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識形態掌控高層開始吹「官德」之風，據說有關公權力機構編纂出版了一本該方面的「好書」。對此，我首先想到的是此「官德好書」是否會靠黨報訂閱模式強行推銷。這種擔心不是多餘的，因為在經濟增長放緩的條件下，正式稅收減少，公權力機關不得不轉而依靠收費與罰款之類的非稅收入來維持其普遍腐敗水平。
在所謂的首善之區北京，應女士因無照經營被查，天橋工商所的人員騙應女士十三歲的女兒代家長簽字。工商行政機構急切地非法博取非稅收入，已經不顧廉恥與法規之約束。再早一些時候，河北一個工商所敲詐賣合格化肥的農民小販而實行彈性罰款，聲稱「交三到五千」，也可能交一萬元。
北京暴雨衝出兩種國恥
上列工商行政違規兩例並非刻意與其過不去，只是因為事之離奇，援以為例有說明意義。北京暴雨同樣將官方近乎無恥的博取非稅收入暴露於公眾視線之下。前有暴雨中交管協勤給水浸中拋錨的汽車貼罰單的醜聞，後有紅十字會急救車強接業務、強收運屍費用（每屍六百二十元人民幣）的惡行。雖然此兩行徑經由北京市高層干預而取消，但是作為一種國恥，它是實實在在存在的並被民眾所銘記。
協勤人員之所以積極貼條而不顧雨災造成的非人為情節，是因為罰款經財政統一收入程序可以返還到交管單位一定比例，交管單位亦依返款支付協勤工資。這個流程使協勤人員堅信任何一點公權力均能搶來不菲的收入。同樣，紅十字會藉助自己附屬公權力的地位，可變換方式而行騙人之術。人都死了，還急救什麼？連常識都不顧了！
北京暴雨衝出的另一項國恥由廣渠門橋下溺斃事件反映出來：只有領導指示才能動用救人權力，或者說有救人能力的公職人員只在領導面前才會表現能力。其背後的道理是，只有能力被領導認可、批准才能產生榮譽、收入。廣渠門橋下溺斃事件表面上是個案，實質上代表了公權力完成私有化的情狀。公權力既然私有化，那些持有人就會更吝嗇地為公眾使用它。比方說，北京房山區的杜先生哀求警方救妻，「被房山推回豐臺，又由豐臺推回房山」。最後，兄弟二人自行搜尋，兩天兩夜後在東五環找到屍體。
分贓不均致內部暴力衝突
國恥之所以越來越多，是因為公權力太龐大、太橫暴，任何人都無法以「官德」之名去約束個體行為者。也正是由於公權力太龐大與太橫暴，其內部分贓不均程度就越高，衝突也越來越大。比方說，上指紅十字會急救車實質上是搶了民政系統殯儀館的運屍業務，儘管雙方沒有明面衝突。
分贓不均並非僅限於一個具體事例由誰弄到多少錢，而廣義為誰的權力更具有特殊性的問題。人們已經忘了警車闖收費關卡與警（檢）人員歐打收費人員之類的事情了。而發生在河南洛陽的王姓女檢察官與其父（交警副大隊長）大鬧派出所的事件，可以明確告訴人們：檢察院的人顯然比公安局的人要有權威，更應有特權；在公安內部顯然是交警隊比派出所更有權威，亦更有特權。
分贓不均或特權衝突不亞於盜賊草寇裡面的火拼。今日公權力體系的德性遠不如盜賊草寇，因為後者還多少講些「盜亦有道」。非搶即騙的私有化公權力在瘋狂撈錢的時代裡，顯然顧不了那麼多。比方說，同為官方體系內的山東煙臺文化執法機關與山東省級黨報的子報《藍色快報》之間，因地盤而火拼，前者指後者非法經營，施以查抄、打人等措施；後者則力稱自己隸屬省級黨報，「在山東任何地方出版都是合法的」並追究前者的責任。在體制內盜賊般「火拼」的同時，中國大陸仍然沒有一部出版法律。民間想辦報仍屬違法。在此種對比之下談「官德」，除了讓人啞然失笑，不會有更多的效果！
醜陋的諂媚與簡單的騙局
有權力腐敗就有暴力，大部分公權力人士認為暴力也是他們的無形特權之一。比方說，發生在洛陽的另一樁「官德」事件──國稅局工作人員朱某闖進小區毆人並聲稱自己是局長，「在政府各個系統都有人，洛陽沒有擺不平的事情」 。相反，小民百姓只要有些動作對公權分子不尊，動輒即招致前者的集體暴力，或被羅織罪名而受刑罰。在廣東湛江，有三級傷殘之身的盧少明與其妻僅因在城管執法中有推搡行為，盧即被關押並被以「妨礙公務罪」公訴。
在這些暴虐的另一面，是低階公權力分子對高階公權力分子極盡諂媚。花錢買官不只是經濟利益輸送，還是人格的降服。為了諂媚上官，許多下級不惜將自己的妻子作交易媒介。 「陰毛筆醜聞」其實不是醜聞、「局長日記」其實不是日記，它們表現的都是官場生態。
正是藉助次級權力（包括政治權力之外的商業權力）對高級權力的諂媚心態，借官行騙就成了中國社會的一大特色，或曰「五不搞」衍生出來的政治文化。北京一個叫王媞的普通婦女，以「自己父母都是高官」的謊言，輕易騙得了羅雪娟（曾獲雅典奧運會一百米女子蛙泳冠軍）等文體界數位名人高達五千五百萬元人民幣的巨額購房款項。無獨有偶，在深圳，李姓女子自稱是現任某位市委常委的親戚，就獲房地產巨頭恆裕集團董事局主席的批條，兩套別墅省了八百餘萬元人民幣。這兩樁政商醜聞至今還沒有最終結果。
另一種「七○後現象」
任何一個統治體系哪怕腐敗透頂也會宣稱講「官德」，於是乎，「吏治」一詞總與「喪亡」相伴隨。大陸官僚體繫在出此「官德大書」之前亦頗講「吏治」，比如加速人員結構上的年輕化，以至於出現了縣市長層面的「七○後現象」。然而，另一種「七○後現象」也與之伴生。那些公然對小民施暴的官員、 敢於在體制內挑起分贓衝突的官員、能將妻子送予上級享用的官員，又多是「七○後」一代。
僅就施暴心理看，這代人或以自家花錢買來仕途或以公考之身並配套花錢而入仕，他們天然地認為自家購買公權力的同時，也購買了隨意使用暴力的特權。沒人以此為恥，反以為應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