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賊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打倒因實施「調整、鞏固、充實、提高」政策而使國民擺脫大飢荒的，威信蒸蒸日上的劉少奇。三年人禍後，毛的大躍進遭到黨內除林彪外幾乎所有人的質疑和反對，成了孤家寡人。於是就感覺威信下降，大權旁落。欲置劉少奇於死地，但當時中共黨內尚有些允許民主，從「組織上」給劉治罪，藉以整垮是不可能的。劉少奇的「功高震主」又不能不處置，於是想到當年秋收暴動的伎倆——發動群眾。不過這次發動的不是農民，而是尚未成年，是非辨別能力欠缺的中學生。
經過「炮打司令部」的煽動，半年多的「大串聯」。砸爛了公檢法，老幹部一律靠邊站，以毛林為首的「中央文革小組」接管一切黨政軍大全。劉少奇冤案製造小組便順理成章出籠，並很快製造出「共和國成立以來最大的冤案」，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最大冤案。
劉少奇被雙規了，毛賊的陰謀再次得逞。打倒劉少奇的最大功臣「紅衛兵」完成了歷史使命，被上山下鄉了。對於此事件，比較眾多的看法是毛覺得紅衛兵城裡不好安排。筆者則有另外看法，繼續讀書，該升學的升學，該就業的就業，就當沒發生文革的往年一樣，並非沒有可操作性。
毛仇視知識份子由來已久，他對歷朝歷代無論朝野對秦始皇暴君評價頗不以為然。對秦始皇情有獨鍾，甚至寫詩賦詞大加讚賞，視其焚書坑儒為楷模。宣揚知識越多越反動，痛恨知識份子，尤其痛恨思想成熟，有獨立見解的高級知識份子。以「引蛇出洞」的「陽謀」加以迫害，數十萬被打成右派，或被關押或被流放。
文革時毛的神靈地位想必40後，50後的人們記憶猶新。那時毛的話被捧為「最高指示」，「一句頂一萬句」，宣傳毛的最高指示「不過夜」，遠超聖旨。於是這廝大肆濫用竊取的權利，今天「壞人打好人有罪，好人打好人誤會，好人打壞人活該！」，挑動武鬥，明天「辦（毛澤東思想）學習班是個好辦法，很多問題可以在學習班得到解決」，自我吹捧。
他希望自己的臣民最好是文盲，但又太赤裸裸。取消高等教育其實是他處心積慮，蓄謀已久的事情。早在「大躍進」失敗後的1964年，就發動犬儒炮製記錄片《軍墾讚歌》，知青們打起背包，或乘坐火車，或乘坐大卡車，配以歌曲：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強行包場各地中學，展現在青少年觀眾面前的是一望無際的大草原，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美好景致」。戴眼鏡的小夥子趕著一群牛羊，眺望遠方美麗的姑娘，泛起浪漫美好遐想的漣漪．．．但那時學生家長並不糊塗，不會主動送自己的孩子去那個地獄中的地獄（中共的城鎮本是地獄，農村更甚）。如今自己成為中華大地的唯一一尊神，不實現自己的「夙願」更待何時？
於是「偉大領袖」再次振臂高呼「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就把幾百萬學業未完的學生給打發了，順便給貧下中農戴了頂高帽。
