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
延安「性」事很有特色。南方十年鬧紅，提著腦袋鬧革命，犧牲之事經常發生，不可能對部屬在情戀方面約束過緊。1933年5月18日，陶鑄在上海亭子間被捕，下了南京大獄。其妻曾志（1911∼1998）在閩東任臨時特委組織部長，同時相好於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游擊隊長任鐵峰，遭組織處分，「當時我思想不通，為什麼要我負主要責任？！只因為我是女人嗎？我並沒有去招惹他們，但我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我認為戀愛是我的權利……我對葉飛是有好感的……當時，我與他們兩人關係較好，工作之餘較常來往……陶鑄來信說，他被判處無期徒刑，恢復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23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做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麼？！1934年1月，高崗因姦污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但「生活小節」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大批知青聚延，婚戀很快成為「問題」。此時，無論性別比例還是擁擠的居住條件，都決定中共只能以獻身抗日之名行禁慾之實。1937年9月「黃克功事件」以前，延安執行清教徒式的禁慾政策，抗大規定學習期間不准談戀愛不准結婚——全心意心扑在黨的事業上。黃克功死刑宣判大會上，張聞天結語中有「不談戀愛自然是最好。」毛澤東專門到抗大作報告〈革命與戀愛問題〉，規定三原則——「革命的原則、不妨礙工作學習的原則、自願的原則」，雖解「不准戀愛」之禁，仍須「一切行動聽指揮」，戀愛可以自由，結婚必須批准，打胎則需要組織部介紹信。高崗在批准範元甄刮宮時說：「讓她刮吧，是個可以做工作的女同志。」範很感激：「刮子宮一次兩次，黨一句話沒說地批准了兩次。」
紅小鬼陳丕顯（1916∼1995）在皖南新四軍部工作期間，二十來歲，常有人介紹對象，不少青年女性也對這位「紅軍老幹部」有好感，但項英、陳毅不同意，陳丕顯無法「繼續」。項陳首長後替他選了一位軍部女機要，由曾山批准，1940年2月13日「奉令成婚」。延安婚戀屬於標本式的「革命+戀愛」，個體性愛與社會改造緊密結合，微觀行為綁縛宏觀價值，雅稱「一根扁擔挑兩頭」——一頭挑著未來道德、一頭挑著過去觀念，俗稱「同志+性」。
1941年，胡耀邦與李昭在延河邊「約愛三章」：先是革命同志，然後才是生活伴侶；成家以後，不忘為共產主義奮鬥的大事業；要經受得住各種考驗，同舟共濟始終不渝。革命使理想近在眼前，紅色情侶們對未來的期待值甚高，既有抗日民族大義，又有民主建國的政治前途，精神幸福指數相當高。但禍兮福所伏，既然享受到革命的熱度，也就不得不一起品嚐政治的苦澀。十分強烈的泛政治化全面滲透延安生活，最個人化的婚戀問題上，他們接受的誡律也是政治訓令：
在這偉大的時代中，個人是微不足道的一件事！……革命的同志男女問題，首先要遵從組織決定。我們對一個「愛人」的要求，也正像對任何同志的要求一樣，脫離不了「階級尺度」。必須有堅定不移的「立場」，正確的「觀點」和良好的「作風」。男的對女的，女的對男的，也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正確的戀愛觀，必須是以一定的思想水平與政治認識為基礎的！他所謂的「立場」是指「無產階級立場」；「觀點」是指「勞動觀點」（亦即所謂為工農兵服務的觀點），良好的「作風」是指反對「自由主義作風」的意思。
25歲的李銳與21歲的妻子相約：「兩人關係以政治為主，時刻關心到政治。」夫婦幸福度取決於「進步速度」——組織信任與提拔速率。1950年4月5日，範元甄家書：「我十年來對你感情要求之強烈，從來是伴隨著政治的……如果雙方不進步，是不可能有美滿的關係的。我有時決心要離婚就確是這樣想。」
趙超構記述：
被極力誇張的「同志愛」對於延安女性的戀愛與結婚一定也有重要的影響。既然同志愛應該高於一切愛，那麼戀愛結婚也應該以同志為第一條件了。個人愛憎的選擇也只能在同志之間運用了。這正如舊式婚姻以門第為第一條件，難道不會損傷到個人的戀愛自由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