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莫言有兩面之交，不是交情，只是兩個彼此都在的場合。他可能早忘了，我也是現在才想起來。
第一次是1989年5月16日，在天安門廣場。頭天傍晚，《讀書》雜誌的王焱上門通知我，學生在廣場絕食了，我們要成立一個首都知識界支援學生絕食團，就是說陪著學生絕食。那些日子言論自由、結社自由，首都知識界發公開信、組織遊行聲援學生反腐敗要改革的行動。我跟著簽過名、游過行，因為認同這場運動反腐敗促改革的主流思想。那天早上9點，我如約來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門前。絕食的組織者李陀和王焱以及李陀夫人張暖忻已經先到了。陸陸續續又來了不少人，現在記得起來的只剩張郎郎和莫言了，前者帶來一幅橫標，到底是中央美院的，連本次絕食都做成了藝術品。至於後者，則是聽張暖沂說，莫言是總政的。好嘛，現役軍人也入夥了，不過沒穿軍裝，也沒戴帽子，留個背頭，前面頭髮脫了不少，透著精明。民主討論，多數人不看好絕食這招，最後一致決定務實，湊錢買尿桶，送到紀念碑前，解決燃煤之急。
第二次見到莫言在2009年9月法蘭克福書展熱身會上，他是貴賓，我是聽眾。之前媒體報導，著名作家莫言稱，如果法蘭克福書展邀請戴晴和貝嶺，他將不參加。熱身會在塞萬提斯會館，中國代表團坐在左邊，戴晴他們坐在右邊。輪到戴晴發言，左邊的中國人呼啦拉起立，全走了；過了大約一刻鐘，又都回來了。帶隊的梅兆榮說：「我們抗議你們邀請不受中國政府歡迎的人，所以退出會場；但我們又回來了，繼續參加討論。」輪到莫言上臺演講，我才知道他來了。感覺最大的變化是他那怪異的髮型，可能是為了護禿，頭髮從耳朵上面分縫兒，極不合理地向左一邊倒，要多彆扭有多彆扭。莫言發言得體，不像前面隊友那樣急赤白臉，也沒被台下噓。他說，因為生病，本來沒打算來，可是夫人有指示，要他買一口德國出的高壓鍋，只好來了。總算完成了使命，他會帶回德國的優質高壓鍋，可是另一口德國媒體讓他背的黑鍋，他要留給德國。最後他又講了中國人編的那個貝多芬和歌德的故事：兩個人一塊散步，過來皇家車隊，歌德站在路邊脫帽鞠躬，貝多芬則傲視權貴。他認為，作貝多芬容易，作歌德難。我提了兩個問題，第一，他買的那口高壓鍋是否是真是德國製造，別是MadeinChina，回家交不了差。莫言先生笑著說回答：「確實是德國製造。」對第二個問題，那口黑鍋是否是MadeinChina，莫言先生沒回答，臉色很難看。其實是他讓德國媒體背了黑鍋，媒體的消息確實來自中國。有人問他為什麼退場，答曰：「去廁所了。」時事滄桑，20年把一個熱血青年磨成了左右逢源的老滑頭。
莫言得了諾貝爾文學獎，網上到處是他的照片，那個一邊倒的大左頭又回到了八九年的背頭，雖然禿，可是順眼多了。如今莫言有錢有名之外，更重要的是有了中國人沒有的話語權，我真心希望廣場上的莫言回來。他可以作貝多芬了，那一刻起，他說的應該都是他想的。他說不後悔抄了毛講話：「因為我認為這個《講話》還有它合理的成分。比如他講普及跟提高的關係，他說你不能老唱《小放牛》，你還有《陽春白雪》是吧，講這個民間藝術跟外來藝術的關係，講生活跟藝術的關係，他講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他講作家為廣大的工農兵服務這樣一個概念，我覺得這些東西我還是認可的。因此我抄了這個《講話》。」他忘了，他抄的並不是這一段，而是關於黨員作家的立場和態度的兩段：「立場問題。我們是站在無產階級的和人民大眾的立場。對於共產黨員來說，也就是要站在黨的立場，站在黨性和黨的政策的立場。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的文藝工作者中是否還有認識不正確或者認識不明確的呢？我看是有的。許多同志常常失掉了自己的正確的立場。態度問題。隨著立場，就發生我們對於各種具體事物所採取的具體態度。比如說，歌頌呢，還是暴露呢？這就是態度問題。究竟哪種態度是我們需要的？我說兩種都重要。」
莫言就是莫言，既不是貝多芬也不是歌德，明明錯了，還要偷換概念為自己開脫，把退場說成去廁所；把與異議人士不共戴天說成生病不想來，甚至栽贓德國媒體；把白紙黑字抄的共產黨員的立場和態度說成生活與藝術。那麼，去重慶挺薄、寫打油詩歌頌唱紅打黑，「舉國翹首望重慶」，又做何解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