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說起腐敗，人人痛恨，然後的事就是必然的了，上面肯定說要加強反腐。然而30多年過去了，腐敗似乎是越來越猖獗。1979年的時候，一個王守信，貪污了50萬，就是天字第一號貪污犯了，今天呢，如果要爭天字第一，恐怕得50個億才行。這些年來，別說上面沒在制度上下功夫，僅僅打措施方法的主意。當今之世，有哪個國家有我們這樣多的監察監督機構呢，紀委、監察、審計還加上反貪局。這麼多機構，這麼多人手，成年累月地忙活，但是，腐敗卻總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腐敗PK制度，至少在目前，腐敗是贏了。
在一次新華社召開的內部座談會上，我曾說過，現在的腐敗，是一個制度結構的問題，在這樣的制度結構下，不管設多少機構，怎樣加強措施，都反不了腐敗。古代明清兩代，實行的是低俸制，一個七品知縣，一縣的長官，每年薪俸45兩白銀。如果不肯吃糠咽菜，基本上無論如何都養活不了一家大小。然而這樣的低俸的官員，卻是掌管一縣，唯我獨尊的縣太爺，權力相當大。每年全縣的賦稅和全縣人的訴訟官司，都歸他一個人全權負責。而制度上存在的監察機構，又管不到這個層面。所以，官員們幾乎擋不住地會擁有大量的灰色收入，每年徵稅和訴訟的陋規，就足以把縣太爺養得很肥。有貪心不足的，還會染指黑色收入，自然發得更狠。這樣的事情，皇帝心知肚明，基本上是放任不管，要抓，也只抓那些貪得比較狠，而且民憤比較大的。但是可有一樣，在這樣的制度下，幾乎所有的官員，在理論上都有貪腐問題，只要上面想動你，一動一個准，所有的藉口，都是貪污。
當今之世，由於經濟的發展，官員的權力，無論人、財、物，都比當年要大到不可以道里計。雖然經過幾次調整，官員的工資已經不能算是低薪了，但比起國企的管理人員，還是要低得很多。很多中西部地區，地方幹部的工資，說起來相當可憐，而且據說還經常拖欠。官員權力很大，每日有很多的錢過手，很多的機會可以抓。對於一把手來說，更是如此。這些機會可以拿到的好處，跟他們的工資收入比起來，簡直就不能比。與此同時，所有的監督又不怎麼有效。很多官員都說，現在只要把媒體和網路防住了，就基本上沒事，各種監督機構，很好應付。在這種情況下，讓官員們不涉貪，近乎於把一個生理狀況正常的壯漢和一個裸體美女關在一個房間裡，關進去的時候，非常嚴肅認真地吩咐，要壯漢不許亂動。
古今中外，官員的貪腐問題所在皆有。但這個問題本身，卻相當簡單。說一千道一萬，無非是人的貪慾，在沒有被遏制的情況下伸出了自己罪惡的手而已。說要根本解決，倒也沒有這個可能，但將之遏制在很小的範圍內，其實也不難。古今中外，無非就是兩種方式，一是釜底抽薪，大幅度削減官員的權力。二是加強監督，多點眼睛看著。
釜底抽薪是個好辦法，官員權力小了，什麼事辦不了，自然就沒有機會貪污了。但是，由於特殊的歷史原因，中國這一輪的現代化，實際上是政府拉動的現代化，政府是現代化城市化的火車頭。要想一夜之間把中國變成所謂大社會小政府的世界，基本上不現實。道理很簡單，中國在改革前，基本上是有國家無社會的一種特別狀態，這些年之所以人們可以談談社會了，其實這個社會不過是這些年剛有點苗頭。所以，奢談大社會，其實有點不著邊際。如果把目標改成在今後建成中社會中政府，也許還靠譜一點。相對於政府，社會還是一個小孩子，是在現代化過程中剛剛問世的。不管社會學的專家樂意不樂意，在現在的中國，拉動現代化的政府，實際上就是這個孩子的保姆。
