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國的人均GDP超過4000美元，按世界銀行定義，中國已經步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但隨後不久，卻是中國經濟減速，諸多結構性矛盾凸顯出來。據世界銀行的研究報告，東亞至少有90%的人口生活在中等收入國家，但能夠升級至人均GDP12000美元的高收入國家則屈指可數，大部分中等收入國家都長期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這是否意味著中國也存在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有何辦法擺脫中等收入陷阱？
「儒家文化圈」中的成功案例能否延伸到中國
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是指當一個國家的人均收入達到中等水平後，由於不能順利實現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導致經濟增長動力不足，最終出現經濟停滯的一種狀態。這一概念是世界銀行在《東亞經濟發展報告（2006）》中提出的。目前東亞、拉美及中歐的很多國家都步入到中等收入陷阱中。
但在東亞國家中能夠擺脫中等收入陷阱而步入高收入國家和地區行列的，恰好都是受中國儒家文化影響深遠的經濟體，比如，日本、韓國、新加坡、臺灣地區、香港特別行政區，它們曾經或者現在都使用過漢字。
受儒家文化最深的當屬韓國和日本，禮義和忠君思想根植於民族理念和文化中，表現為企業講誠信、商業文化講禮讓、員工講忠誠和勤奮。日本和韓國都是國土面積很小的國家，它們的人均耕地面積分別為0.51畝和0.49畝，遠小於全球平均水平的3.45畝，卻都成為了全球製造業大國，其中日本外貿出口額排名全球第4，韓國排名第8。如果把勤奮度進一步延伸至教育和體育競技領域，它們也無可置疑地名列全球前茅，如2008年奧運會，韓國和日本的金牌數量分別排名第7和第8。香港、臺灣和新加坡等也長期受儒家文化熏陶，也是東亞國家中除日韓之外成功擺脫中等收入陷阱的華語經濟體，2011年其人均GDP都在2萬美元以上。
但同樣受儒家文化影響的中國大陸、朝鮮和越南的人均GDP水平分別屬於中等偏上和中等偏下收入國家，其原因何在？這應該與社會文化的變革和經濟體制有關。比如中國自五四運動開始就批判儒家文化，到上世紀70年代達到了頂峰，而且這三個國家自上世紀40年代末都加入了社會主義陣營，實行計畫經濟體制。直至上世紀70年代末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之後，中國經濟才開始步入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階段。正因為此，2011年中國的人均GDP已達到5400美元，而越南和朝鮮卻都不足2000美元。
儒家文化加上市場經濟，是所有成為高收入經濟體的成功之道嗎？至少從目前看，這一現象是存在的，沒有出現一個反例。而後發展的中國，無論在就業、教育還是其他方面，都比儒家文化圈中的發達經濟體更勤奮、更敬業。如中國的女性就業率為74%，遠遠高於53%的世界平均水平；此外，國家計生委《2012中國流動人口發展報告》中披露，2.3億流動人口的工作時間普遍較長，平均每週工作54.6小時，這兩個數據也是儒家文化圈中最高的。在教育方面，中國大陸學生的勤奮度也不輸於日韓等國。而在奧運會這個競技體育比賽方面，中國的獎牌數量從落後於韓日到遠超日韓，直至與美國比肩。如今，人均耕地面積同樣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的中國，已經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出口第一大國和GDP第二大國。
假如按照這一勢頭髮展下去，那麼中國未來無疑將成為儒家文化圈中又一個步入高收入經濟體的國家。但是，歷史恐怕不會那麼容易被重複，中國經濟高增長之後的結構問題已成燃眉之急，人口結構問題甚至比當初日本及亞洲四小龍國家高增長階段要嚴峻得多。
中國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機率增大
如果以目前中國經濟減速並面臨結構調整壓力的現實為前提，未來中國經濟繼續保持高增長已不太可能，十二五規劃中的GDP增速目標已降至7%，十三五規劃是否會降得更低？假如中國從2012-2020年的名義GDP增速平均為8%，人民幣對美元每年貶值1%或不貶不升，則到2020年人均GDP為仍在1萬美元上下。就人口而言，中國到2020年之後人口老齡化將開始加速，經濟增速會大幅放緩，或許國際收支逆差也會增大，債務率水平上升，則中國經濟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機率大增。
中國目前已經出現或正在形成人口紅利拐點，這是包括日本在內的其他儒家文化圈國家和地區所沒有遇到過的案例。日本大約在1970年左右通過「劉易斯拐點」，到1990 年遭遇人口紅利拐點，間隔20多年；韓國在 1980 年通過「劉易斯拐點」，至今仍處在人口紅利期；而中國由於存在戶籍制度的約束，7%左右的實際失業率與青壯年勞動力供不應求並存，故2006年左右出現農村勞動力供給短缺而引發的薪酬上漲（姑且稱為「劉易斯第一拐點」）和「人口紅利拐點」的時間非常接近，前後不足10年，但人均GDP卻仍然較低，居民收入差距也過大，不像日韓在收入分配縮小之後才遭遇「人口紅利拐點」，這就叫未富先老。
