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文學」是讓很多人讀不懂的，於是它被一些人高看。但終究文學還是要讓更多的人「讀懂」，於是解讀文學作品就成為一項工作，有了文學批評家。誠然，「一百個人讀莎翁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但作家對自己文本的解讀，對讀者和文學批評家而言無疑是值得重視的，是有價值的，無論如何它是作者親言創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點吧。
一、莫言如此痛罵自己「很卑鄙」
莫言因文學成就獲諾貝爾獎自有其道理，也值得祝賀。但在獲獎後接受鳳凰衛視訪談，在談到創作時，莫言為何罵自己「很卑鄙」呢？莫言「卑鄙」嗎？不「卑鄙」嗎？……
我們還是看看莫言怎麼說。
2012 年10月14日鳳凰衛視「面對面」在談到小說《蛙》的創作時，莫言提高嗓門說：「如果一個作家不能做深深的自我反思的話，那麼他肯定不是一個寬容的作家……不要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當歷史上有一場巨大災難發生的時候，實際上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緊接著，莫言舉例論證：「就像我們的反右派，很多右派都是受害者，但實際上也有很多右派剛開始是想把別人打成右派的，但是沒有把別人打成右派，反而被別人把自己打成了右派。」說到此，莫言似乎表現出一絲嘲諷和鄙夷。接著他又以自己為例：「文革中我才十來歲，但我認為我也洗不乾淨……我也背後往老師身上吐過唾沫或投過土塊……很多人實際上是被裹挾進去的，為了保護自己，不得不違心地幹一些自己不願意幹的事……」哦，似乎很有「思想深度」啊！說到計畫生育政策和《蛙》這部作品，莫言說：「我們不能完全歸罪於像‘姑姑’這樣的人，也不能一下子就整個歸罪於國家，是你們制定了這個政策是吧？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包括我本人自己也有責任，也有罪過……」哦，文革中才十來歲的莫言都「洗不乾淨」也有「罪過」，那麼中國人還能有一個「乾淨」嗎？還要批文革嗎？算了，人人自我批判足矣！莫言就這樣立論了。
就《蛙》而言，莫言說他也有什麼「罪過」呢？那就是違心地、冠冕堂皇地動員妻子按政策要求去把超計畫的孩子「做掉」。莫言說，其實他是怕影響自己往上提升的仕途，到現在想到此還有深深的隱痛，「到了晚年，我想起來感覺自己很卑鄙啊！」「卑鄙」二字莫言有意說得很重。——嗚呼，莫言是這樣罵自己「很卑鄙」的！
二、這個世界上還有沒有是非？有無正義和非正義之分？
在閱讀或曰解讀莫言作品時，我們不能不看重莫言對自己創作的解讀。於是我們不能不想：莫言「卑鄙」嗎？不「卑鄙」嗎？對莫言難以自圓其說的邏輯我們不敢苟同。
莫言所說「歷史上的巨大災難」是指什麼？是地震、洪水嗎？從上述語境和莫言舉例來看，不是，而應當指人為災難，如日本侵華，如莫言所說的「反右運動」、「文革」以及《蛙》中所描寫的「現象」等。那麼莫言如上「施害者和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各打五十板式的立論符合歷史的真實嗎？可以成立嗎？誠如是，那麼只要以「人性」的名義，這個世界就變成罪錯人人有份沒有主次，從而也無是非、正義和非正義之分了。但這怎麼可能？
正在播出的電視劇《國家命運》終於基本如實寫到了中國衛星設計院院長趙九章文革中被批鬥毒打後自殺身亡，衛星設計院業務負責人姚桐斌文革批鬥中被毒打致死，僅涉及兩彈一星的科學家文革中就有10多人因莫須有的罪名被批鬥不堪凌辱而含冤以死抗爭，請問，我們能說「不要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嗎？——「無論……都」這是一個全稱肯定判斷——那麼在莫言眼中，不知這些科學家們該負什麼責任？還有老舍、吳晗、張志新、遇羅克、王申酉、李九蓮等等，還有在武鬥的槍炮中被流彈擊中而死的無辜平民……反右、文革中並未整過別人而遭受迫害的千千萬萬普通人，他們要負的責任是什麼？他們要「反思」什麼？他們又該「寬容」什麼？莫言能解說一二嗎？如此一概而論難道不過於荒謬嗎？莫言為何要如此立論？
三、莫言找到了確立作品「主題」的路徑
