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8月28日，《華盛頓明星報》在醒目位置刊登了一則消息，題目是「蘇聯欲對中國做外科手術式核打擊」。文中說：「據可靠消息，蘇聯欲動用中程彈道導彈，攜帶幾百萬噸當量的核彈頭，對中國的重要軍事基地--酒泉、西昌導彈發射基地、羅布泊核試驗基地，以及北京、長春、鞍山等重要工業城市進行外科手術式的核打擊。」
那時，剛發生過中蘇珍寶島事件，蘇聯在中蘇邊境陳兵百萬，對我虎視眈眈，不斷侵擾我國邊境。內蒙古處於北部邊疆，人人誠惶誠懇。包頭市青山區三天兩頭測試防空警報器，淒厲的聲音讓人聽得撕心裂肺、刻骨銘心。
危在旦夕，戰爭一觸即發。毛澤東發出了「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備戰備荒為人民」的號召，林彪副統帥也發布了一號命令：「準備打仗。」
上面一聲令下，全國各地無論是城市還是鄉村，都開始作「反侵略」戰爭的準備，迅速掀起了一場挖防空洞搞備戰的運動。從機關、工廠到學校、街道，幾乎各行各業，家家戶戶，人人都參與挖「防空洞」，形成了一場以「深挖洞」為形式的波瀾壯闊的群眾性人民戰爭。
那時，許多人下班後放棄休息，拿上自家的工具，參加單位，社區的防空洞挖掘。當時條件下的挖掘工具僅有鐵锨、洋鎬。男女老少齊上陣，夜以繼日三班倒。大家拚命地去挖去掏，磨破了手，累損了腰全然不顧。大車、小車、筐筐簍簍、盆盆罐罐，推的推、拉的拉、挑的挑、抬的抬，車水馬龍，熱火朝天，場面感人壯觀。
記得市裡給我們單位劃分的地段在東河區西腦包的圪蛋上，那個圪蛋裡頭全是膠泥，十分堅韌，一鎬頭下去，只留下一個道道，我們將鎬頭的半邊割去，一人掌住鎬頭，另一人用大錘擊打，一點一點艱難地掘進。洞本來就不大，工作面更小，人只能彎著腰，錘頭也掄不開，挖得十分辛苦。開始的時候累得骨頭架都要散了，手上打滿了血泡，後來，過了半個多月才慢慢地適應了，再往後就覺的沒那麼苦了，反而覺得很好玩。
我們的工作程序是，先在地上垂直向下挖一個二十米左右的豎井，再在井底向兩面開挖，挖出的土用栓在鋼絲繩上的半截油桶由卷揚機吊上井口倒掉，挖洞的人也坐在桶內上下。一次，鋼絲繩斷裂，我連人帶桶掉入井底，幸虧只是崴了腳，休息了幾天就好了。
「備戰備荒」天天講，我們日日打洞不停止。因為洞裡漆黑一團，沒有礦燈，單位僅給了兩盞煤油燈來照明。燈光小了看不清，燈光大了直冒煙，我們鼻孔熏得黑黑的，洞裡的空氣潮濕憋悶，散滿了嗆人的煤油煙味。進度越來越慢，大夥兒情緒低落，請求領導改善照明條件。但當時只有煤油燈，再無別的辦法，也只好作罷。
從大會戰開始，我們每個人都在拚命地幹活。手上起泡了，輕傷不下火線，讓衛生員用膠布一包，繼續揮鎬刨土。那畢竟是重體力活，每個人的胃口都非常大，一頓吃一斤乾糧不在話下。可那時每個月的定量只有30斤，根本不夠吃，單位就號召其他人勒緊褲帶，支援挖洞大軍。
記得挖到二里半（地名）時，那裡的地下都是沙礫，十分鬆散，極易跨塌。一天，防空洞的井壁突然坍塌，將人埋了進去，經過全力搶救，將幾個堵在橫洞裡的人救了出來。但是有一個人雖揀回了一條命，還是殘廢了，進入了鄧樸方的隊伍。
那是一個政治氛圍濃厚的時代，老百姓特別聽話，上面叫怎麼幹就怎麼幹，我們在緊張、繁重的勞動之餘，還要不時地手舉紅寶書，開誓師大會，批鬥大會和學習會，即便在萬分疲憊時也不例外。
每逢休息時，我們總是用疑惑的口氣談論道：如果真打起仗來，就靠咱這地道抗得住飛機大炮轟嗎？有位當過礦工的老兄說：別說這黃泥沙打成的土洞洞，就是鋼筋水泥灌成的地道，也難頂得住啊！大夥兒附和著說：「人隨時代草隨風，上面的政策咋講，咱就咋干唄。反正每天給開工資，幹啥不一樣！」
這些防空洞和曲曲折折的地道一般都比較粗糙，沒有很好的防水和防潮設施，挖好不久就基本上報廢了。後來蘇聯和美國並沒有打進來，原子彈也沒有扔過來，到上世紀八十年代，基本上都先後都被填埋了。
地下的世界是一個悖謬的空間，既是一個安全的處所，又是一個危機四伏的世界。時光流逝，那種不安定的生活早已煙消雲散，回憶起那些挖防空洞的歷歷往事，有時會覺得十分可笑。挖防空洞是為了打起仗來能避險，可是有些防空洞連幾場雨都經不起，怎麼能抗擊現代化戰爭炮火？其實，只有和平，才是人類最好的掩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