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來倒臺與毛主義遺產
《世界報》在時事分析欄目發表該報駐京記者Brice Pedroletti的文章，探尋薄熙來倒臺事件與中國社會面對毛澤東時代遺產的矛盾心態。文章寫到：鄧小平時代的中國是圍繞批判毛的錯誤、拋棄階級鬥爭、建立集體領導和有組織地過渡，建立起來的。他的基礎是一種既紅色又資本主義的奇怪的妥協，這種妥協隨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擱置政治改革而進一步鞏固。也就是維持共產黨的領導，但又讓向社會和經濟開放競爭。這篇文章認為，剛剛被中共開除出黨的薄熙來正是這種大跨度的矛盾立場活生生的代表。他在重慶唱「紅」，而在此之前，他在大連則曾積極扶持私營企業，其中一些企業後來進入中國最有實力企業的行列。
文章指出，這種大跨度的妥協因為與毛澤東主義的關係以及領導人家族制度性的貪污腐敗而失去平衡。而一年前還有望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的紅色貴族薄熙來所代表的正是這種失衡，18大後的新領導班子必須對此做出令人信服的答案。
針對與毛澤東主義的關係，這篇文章寫到，薄熙來的所謂重慶模式從中國新左派和新毛派人士中獲取靈感，試圖糾正不斷深化的不平等、腐敗等所謂市場經濟的偏差，以純正的革命的名義，在打黑行動中，展開徹底的清洗。但薄熙來如今面對的罪名指控已經讓這位這種管理方式的建築師失去了信譽。
針對領導人家族的制度性腐敗，文章寫到，薄熙來與谷開來代表了「一家兩制」的模式，也就是一人從政，其他家人從商。兩人的兄弟姐妹及盟友都在商海闖蕩。當今的打擊貪污腐敗的機制避開了這種行為方式，因為正是這樣的方式才使得領導層支持市場經濟。文章指出，1981年中共關於歷史問題的決議指稱毛澤東犯了嚴重的左傾錯誤，但是卻以三七開寬容了毛澤東的其他貢獻。但是，如果說中國共產黨如今有必要重新提醒不得逾越的左傾界線的話，可能恰恰是這項歷史問題決議有些過時了。正如旅美中國學者徐賁今年六月在香港的一次活動中所說的那樣，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年代，毛主義隨政治和民族主義目的借屍還魂已經達到了最大極限。在毛澤東創立的共產黨政權的三大要素中，階級鬥爭早已束之高閣，與道義上的純正主義以及貧困年代主觀意志相結合的社會主義在富裕的中國已經完全失去了信譽，如今又遭受薄熙來帶來的新的打擊，以致於作為政權最後一根支柱的一黨專政也受到影響。誰能知道將黨內如此多的貪污腐敗曝光於光天化日之下，不會導致毛澤東被指責為萬惡之源呢？在香港城市大學任教的一名瑞典學者也在香港的這次研討會上指出，貪污腐敗更來自於政黨的獨攬政治以及權貴基層向在商界的親朋好友施予恩惠的可能性，而不是中國新毛派所批判的自由主義的偏差。
那麼，推倒薄熙來是否意味著中國間接地再次拋棄毛的遺產呢，這篇文章認為，這是很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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