以莫言小說《蛙》為例，它以新中國近60年波瀾起伏的農村生育史為背景，通過講述從事婦產科工作50多年的鄉村女醫生姑姑的人生經歷，在形象描述國家為了控制人口劇烈增長、實施計畫生育國策所走過的艱鉅而複雜的歷史過程的同時，成功塑造了一個生動鮮明、感人至深的農村婦科醫生形象（從一個在鄉村推行科學新法接生的「送子娘娘」轉變為忠實執行計畫生育政策的「殺人惡魔」），並結合計畫生育過程中的複雜現象，剖析了以敍述人蝌蚪為代表的知識份子卑微、尷尬、糾結、矛盾的精神世界（參見騰訊讀書）。
在莫言看來：計生國策不能厚非或無可厚非，國家確有國家的難處；蔑視生命的惡行也不能「完全歸罪」姑姑一類執行者，因為她和他們是「革命螺絲釘」忠實執行政策，很無辜。那麼造成執行計生政策過程中那些蔑視生命不人道之惡的產生究竟是誰之過？該誰負責呢？這是一個難解之題，難立之意。可面對「姑姑」之原型戲劇化波瀾起伏的一生和那些蔑視生命的現象、中國六十年生動的鄉村歷史畫卷，作為作家的莫言發現了獨特的題材獨特的視角，他無法放過，他要寫，太有寫的價值了！但還是那個問題：如何確立作品的主題？
從莫言如今自己所說來看，他找到了，他「分析」並概括出了：那就是應當尊重生命——這是永恆的主題，不會錯的；第二就是要「自我反思」和「寬容」，「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姑姑」連同作家本人在內這樣的「受害者」都要「做深深的自我反思」，甚至不惜面對電視鏡頭痛罵自己「很卑鄙」！作賤自己是不會犯錯誤的，也未必有人真的認為自己就是卑鄙之徒。但我們不知道除此之外，莫言本人並要我們「寬容」的是什麼？
縱觀莫言作品，其主題的路徑似乎可以用這樣的關鍵字概括：底層邊緣化人物、鄉村、飢餓與孤獨、原始生命力、人性女性與母性等。而莫言在他的作品《歡樂》結尾處也似乎道出了自己的寫作主旨：「夢幻與現實、科學與童話、上帝與魔鬼、愛情與賣淫、高貴與卑賤、美女與大便、過去與現在、金獎牌與避孕套（甚至還有紅高粱中的小便與美酒——筆者加註）……互相摻和、緊密團結、環環相連，構成一個完整的世界。」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指出：莫言將魔幻現實主義與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融合在一起。……他在中國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中尋找到一個出發點。是的，莫言找到了這樣的「出發點」，在這之中盡情鞭撻著人性之惡「很卑鄙」或讚美著他想讚美的人性之美的元素。這使莫言的作品常常帶有亦真亦幻的「魔幻」、反差強烈，價值判斷也時時模糊不清，時而讓人驚嘆，時而讓人憤怒，時而使人茫然。
文學的古老含義是「心聲」，這也許就是莫言的「心聲」？但如果莫言作品深刻、豐富到使一些人「茫然」，那還不如去讀讀也許能使多一些人不茫然的漢娜．阿倫特及其《黑暗時代的人們》，雖然它不是小說。
不管怎麼說，小說以「文學和人性」的名義立意了，寫成了，「深刻」了，也揭露「醜惡」了，出版通行了，國內外獲獎了莫言成功了。
然而，莫言在鳳凰衛視如此論述他的創作思想和對題材的剖析是能夠成立的嗎？我們不禁要問——
莫言本人作為軍人幹部，遵守紀律執行政策——即使違心，即便是出於怕受處分想提拔的「私心」考慮，有大錯嗎？即便有錯，難道可以與「卑鄙」劃等號嗎？千千萬萬類似莫言這樣因為怕受處分或怕罰款而違心執行計生政策的，不論有沒有「私心」，就能算「很卑鄙」嗎？值得「反思」和譴責嗎？誠如是，莫言罵的就不僅僅是自己了，而到處都是「卑鄙」之人了。
試問：「姑姑」以及諸多如類似莫言這樣違心執行計生政策的人該怎樣做才不需要「反思」呢？面對電視鏡頭，莫言對自己如果重新選擇一次（是否生二胎）究竟會怎樣做也含糊其辭說不准，那麼莫言「反思」什麼呢？如何自圓其說？
其實，智慧的莫言應當是可以清楚解說而不會弄出這樣自相矛盾之立論的——因為顯而易見，如果沒有計生政策，或者說計生政策不是被那樣野蠻地去執行，可能就沒有莫言的《蛙》了；如果少一些那種缺乏人道沒有獨立思想只知道盲從的「革命螺絲釘」，那麼「姑姑」這樣的悲劇自然也就會少很多；而為什麼有那麼多「螺絲釘」呢？在《蛙》中「施害者和受害者」究竟是誰呢？這些，莫言肯定明白，但也許他不想說，不能說，抑或不好說，否則……
四、豈可顛倒主流和支流、現象與本質？
