成為一代永樂大帝，姚廣孝則年近七旬，已是垂垂老矣。生命之流逝，於姚廣孝而言，譬如鐘擺往復於左右，成為—種永恆。而在此永恆與無限裡，個體之生命譬如渺小之螢蟲，被吞噬於時間之維。於是，一種惶恐之感，自然而然地滋生了。在不少的詩作中，姚廣孝往往以此自喻。譬如，那首《秋蝶》以蝶喻心。蝶之遇秋，譬如心之遇霜。蝶遇寒秋而「凋殘」，心則在無盡之等待裡「憔悴」。一種歸宿難覓之感，一種「南北驅馳十五年，人間事業任茫然」之慨，乃是顯然可見的。
不過，姚廣孝之天性實是樂觀的，亦有對理想執著追求之精神。故其曰「如何不管身憔悴，猶戀黃花雨後香」。蝶之形單影隻，於時節之更替而言，乃是無可奈何的。然對雨後清香之嚮往，足以使它振翅而飛。人亦如是。雖人力薄弱，世事難料，時勢亦難料，然人對理想之追求與嚮往，理想於人之魅力與吸引，足以使人驅散陰霾，執著以待。所以現實裡，姚廣孝持守半生，終是待到了實現理想之契機。洪武十五年（1382）以後，姚廣孝隨侍燕王朱棣，以期輔佐明君，為眾生造一安泰之世。這首詩，抒寫人世間之種種酸咸甘苦。於形式上，有古風之清新；於精神上，亦有儒士之氣象，充滿深摯的真情。
此外，知性使姚廣孝有一種超然精神。他可以無心一己之利害得失，亦可以摒棄任何有目的之欲求。深嶺之中，雲松之間，可以棲心；晝夜交替，四時變化，皆是自然而然。對他而言，心存於此境，便也澄澈了，便也能夠了悟應對宇宙、生命的生生不息之法了。來與去，終與始，總是順此因緣。就好像「聲來本無始，聲去寧有終」，而「禪翁已深悟，焉能動乎中。」姚廣孝晚年曾作《少師真容自跋》。詩云：「幼讀東魯書，長習西方教。抹過兩重關，何者為悟道。不厭山林空寂，不忻鐘鼎尊榮。隨緣而住，任運而行。猶孤蟾之印滄海，若片雲之浮太清。了無他說，即此，便是人問我，更何如手裡欒珠一百八。」算作此種反省與自識。參禪使姚廣孝秉有一種知性，去觀照廣袤無垠的宇宙，週而復始的生命。而儒家聖賢之學，則使姚廣孝寄廣博之愛於人世間。一種感性的、人世之愛，與另一種知性的、出世之悟，鬱結心中，便全在一句「何者為悟道」裡了。所以，姚廣孝的生命裡，始終散發著一種獨特的濃郁而澹泊、熱烈而清冷的氣息。
大體而言，姚廣孝作詩，雖不及同輩高啟之豪放清逸、沉鬱幽遠，卻有古淡之雅，及「性空思玄，心寂語新」之味，且詩中亦有綽約含空之語，秀麗峻拔。透過詩文，又彷彿可見一種命運無形、不可抗拒的力量。在中國傳統文士內心底下，常有一種窮則獨善其身的想法，這種想法或可作為慰藉，卻無法撫平文士們欲功成名就之念，所以無望的掙扎，悲慼的生涯，往往不可避免。而姚廣孝兼合儒、釋之學，不必獨善己身或化育眾生，融儒於佛，借政治之途，去往理想之世。所以在禪心的體悟下，姚廣孝雖有沉鬱、漫長之等待，卻少了文士們常有的哀戚之感，融寬闊、豁然之心於歷史及自然，融政治之念於禪機。姚廣孝功成後即退隱僧寺，有如漢留侯張良。然姚廣孝之隱，非身隱於山林，而是身處俗世，心則隱於佛乘。姚廣孝於佛、於儒皆有作為，在他心裏，既有系民之熱忱，亦有禪思之空寂，其入心之深，於世於史乃是少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