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爾布蘭森對政府的幫助似乎一點也不感恩，他對記者說，「我又沒有要求政府為我做這些」。像古爾布蘭森這樣的選民在美國還有不少，他們不是不知道在自己的小鋪子或小鎮之外的事情，他們確實是從政府那裡得到了金錢方面的幫助，但錢是從其他納稅人那裡來的，不是政府恩賜的。
9月17日公布在網際網路上的一段視頻中，美國共和黨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在私下會見一些政治捐款者的宴會上說，有將近一半（47%）的美國民眾「過分依賴政府」，很可能支持歐巴馬連任。這番言論立刻招致各方的譴責，民主黨方面更是指責羅姆尼一下子「拋棄了半個國家」。其實，以往記錄顯示，這47%中的選民有一半是投共和黨票的。羅姆尼的錯誤在於，儘管許多選民確實按照他們的「自我利益」投票，但經濟利益並不是選民惟一的自我利益。
托克維爾在19世紀30年代初訪問美國時就已經注意到個人利益在美國人投票活動中的作用，但那並不見得就完全是「自我」的。他說：「很難使一個人放棄自我去關心整個國家的命運，因為他不太理解國家的命運會對他個人境遇發生的影響。但是如要修筑一條公路通到他家園，他馬上會知道這件小公事與他的大私事之間的關係，而且不必告訴他，他就會發現個人利益和全體利益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繫。因此如果讓公民們多管小事而少操心大事，他們反而會關心公益，並感到必須不斷地互相協力去實現公益。」民眾總是通過與他們息息相關的身邊小事，才能理解國家大事與自己的關係。
但是，對於每一個具體的選民來說，什麼是他的自我利益呢？他就一定知道那些被他看成是自我利益的，就真的是他的自我利益嗎？美國媒體上常常可以看到《你正在違背自己的利益投票》或《投票：符合你自己的利益嗎？》這樣題目的文章，旨在「幫助」選民認清自己的利益。雖然自我利益在美國是投票的一個重要驅動力量，但它並不能充分解釋選民們在投票時似乎與自我利益不符的選擇。
在許多與自我利益不符的投票行為中，最令觀察者和政治分析家不解的便是「勞工階級把票投給保守黨」的現象，也就是低收入的選民不是把票投給自稱代表他們的民主黨，而是投給了被認為是代表富人的共和黨。不僅美國有這種現象，其他西方民主國家也有。2012年6月5日英國《衛報》就曾刊載紐大學教授海德（Jonathan Haidt）的一篇文章，問道，「在許多國家，藍領選民在看上去不符合他們自身利益的情況下，與政治保守派聯盟，……為什麼工人階級的個人把票投給保守的候選人呢？自從里根得到了許多工會成員、農夫、城市天主教徒和其他相對無權者們的選票，形成了所謂的‘里根民主黨人’以後，這個問題就一直在令美國左派頭痛」。
許多左派人士對這種現象的慣常解釋是，這些勞工選民是受了資產階級的欺騙，他們被一些「文化問題」的迷惑，忘記了自己的經濟利益，這些文化問題包括同性戀婚姻、墮胎、個人擁有槍支、政府權力限制個人自由、基督教信仰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等等。在美國，經濟的自我利益並不是每個選民唯一看重的自我利益，許多選民還把維護他們生活中的價值也看成是重要的自我利益，這些價值包括穩定的家庭、社會道德秩序、個人自己的事不要政府干涉、自由企業不要政府干預，等等，這些都是自從里根以後共和黨所一貫主張的。
與共和黨不同，民主黨以另一些主張來吸引選民，例如承諾保護或擴展保護窮人和老年人的福利、為中產收入家庭減稅、幫助青年學生獲得低息貸款、推行有利於低收入者的全面健保等等。但這些政策往往是以擴大政府範圍和權力為代價的，而「大政府小社會」則與許多經濟政策受惠者的其他自我利益不盡相符。海德指出，個人在經濟利益之外，還有道德利益（moral interests），在有些情況下，道德利益似乎比經濟利益更直接影響選民的行為。
《紐約時報》記者艾普鮑姆（Binyamin Applebaum）在明尼蘇達州發現，那裡的選民有的雖然直接得益於民主黨政府的幫助，但還是會把票投給共和黨。在明尼蘇達州的林斯屈姆（Lindstrom）有一個名叫凱·古爾布蘭森(Ki Gulbranson)的選民，開一個T恤衫的印字鋪子，每年從政府的小企業收入稅減免得到幾千美元的好處，他的孩子們享受由聯邦補助提供的免費早餐和午餐，他88歲的老母親曾經兩次免費做了股骨手術。但是，他卻偏偏替茶黨印製T恤衫上那些反對政府的文字，認為那也是他自己的觀點。古爾布蘭森對政府的幫助似乎一點也不感恩，他對記者說，「我又沒有要求政府為我做這些」。
像古爾布蘭森這樣的選民在美國也許還有不少，他們不是不知道在自己的小鋪子或小鎮之外的事情，他們確實是從政府那裡得到了金錢方面的些許幫助，但那錢是從其他納稅人那裡來的，不是政府恩賜的。歐巴馬政府是給了古爾布蘭森這樣的小民一些好處，但這個政府給大企業的補貼卻要超過百倍千倍，其中包括救援因「欺詐門」而陷入困境的高盛集團、出臺優惠通用電氣公司的政策等等。歐巴馬上臺後擴充政府規模，民眾從2010年就開始掀起反對聲浪，隨著歐巴馬政府主導的健保計畫引發爭議，大政府問題更加成為民眾關注的焦點。在這次大選中，反對政府擴大規模和權力不僅是一個經濟的爭議點，而且也涉及了美國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倫理價值觀。
在美國的選舉中，政治人物可以用選民的個人經濟利益來引誘和爭取他們，在相當的程度上也確實是有效的手段，但是，美國傳統的政治文化和社會倫理價值觀還是對許多選民有相當大的影響，他們把這些價值觀也當作與他們息息有關的自我利益。這些價值觀比個人一時一地的經濟自我利益，更清晰地形成了美國的民意。在這一點上，任何政治人物，就算是總統，也不能充當他們的導師、舵手或總設計師。他們只能是民意的執行者，而不是塑造人，更不要說是強迫民意乖乖順從他們的統治目的和意圖了。
（作者系美國加州聖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文章原標題為《美國大選中民眾的「自我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