對於毛的此舉，有些，尤其是67、68屆初中生，極不成熟，難免有歡呼雀躍者，更有「立志扎根農村一輩子」者。但對於高中生而言，那是啞巴吃黃連，有苦道不出，暗自哀嘆「這輩子算交代了」。對於知青家屬，那無異於五雷轟頂，自古以來「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窮苦人家的孩子，寒窗苦讀是為了考取功名，脫離「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村。如今，不僅「考取功名」無望，而且不能留城了，要世世代代當農民了，真是敢怒不敢言。
知青下鄉了，看似風平浪靜，沒有遇到任何阻力。可不久問題一個個暴露，接踵而來。不少男知青被欺侮，被毆打，被殺身亡也時有發，女知青在農村被姦污等。為此中共專門出臺針對知青問題的《中發1970第26號文件》，將知青按生產大隊集中管理，即後來的「集體戶」或「青年點」，情況稍有緩解。
但隨著1970年之後的招工、招兵，腐敗問題初露端倪。到了1973年恢復大學招生，腐敗簡直就愈演愈烈。林彪倒臺後的「老幹部平反（二月逆流黑干將及其受牽連者，責任一股腦推給林彪）」，子女通過各種非正常渠道紛紛回城。招工、招兵、招生，這三種權利，以及進一步的安排等，都可以用來尋租。社隊、部隊，廠礦機關學校的頭頭腦腦是腐敗的主體。他們相互利用，朋比為姦，紛紛把自己子女，親朋好友「抽上來」，「弄好活」。
沒有「門路」的，傾家蕩產給社隊幹部送禮，女知青則獻出寶貴貞操。這種現象揭示兩個問題，第一，農村確實是個廣闊天地，但絕不「可以大有作為」的好地方。否則人們怎會不惜一切代價逃離那裡。誰見過哪個城裡人為使自己或家人能進入「廣闊天地」而行賄？也別說沒有，可以「塑造」啊，這不，「平民作家」梁曉聲就在自己「獻禮大作」電視劇《知青》裡塑造一位，上海姑娘周萍。第二，有力回擊了毛左們「毛時代清廉，沒有腐敗」的無恥讕言！
為揭露當時上山下鄉時的腐敗問題，福建省小學教師李慶霖鑒於自己兒子知青李模的悲慘遭遇上訪無果。於1973年憤然冒死向毛澤東告御狀，「上書」毛賊東。毛喜怒無常，出乎意料地回了信。中共以中發(1973)21號文件形式將毛和李慶霖之間的往返信件印發至全國。在政治高壓下的，沒有任何言論自由的中國大陸，不可不為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件。由此，李慶霖成了為知青鳴冤叫屈並改變其命運的先驅。知青的狀況有所改變，但這種倒行逆施是不可能徹底解決問題。
毛覆信的內容是：「寄上三百元，聊補無米之炊。全國此類事甚多，容當統籌解決」。其中又隱含兩個問題，「全國此類事甚多」顯然是和知青安排有關的腐敗問題，另一個是直到毛死後一年多，也沒有「統籌解決」的諸多知青問題。毛在認錯的同時也不忘為自己辯解：「從前門進來的不一定是好人，從後門進來不一定是壞人」。用偷換概念的手法，把「走後門」不正之風這件事，變成了選拔「根紅苗正」的人了。
另一重大事件的背景是，對於廢除高等教育，民間一直積怨很深。林彪倒臺後，「重新啟用老幹部」，他們不為別人著想，也要為自己兒女著想吧。即使大部分通過各種關係把自己子女安排到工廠，但畢竟不是長久之計。在此背景下，又有李慶霖事件的影響。恢復高考的呼聲日甚一日，最終毛不得不做出一些讓步：「大學還是要辦的，我這裡主要指的是理工科大學還要辦」。
當時的規定是，首先由「基層推薦」，然後進行文化考試，均通過者「錄取」。1973年6月，一個名叫張鐵生的被縣裡推薦考「工農兵大學」的考生。他在進行統一文化考試中，考完語文、數學後的物理化學考試時，大部分考題不會回答，但他在卷子背面寫了《給尊敬領導的一封信》，「希望各級領導在這次入考學生之中，能對我這個小隊長加以考慮」
