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的金融學者將改革衡量經濟表現的基本指標：除了人們熟知的國內生產總值(GDP)統計數據以外，還將加上一個衡量金融冒險程度的指標。由此，人們通常對增長的關注，將被一個衡量增長突然崩潰風險的指標所調和。本月就特別需要一個風險加權指標來反映政治上的不確定性：美國馬拉松式的大選真人秀、中國氣氛緊張的領導層換屆、再加上歐元區政界大肆鼓吹無政府主義，讓非風險加權的經濟預測幾乎變得毫無價值。儘管美國大選已經結束，但這種情況在短時間內不會改變。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最近發布的《全球經濟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說明瞭這一點。IMF盡職盡責地給出了一項精確預測：明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6%。但它警告稱，這項預測建立在如下政治前提之上：美國政界人士避免讓經濟跌落財政懸崖；歐洲政界人士確保歐元區完整。IMF或許還應補充表示，這項預測能否成真還取決於中國新領導層的方針。中國是會甘心接受7%至8%的經濟增長率、承認內需主導的可持續增長不可能實現1990年至2011年間那種10%的增長率，還是會推出大規模刺激、就像在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破產後做的那樣？
很明顯，這些政治問題的答案遠比對新屋開工數或出口增長預測所做的微調重要。例如，在美國，財政懸崖所涉及的增稅和減支至少相當於明年GDP的4%，比IMF在其基線假設中所用的數值高出2.5個百分點。如果把乘數保守地定為0.8，IMF對美國經濟增長率的預測（2.1%）將降至接近於零。同樣，中國在雷曼破產後推出的刺激政策，使其經濟的同比增長年率從2008年第四季度的6.8%，飆升至2009年第四季度的10.7%；中國若再次出台大規模財政刺激，將對其經濟前景造成嚴重影響。與此同時在歐元區，對歐元區無序解體所做的合理分析顯示，希臘和德國的經濟產出將分別因此驟降13%和7%。考慮到這些影響，IMF對歐元區增長的精確估計似乎沒多大價值。
沒有誰比IMF內部人士更明白這些預測的不可靠性了，他們的報告沒有考慮大幅偏離基線假設的情形——比方說歐元區當局未能抑制住主權國家和銀行業危機、但遠不致歐元區解體的情形。在這種情形下，資本將從歐洲外圍國家逃到核心國家，從高風險企業債券逃到仍相對安全的主權債券；在歐洲以外地區，普遍的避險情緒將產生一種「回波效應」。按IMF的模型計算，歐元區外圍國家的GDP將較基線預測收縮6%。美國、日本、新興亞洲國家、中東以及非洲將受到嚴重影響，它們的經濟產出將因此收縮約1%。
根據斯坦福大學(Stanford University)的斯科特•貝克(Scott Baker)和尼古拉斯•布魯姆(Nicholas Bloom)以及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的史蒂芬•戴維斯(Steven Davis)設計的一項新指標，美國現在的政策不確定性似乎比最近歷次選舉期間都高，唯一的例外是受雷曼影響的2008年。這一不確定性還高於1987年股市崩盤之後、第一次與第二次海灣戰爭時期、以及1998年俄羅斯及長期資本管理公司(LTCM)債務違約時期（見圖表1）。在歐洲，政策不確定性去年11月在希臘領導人提議就緊縮政策進行公投後飆升，目前仍遠高於亞洲金融危機時期或北岩銀行(Northern Rock)被收購時期（見圖表2）。以往，政策不確定性都是在政府為應對經濟衝擊而採取緊急措施時飆升，而現在，政策不確定性更多地源於政治因素。布魯姆教授的分析顯示，長期財政政策的不確定性是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見圖表3）。
與美國類似，中國和歐洲的政界人士正在努力解決他們已迴避多年的結構性問題，因此，不確定性不大可能會降低。一個顯而易見的後果是，經濟復甦會受到進一步的拖累。布魯姆教授及其合著者發現，不確定性對投資、就業和產出都構成拖累。野村證券(Nomura)的劉易斯•亞歷山大(Lewis Alexander)估計，不確定性每增加一個單位（定義為標普500指數成份股公司盈利預期離差增加一個標準差），會造成GDP在一年裡收縮0.5%（見圖表4）。
然而，曠日持久的不確定性還會造成第二個後果，這個後果與經濟預測的一個古老真理有關。在不確定性很高的時代，精確預言的價值是可疑的；預測所涉及的風險比預測結果本身更重要。儘管目前流行貶低金融學及金融學模型，但金融學家在這方面卻早有建樹。早在1966年，後來獲得諾貝爾獎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就發明瞭一種綜合衡量證券預期回報與持有該證券的預期風險的指標。如今，我們應該創立適用於整體經濟的類似量度：以預期產出除以衡量預期產出所涉及風險的指標，即用於衡量經濟增長的「夏普率」(sharpe rati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