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那時,剛發生過中蘇珍寶島事件,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我虎視眈眈,不斷侵擾我國邊境。內蒙古處於北部邊疆,人人誠惶誠懇。包頭市青山區三天兩頭測試防空警報器,淒厲的聲音讓人聽得撕心裂肺、刻骨銘心。
危在旦夕,戰爭一觸即發。毛澤東發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林彪副統帥也發布了一號命令:「準備打仗。」
上面一聲令下,全國各地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開始作「反侵略」戰爭的準備,迅速掀起了一場挖防空洞搞備戰的運動。從機關、工廠到學校、街道,幾乎各行各業,家家戶戶,人人都參與挖「防空洞」,形成了一場以「深挖洞」為形式的波瀾壯闊的群眾性人民戰爭。
那時,許多人下班後放棄休息,拿上自家的工具,參加單位,社區的防空洞挖掘。當時條件下的挖掘工具僅有鐵锨、洋鎬。男女老少齊上陣,夜以繼日三班倒。大家拚命地去挖去掏,磨破了手,累損了腰全然不顧。大車、小車、筐筐簍簍、盆盆罐罐,推的推、拉的拉、挑的挑、抬的抬,車水馬龍,熱火朝天,場面感人壯觀。
記得市裡給我們單位劃分的地段在東河區西腦包的圪蛋上,那個圪蛋裡頭全是膠泥,十分堅韌,一鎬頭下去,只留下一個道道,我們將鎬頭的半邊割去,一人掌住鎬頭,另一人用大錘擊打,一點一點艱難地掘進。洞本來就不大,工作面更小,人只能彎著腰,錘頭也掄不開,挖得十分辛苦。開始的時候累得骨頭架都要散了,手上打滿了血泡,後來,過了半個多月才慢慢地適應了,再往後就覺的沒那麼苦了,反而覺得很好玩。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在地上垂直向下挖一個二十米左右的豎井,再在井底向兩面開挖,挖出的土用栓在鋼絲繩上的半截油桶由卷揚機吊上井口倒掉,挖洞的人也坐在桶內上下。一次,鋼絲繩斷裂,我連人帶桶掉入井底,幸虧只是崴了腳,休息了幾天就好了。
「備戰備荒」天天講,我們日日打洞不停止。因為洞裡漆黑一團,沒有礦燈,單位僅給了兩盞煤油燈來照明。燈光小了看不清,燈光大了直冒煙,我們鼻孔熏得黑黑的,洞裡的空氣潮濕憋悶,散滿了嗆人的煤油煙味。進度越來越慢,大夥兒情緒低落,請求領導改善照明條件。但當時只有煤油燈,再無別的辦法,也只好作罷。
從大會戰開始,我們每個人都在拚命地幹活。手上起泡了,輕傷不下火線,讓衛生員用膠布一包,繼續揮鎬刨土。那畢竟是重體力活,每個人的胃口都非常大,一頓吃一斤乾糧不在話下。可那時每個月的定量只有30斤,根本不夠吃,單位就號召其他人勒緊褲帶,支援挖洞大軍。
記得挖到二里半(地名)時,那裡的地下都是沙礫,十分鬆散,極易跨塌。一天,防空洞的井壁突然坍塌,將人埋了進去,經過全力搶救,將幾個堵在橫洞裡的人救了出來。但是有一個人雖揀回了一條命,還是殘廢了,進入了鄧樸方的隊伍。
那是一個政治氛圍濃厚的時代,老百姓特別聽話,上面叫怎麼幹就怎麼幹,我們在緊張、繁重的勞動之餘,還要不時地手舉紅寶書,開誓師大會,批鬥大會和學習會,即便在萬分疲憊時也不例外。
每逢休息時,我們總是用疑惑的口氣談論道:如果真打起仗來,就靠咱這地道抗得住飛機大炮轟嗎?有位當過礦工的老兄說:別說這黃泥沙打成的土洞洞,就是鋼筋水泥灌成的地道,也難頂得住啊!大夥兒附和著說:「人隨時代草隨風,上面的政策咋講,咱就咋干唄。反正每天給開工資,幹啥不一樣!」
這些防空洞和曲曲折折的地道一般都比較粗糙,沒有很好的防水和防潮設施,挖好不久就基本上報廢了。後來蘇聯和美國並沒有打進來,原子彈也沒有扔過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基本上都先後都被填埋了。
地下的世界是一個悖謬的空間,既是一個安全的處所,又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時光流逝,那種不安定的生活早已煙消雲散,回憶起那些挖防空洞的歷歷往事,有時會覺得十分可笑。挖防空洞是為了打起仗來能避險,可是有些防空洞連幾場雨都經不起,怎麼能抗擊現代化戰爭炮火?其實,只有和平,才是人類最好的掩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