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鬥爭遊行（資料圖片/看中國配圖）
肅反運動
1955年5月，毛澤東捏造了胡風反革命集團，以此為引子，開展了「肅清胡風反革命集團」運動，進而擴大為整個毛統區的肅反運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運動）。1955年8月25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徹底肅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指示》作出了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或其他壞分子均佔5%左右的估計。這次肅反運動，經過兩年多一點的時間，到1957年基本結束。在1800多萬職員和人員中，確定10萬多名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壞分子。[1]冤枉了多少人，難說得很了。肅反運動，為後續的反右運動預埋了地雷。在1957年中共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劃分右派份子的標準》中，專門規定了一項：「攻擊肅清反革命分子的鬥爭」的，應劃為右派份子。文人杜高，逃得脫被肅反的厄運，終於逃不出右派份子的厄運。[2]
取消中國人的思想自由
通過1950年3月開始的鎮壓反革命運動，通過1955年5月開始上演的胡風反革命集團冤案，通過1955年7月開始的肅反運動，通過1957年6月開始的消滅民主的反右派運動，通過1959年9月開始的無中生有反右傾運動，中國人的思想自由被徹底取消。
毛澤東收穫驚人
實行以崇拜毛澤東為綱的愚民政策，毛澤東收穫驚人。狠鬥「私」一閃念的年四旺，就是典型的愚民。這種愚民，很多過了思想解放、改革開放的幾十年仍然執迷不悟。廣州《老人報》2007年8月8日第8版文章《那一年我九死一生》的作者曉歌女士，毫無疑問屬於不醒悟的一族。她在文章中寫道：
[1969年初，我報名去江西峽江縣插隊。剛要走，卻查出扁桃腺腫大化膿。匆匆入院做手術，出院後一週就下鄉插隊了。當時身體十分虛弱，連稀飯都難以下嚥，但我沒有任何的猶豫，心已飛往革命根據地。
到生產隊後，我便和同學們一起出工。扛毛竹、插秧、翻土、挑牛糞。我開始腹瀉，無論服什麼藥都無濟於事，腿腳腫起來了。那時我才十七歲，靠「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支撐著，又覺得自己「出身不好」，更要經歷脫胎換骨的改造，所以堅持天天帶病出工。
兩個月下來，我竟瘦掉了三十斤，還開始拉帶膿血的大便，下腹隱隱作痛。有一天晚上，我突然又吐又瀉，發起了高燒，還不停地說胡話，神志不清。女知青們嚇壞了……
第二天清早，大隊民兵營長把我從山坡上的知青屋背下來，拖拉機上面放著一張竹床，墊了三床被子，他們又給我蓋了三床被子，但我仍在打寒顫，連抬抬頭揮揮手向大家示意的力氣都沒有……
到了公社衛生院，我很快得到了搶救。我父母聞訊後，焦急萬分，哥哥來贛將我接回了上海。回滬後換了好幾家醫院，過了兩個多月才查出我腸子里長了個瘤子，隨後開了刀。
手術後，我沒有聽從家人的勸告，很快就返回江西。……
一晃三十年過去了，那時候拼體力拼青春留下的疾患隨著更年期的到來越發加重了。經常有人問我為什麼身體這麼差？我知道那是知青生涯留下的，但我仍不願詆毀那令人刻骨銘心的歲月……。我們雖然喪失了在課堂上學習文化科學知識的最佳時機，但在艱苦的生活中得到了磨練……
那一段人生經歷，對我來說，是一筆終身的財富，是一段珍貴的閱歷，是一門深刻的課程，令人永遠難忘。]
以崇拜毛澤東為綱的愚民政策，將億萬中國人變成單向思維只會考慮工作，不會正常考慮生活的工蟻式體力勞動者。曉歌女士從小到大一直受愚民教育，不顧自己的身體狀況極差也要積極參加體力勞動，就是毛式愚民政策的典型成果。青春少女如同無頭蒼蠅一樣只知道拼體力拼青春幹活，實際生活中受苦受難的她，過了三四十年仍然讚美而不願「詆毀」那個無數人經歷而且自己親身經歷無謂九死一生劫難的歲月，此女崇拜毛澤東思想中毒之深肯定已經到了病入膏肓的程度了。
注: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大辭典》，第208頁
[2]李輝：《一紙蒼涼：〈杜高檔案〉原始文本》，北京：中國文聯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4頁。
(原文以毛主席稱呼毛澤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