莫言所說「不要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這是一個以支流代替主流、以表象代替本質的偽命題。正因此，它具有相當的迷惑性。因為如果要幫著莫言立論，筆者也同樣可說出一些類似莫言所說「反右」、文革中那些生動真實的故事來——諸如妻子揭發丈夫，子女揭發父母，街坊揭發鄰居……這之中有很多是出於自保，有的就的確是因為單純幼稚，也有的則夾雜所謂「私心」，抑或兼而有之……
莫言「施害者和受害者都有責任」立論的基礎是「人性都有惡的一面」——但我們要追問的是，在如莫言所說反右和文革中，是誰授予「人性都有惡的一面」之所有人以「革命」的名義打開人性惡的潘朵拉的黑匣子？決策者為何要這麼做？那是不是真正的「施害者」？是不是應當揭露的禍根而加以無情的鞭笞？莫言揭露和鞭笞「施害者」了嗎？
在歷次「大災難」中有些整人者最後被整，這是主流還是支流？是局部還是整體？是現象還是本質？除了原本就是「卑劣小人」者，在對歷史的宏大敍事中，我們對廣大「受害者」是應當同情還是搶佔「文學、人類和人性」的制高點俯視、嘲諷傷痕纍纍的無辜「受害者」眾生並無情地進行「人性」的解剖和鞭撻？我們難道不應當去挖掘造成社會災難的禍根反而要那些真正的「受害者」去「深刻反思」自我？我們難道要趙九章、吳晗、老舍等千千萬萬受害者不要把「一切問題的根源都歸罪於外界」而要「深深的自我反思」並且要學會「寬容」嗎？為什麼呢？
說莫言立論的迷惑性，還在於他似乎站在「人性」的高度將「施害者與受害者」一杓燴。所謂「都負有責任」，看起來頗為「公允」，可在他的作品和他面對媒體的表白中，我們見到莫言指出過「施害者」的責任，像《悲慘世界》那樣揭示造成千百萬人苦難的禍根了嗎？難道這就是需要作為作家的莫言和受害者所「寬容」的？作品中也許不能說沒有對施害者的直接鞭撻，但罕見，淹沒在所謂「人性」「母性」和魔幻現實的語言流中，常常隱晦得令一些60、70後讀者都不知所終而感到「茫然」，更不用說更年輕的一些讀者。「文學即人學」這不錯，可我們又怎能忘記「人是一切社會關係的總和」這一客觀事實？
五、我們對莫言的理解和寬容
實事求是地說，莫言的作品雖不觸及當下，但對基本已有定評的影響億萬中國人的荒謬政治和災難中的黑暗還是多有揭露的，用「魔幻」般的故事和手法、豐富的想像力和獨特的小說語言，為我們留下了一個時代中國鄉村的歷史畫卷和人物命運，不論《蛙》還是《生死疲勞》以及《透明的紅蘿蔔》還有《歡樂》等；正因此，莫言作品才可能在國內外獲獎，才可能有讀者稱道。
但莫言在「文學和人性」的大旗不觸及敏感地帶和當下——即使對已有定評的歷史災難概括的或具象的「施害者」，這不能說不是莫言的高明之處。在當下環境中，我們可以理解，並不苛求於莫言。因為它正反映了中國文化人生存的困境，也反映出中國農民式生存的狡黠；我們還知道，文學一旦被強勢政治意識形態所拋棄，那麼不僅它守護心靈和良知的神話會破滅，甚至連守護自身也很成問題。所以，拋開政治的、道德的、身份的因素，也拋開所有外部的偶然的因素，就從其作品的文學成就而言，我們可以說莫言獲諾獎有其「必然性」。我們依然祝賀莫言的文學成就。
六、對莫言的創作立論不能理解和「寬容」
我們不能理解和「寬容」的是莫言面對媒體為自己在「平衡木」上的小心騰挪、曲折迂迴、避諱災難實質，避開對「施害者」的揭露鞭撻而弄出「無論是施害者還是受害者都負有責任」這樣各打五十板荒謬的主題立論而誤導媒體和受眾，且以痛罵自己「很卑鄙」予以廉價的佐證——這與同樣也注重揭示人性和小人物命運的余華的《活著》或古華的《芙蓉鎮》等等作品表現出的文學的良知、正義是不可比的，更不用說雨果的《悲慘世界》等。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不到「施害者與受害者都負有責任」這樣罪錯人人有份貌似公允的影子。文學是主張決裂的，不僅與一般人性中的惡決裂，更必須與造成社會百姓悲劇的「施害者」及其罪惡毫不含糊地決裂。
我們不禁再次想問：莫言和類似莫言一類在「大災難」中飽受煎熬的人，如莫言和筆者這樣整整一代曾飽受「飢餓與孤獨」折磨的人，再如《蛙》中「姑姑」這類人，乃至冤死的千千萬萬「受害者」，他們需要「反思」的是什麼呢？他們到底又該「寬容」什麼？
其實，我們很清楚，莫言的全部作品也未必盡如他在媒體所宣示的價值觀，但正如許紀霖教授批評莫言時指出的：作家的道德「乃是忠誠於自己的文學信念和價值信念」。如作品與作家的宣示及某些行為並不甚一致，那就遑論「忠誠」了。莫言有權罵自己「很卑鄙」，但當他面對公眾做如此解讀時，無疑已經涉及到千千萬萬如莫言這樣在災難中大大小小的或已經成為冤魂的「受害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