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浙江溫嶺城西街道藍孔雀幼兒園教師顏艷紅虐待兒童事件曝光，又一次將人們的目光聚向了教師虐待兒童的事情之上，幼師虐待幼童，小學老師虐待小學生，中學老師毆打中學生，這在中國常見到令人髮指，而這近乎是中國「優良」的傳統之一。
顏艷紅已經被拘留，事情就此終結了麼？人們不禁要問，除了顏艷紅之外，還有多少值得我們思考的地方，又當如何去避免類似事件的發生？
顏艷紅的所做所為，同事們是知道的，甚至有同事為其拍照留念，但為什麼沒有同事舉報她的獸行呢？其實，不僅是教育行業，在中國的任何一個行業都不流行同事之間相互檢舉不法行為，大家遵行的原則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除非牽扯到自身的利益，才會獅子張口，狠狠地扑將上去。人們考慮的首要問題是，做這事對我有什麼好處，而不是所謂的正義、公道或者人性。與自身生存的最重大問題相比較，良心、正義等都是排不上號的虛無飄渺的東西，或者可以說人性面對利益的時候是微不足道的。
校方知不知道顏艷紅的獸行，為什麼沒有採取措施？顏艷紅是校方所聘用，沒有資格證書，至於她的所做所為校方知不知曉，無從查證。但即使知道，校方又會如何？她以沒有資格證書的身份上崗的，可見校方從一開始就是無恥的，它也會繼續地無恥下去。那麼，讓無恥的校方去主持公道就像讓劊子手放下屠刀一般是可笑的。學校是肆無忌憚的，而且這又是有道理的。在中國，學校資源的匱乏到了大家紛紛塞擇校費以使孩子有書可讀的地步，他們無所謂一名學生的得失，「貨源」不斷是他們無所忌憚的信心保障。有位小學生家長曾打電話給記者，要求報社曝光老師體罰學生的行為。記者還未回應，家長就改變了主意，說，孩子能夠上全市最好的小學花了太多的精力投入太大，萬一曝光了兒子沒書讀了豈不得不償失，所以，又強烈要求記者不要曝光。記者感嘆之餘，又很無奈地道，因為即使想曝光，他也要權衡權衡，畢竟他的兒子也在那所學校讀書，他怕兒子在學校過得不如意。
教育主管部門有沒有錯？虐待幼童毆打學生的事件屢屢發生早已經把正義的鞭子抽到了教育主管部門的臉上，他們怎麼會沒有錯。但是，他們的無能早已是無需任何證明的了，他們的無所作為已經讓人們無所作為了。家長把舉報信遞到主管部門那裡，很快舉報信息就會被反饋到學校，受苦受害的仍舊是學生以及家長。通風報信的個體還可以理解，主管部門的主動勾搭就讓人齒寒了。家長不忍心自家的孩子被打，同樣，教育主管部門也不會主動打自家的孩子。
家長肯定知道孩子被虐待，他們都幹嘛去了？我們知道顏艷紅虐待孩子的事情是被微博曝光的，不是孩子家長曝光的。家長都做什麼去了？大多數忍氣吞聲吧。他們不敢單打獨鬥，怕教育資源的失去，寧願讓孩子受些苦。更有些家長覺得老師體罰學生是天經地義的，甚至認為孩子被虐待一回兩回並不是一件大事。他們為什麼不聯合起來呢？他們也想聯合，但關鍵的問題是沒有人願意當出頭鳥，也沒有人願意當第一個吃螃蟹的人，他們怕被槍打，怕還沒鬥過邪惡勢力，倒被邪惡勢力的鉗子鉗住了喉嚨。所以，他們都在等著一個救世主出來為他們主持公道，而他們早已經想好了後路，準備好了禮金，可事敗之後立即拿錢填補與校方、主管方的裂痕。
法律做什麼去了？法律沒有虐待兒童罪，每次出現類似的案件最多拘留了事。這樣的懲罰不過是給當事人以人生的一個污點而已，再也沒有其他的損失。法律的執掌者與主管部門有同樣的親爹，教育主管部門是學校的親爹，學校是虐待兒童的老師的親爹，這層層的父子關係，又怎麼會捨得下狠手呢？
媒體都做什麼去了？在中國的媒體界，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基本是內事不監督，也就是說當地的問題當地的媒體基本不能行使監督權，除非牽涉不到權力部門，不會引起輿論反彈。那麼，只能異地監督了，異地監督又基本是空談，效力越來越趨向於零。所以，如果真的想要靠媒體，不如信母豬去上樹。媒體現在遠沒有獨立，它們存在著先天的不足，喉嚨同樣被那位親爹捏著。松一點的時候，媒體吼兩嗓子；緊的時候，媒體只能忙著自己喘氣，顧不了別人的死活了。
社會都做什麼去了？社會監督也是監督的一種，社會的聲音強大起來地動山搖。其實，與家長不肯集體施壓學校及主管部門一樣，社會更不會去主動觸霉頭。社會最大的聲音發在網路之上，道理大家都懂，監督成本較低。即使成本較低，仍舊有許多人被跨省、被勞教等。更何況現實中的監督成本比網路更高，風險更大，鮮有人願意出頭去為社會公義呼號，大家寧願忍一時是一時，寧願埋頭過一輩子是一輩子，混過去就算了，哪裡還想著別人瓦上霜的事。
那麼，還剩什麼可以解決這個問題的？
各個線頭都扯到一起打了一個死結，眾志成城自當可以把它解開，但眾志是沙，風一吹就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