「每天18小時的繁重勞動和工作，不允許我搞業務複習」，他信中還陳述。66年應該畢業的初中生，離高中還差整整三年課程，即使66屆高中生，間隔了七年，考試安排又倉促，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最終他的考試成績語文38分，數學61分，物理化學6分。眼看大學夢就要破滅，就孤注一擲，給「領導」寫信。張鐵生的本意應該是對不分青紅皂白，一律趕到鄉下而荒廢學業表示不滿。但那時只能言不由衷地說一些官方認可的話，是可以理解的。
不想，深諳毛賊心理的毛遠新卻藉此大做文章，《遼寧日報》以《一份發人深省的答卷》為題刊登了張鐵生的信。毛賊聞之大喜過望，「正合朕意」，遂取消考試，任腐敗繼續深入。張鐵生是圓了大學夢，並被譽為「反潮流英雄」，但他客觀上幫助當局開歷史倒車，對於很多有才華的知青卻是噩夢。為此張鐵生也付出了沈重代價——一天沒有減刑的15年牢獄之災！這是有關上山下鄉的第二件重大歷史事件。
毛死後，中共實際掌門人鄧某，為騙取民心首先恢復高考。但對於上山下鄉問題仍然按兵不動，因為他也希望老百姓永遠是文盲，只不過一個姓毛一個姓鄧而已。妄圖讓知青繼續「沿毛主席指引的的路」走下去。
1978年秋天，全國上山下鄉工作會議在北京開了40多天後，經過激烈的爭論，最後形成了一個決議，即《知青工作四十條》（以下簡稱《四十條》），這個決議不僅肯定「文革」以來上山下鄉工作取得了「偉大成就」，而且強調指出今後仍然要「有計畫地動員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
但事與願違，是年底，震撼全國的雲南知青大返城運動爆發了。西雙版納橄欖壩農場七分場的上海女知青徐玲先之死，成為這場大風暴的導火索。徐玲先分娩時難產，而此時農場的赤腳醫生卻喝得大醉，結果母子不幸雙亡。消息很快便傳遍了整個農場，聞訊而來的知青絡繹不絕，將停屍房圍得水泄不通。他們個個挽著褲腿，戴著黑紗或者小白花。
這些知青一開始只是無目的地議論，轉而便有了最初的動議，要農場領導同意舉行追悼會，要求對造成徐玲先母子死亡的人員進行嚴懲，後來又提出一些改善知青待遇和醫療衛生條件的要求。於是，這一由女知青之死引發的不滿情緒，迅速演變為針對知青普遍命運的反抗行動。由最初的「鬧事」演變成請願，打出的兩塊橫標上寫著兩行驚心動魄的大字：「知青要做人！」「知青要回城！」
12月28日下午，知青北上請願團近百名代表，打著旗幟，義無反顧地踏上鐵路路軌，在昆明火車站以東兩公里處一個叫做羊方凹的地方集體臥軌示威，致使當日應由昆明開出的數十對客運和貨運列車受阻；昆明連接京滬、京廣、隴海幹線的鐵路大動脈中斷。
消息傳出，全國為之震動，數以千計的昆明市民和學生冒著嚴寒，紛紛趕到羊方凹圍觀。當天晚上，省、市委組成工作組趕赴臥軌現場，進行說服勸阻工作。大批軍警也奉命開進羊方凹，待命行動。3天3夜後，雲南知青大臥軌的嚴重事態終於驚動了中共的最高層。
1979年2月上旬，經過一系列抗爭。雲南召集北京、上海、成都、重慶、昆明等市有關領導商討如何落實國務院「六條」的精神。此消息很快在雲南墾區各農場傳播開了，知青們聞風而動。很快，知青返城大風暴就從雲南蔓延到了全國。誤國害民的上山下鄉運動，就此宣告終結。
這才是上山下鄉整個歷史的縮影，是迄今大部分仍然健在的知青可以見證的真實歷史。但毛死後至今，這些貫穿上山下鄉運動的重大歷史事件，中共主流媒體絕口不提。央視現播的梁曉聲的電視劇《知青》配合中共集團面對2000多萬知青仍然謊話連篇，浪漫煽情，頑固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