按道理，保姆是應該輔助孩子長大的，就像古代美好的傳說那樣，周公輔成王，成王長大了，周公就得還政。可惜，美好的故事永遠只是故事。現在的現實就是，周公不想讓孩子長大成人，周公不打算歸政，依舊想自己包辦下去，控制下去。在經濟建設中，市場已經成型了，政府卻還在起主導作用，既當裁判，又做運動員，兩手抓，兩手都硬。不僅不逐漸弱化行政干預，反而越來越加強。說行政壟斷也許有點傷人，但作為裁判的政府，就是一屁股坐在國企一邊，不僅設置人為的門檻不讓民企進入，而且幫助國企大肆進入競爭領域，大力度擠壓民企的空間。在社會領域，還是用政府包辦一切，不僅農村的村民自治正在消亡，連城市居民的自治，也很難成長。各種NGO組織，無論怎樣掙扎，都逃不脫另眼相看的命運。各種自治性的宗教團體，也很難發展，發展起來也不讓幹事。所以，現在的問題就是，一個大政府是暫時免不了的了，各種審批權，即使要想撤銷，也很困難，但是，一個大政府，能不能僅僅限制在做裁判的功能上，把做運動員的功能削掉，不要老是想包辦一切。
包辦一切的政府，權力是大，但貪腐的機會也多，引起老百姓的反感也強烈。事實上，事也辦不好，甚至一團糟。事辦不好，貪腐又多，官民之間的矛盾就會越來越大，衝突愈發激烈。這樣下去，官就不好做了。都說，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把，但是，在今天的中國，政府要想過上好日子，第一步就是要削自己的權，限制自己的功能。這是政府這把刀的生存需要，本質上，還是被社會被百姓壓力的結果。
遏制貪腐，監督也是必不可少的。古今中外，但凡有權力的地方，就必須有制衡。沒有制衡的權力，本質上是不存在的。現在我們的政府，存在最大的問題是缺乏平行的權力制衡，制衡者只有一個，就是上級，歸到最後，只有最高權力當局才操心一切。所有的問題，都需要中央出面才能解決。一個縣的問題，也得中紀委出面。顯然，這樣的制衡，是不平衡的。即使在古代，中央各部到地方政府，也都存在平行的監督機構——御史臺和諫議機構。位置再高的地方官，也害怕都老爺（明清御史的代稱）給盯上。當然，體制的監督，最好最合適的，還是民意代表的存在。就現在的中國而言，無論人大代表是否常任制，只要能激活這個機制，讓代表真正來自民眾，代表民眾，所起的監督作用，都要比現行的監督機構要好得多。
監督的另外一翼，是輿論。古代社會，御史的運作，離不開鄉紳的輿論，御史往往通過鄉紳的網路，獲取貪腐的信息。所以，只要御史和輿論結合得好，政治就清明。但是，時間一長，御史被收買，監察就會停擺，鄉紳的輿論，就起不了作用。但是，近代出現了媒體，媒體可以把御史不管的事情公開，所以，輿論的監督，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媒體的監督。
晚清新政，經過蘇報案之後，朝廷意識到了對於媒體不能用老辦法管制。最後開放報禁，各種報紙興起，紛紛把矛頭對準官府，有點事就大驚小怪地大肆報導。但說也奇怪，晚清到了新政時期，原本吏治已經相當腐敗，到經過媒體的陣陣炮轟，不僅沒有把政府轟垮，反而使得吏治逐漸變得好了起來。要知道，這裡不僅有沒有多少政治色彩的民辦媒體，還有革命黨人辦的，專門「惡意」給政府找麻煩的報紙，比如像民呼報，國風日報。即使是惡意攻擊，可能對被攻擊的某些官員造成麻煩，讓人很不舒服，但對於政府總體上，卻起到的是一種加分的作用。道理很簡單，因為有這樣挑剔的媒體在，無孔不入地找麻煩，官員就是有心貪腐，也會畏懼三分。這樣一來，吏治不可能不變好。後來儘管1908年西太后死後，清朝的新政步入了歧途，引發了革命，但儘管如此，這場革命也只是上層革命，底層百姓並沒有參與，在革命中，也很少出現老百姓趁亂打官戕官的現象。說明在那個時候，官民矛盾，已經得到了大幅度的緩解。相反，在此前的歷次朝代更迭過程中，官吏被民眾打殺，甚至剝皮萱草點天燈的事情，非常常見。
中醫治病，講究的不是如何醫治，而是調理。即把有病的身體機理，調整成無病的形態。這個過程，單純的用藥是不行的，需要改變的是病人自身的身體和精神。這種改變，最需要的是病人自己的配合，調動自己的積極性，自身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