日本是先富先老，即在人口老齡化出現之前，已經進入發達國家行列。但日本1990年出現人口紅利拐點所對應的老齡化率（65歲以上人口佔總人口比重）大約為13%，而中國目前的老齡化率大約9%，中國顯然要低很多，到2020年會上升至12%左右。這或許就是2020年之前中國經濟增速依然不會太慢的原因。
但到了2020年之後，中國老齡化會加速，這與日本進入到90年代後的特徵類似。1990年之後，日本老齡化加速，2005年老齡化率超過20%，目前估計在25%左右。而日本經濟也是在1990年之後停滯不前，被稱之為失去的20年。假如中國也依照日本的人口結構決定經濟增長的模式，則意味著中國人均GDP水平很有可能在2020年左右止步於10000美元左右，並開始在這一水平上長期徘徊，步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這一現象，在全球的後發展的中等收入國家中已經有太多先例。在人類歷史上，確實還沒有出現超過4億的人口大國成為發達的高收入國家的先例，這樣的奇蹟會在中國發生嗎？
用好改革紅利或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國內學者中不少都認為中國已經經歷了劉易斯拐點，這就容易得出中國經濟將步入長期衰退的結論。但從日韓這兩個國家的案例看，日本在197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時，城市化率在70%左右，韓國在198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時，城市化率為57%，而中國被一些學者確定為出現劉易斯拐點時所對應的城市化率大約為46%，相當於韓國的1970年和 日本的1950年之前的水平。同時，由於中國農村人口的龐大基數，今後中國城市化率的提升，不會像韓國那樣，從1980年到1990年跳升17個百分點。也就是說，中國的二元經濟將長期存在，中國的城市化滯後於工業化，既有戶籍管制等原因，又有龐大人口基數的原因，因此，套用劉易斯拐點理論來分析超級人口大國的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轉變的進程，顯然是不合適的。
由於日本和韓國沒有戶籍管理制度，且國土面積較小、人口基數不大，這樣就有利於人口的充分流動，如日本在1970年出現劉易斯拐點時，失業率只有1%左右，而中國城市的登記失業率還長期保持在4%以上，加上非戶籍人口的失業，估計為7%左右，而農村從事第一產業的統計人口達2.6億左右，這意味著農村的潛在失業率更高了。因此，如何讓更多的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以拉動中國的內需並增加勞動力的供給，這實際上需要進行制度改革，如放寬戶籍管理制度、提高社會保障水平等。
當然，改革是需要付出成本的，如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勢必會增加城市公共服務成本，增加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方面的支出，這些錢從哪裡來？錢當然是需要國家、企業和個人共同承擔的，就國家而言，至少有三個方面來源：一是轉讓競爭性行業國有資產或股權，至少是目前比較可行且收入比較可觀的路徑；二是以獲得規模經濟效應的尺度去重新審視目前的區域經濟均衡化發展戰略和投資規劃，減少對無規模經濟效應或無長期戰略意義地區的投資或轉移支付，把多出來的錢轉向高收益地區的投資，讓投資方向與人口自然流動的方向保持一致；三是對現有的行政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進行改革，精兵簡政。上述三方面若能推進，則中國的改革紅利將會充分釋放出來，從而拉動內需在更長時間內增長。
以上海為例，上海自1979年進入老齡化，比全國早了20年，但2010年上海65歲及以上的老年人口佔總人口的10.1%，比2000年還下降了1.4個百分點，原因是外來人口的流入，減緩了上海老齡化率。如果上海能夠繼續放寬戶籍政策，同時獲得部分中央財政的轉移支付，則上海經濟的活力會更大。目前中國大城市人口佔整個城市人口的比例遠低於全球平均水平，也說明中國很多地區都沒有達到規模經濟水平。而造成區域規模不經濟的根本原因，就是長期實行以行政區劃為依據的城鎮化戰略，而不是以市場經濟要求為導向的城市化戰略。導致城鎮與城鎮之間、省與省之間產業同構化，彼此惡性競爭，競相攀比GDP，壓價招商引資。
反觀日本，大東京區人口佔日本總人口的三分之一，GDP佔三分之一，人口、產業集聚降低了成本，提高了勞動生產率。而中國目前是處處搞經濟振興戰略、無處不建開發區，這實際上等於國家沒有整體的區域發展戰略。而由此導致的資源浪費和錯配，是非常驚人的，僅就物流成本佔GDP的比重做對比，日本等發達國家平均為8-10%，而中國達到18%。
如今，中國已經面臨由於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消費後勁不足，由於房地產、汽車業等終端需求過快增長導致的上中下游的產能過剩，由於追求高增長的短期行為導致的資源浪費和環境污染，由於社會保障缺失和戶籍管制導致的城鄉二元經濟的格局難以撼動等諸多問題。但這反過來也為改革提供了契機。如果中國改革能圍繞著如何將二元經濟轉變為一元經濟展開，並將這一改革持久推進下去，則一元經濟的實現之日，也必定是中國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實現之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