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1935年6－7月，《約翰•克利斯朵夫》出名的法國作家羅曼•羅蘭受邀訪問蘇聯一個月。回國之後以日記形式寫下14萬字的《我和妻子的蘇聯之行》，卻不予發表而封存起來，囑咐妻子50年之後的1985年以後才可以解密發表。羅蘭的妻子牢記著，真到1985年之後才發表部分，1989年以《莫斯科日記》為名在《文學問題》雜誌上全文發表。
這種做法後來有多種解釋：怕得罪蘇聯領導，怕對自己不利，怕傷害妻子在蘇聯的親戚和他自己在蘇聯的朋友（高爾基等）。而羅曼•羅蘭自己在書中的解釋是：他不願意他的浮光掠影、一知半解的關於蘇聯的看法被蘇聯和社會主義者的敵人貶損。真是這樣嗎？上述解釋，我也認可，不過那是表面的、現象層面的解釋。我個人以為還有深層的、隱蔽的原因。
是什麼？就羅蘭個人方面看，他還不願意放棄他堅決擁護社會主義的政治立場。他看到了他捍衛和辯護過的十月革命的成果的嚴重弊病，共產黨員權貴組成的特權階級已經產生：蘇聯「共產黨人及其領導人，正在不顧一切地把自身變成一種特殊的階級，並且比什麼都嚴重的是，欲變成特權階級。」「工資並不高但擁有權力的共產黨員們享受到除金錢之外的其它方面的特權（住房、食品、交通工具等等）」。「這些特權確保他們的舒適生活和特殊地位。」
近現代社會主義者是一個籠統的概念，從實現方式上可分為革命（暴亂）和改革（維穩）兩類。法國歷史上的聖西門、傅立葉屬於社會主義改革者，羅曼•羅蘭屬於社會主義革命者。
如果是一個在政治上傾向社會主義、但面對現實的哲學家，他會理性沉思和審視之後告別社會主義，比如英國羅素。不過羅蘭是個作家，政治現實和社會理想很糾結，執著地認為：蘇聯社會主義「所包含的正面的東西，遠遠超過其它所有否定性的負面」，蘇聯是反法西斯主義的前鋒。羅蘭理想化了的蘇聯，強烈愛著，說：「蘇聯的革命可能會使人類整體走向這一目標（無階級的社會）的最偉大的一步。……這樣的轉折並不使我過分的不安，但願這種情形僅僅是暫時的，延續的時間不超過一代人、兩代人，最多三代人，在這個期間內，那些身為十月革命參加者的偉大的布爾什維克們身上的英雄主義與自豪感還不會衰減……」。
選擇理想社會，羅蘭有愛與不愛、取與舍的個人自由；政治制度的路卻由不得自己，是歷史階段性的。羅蘭選擇替共產黨人權貴保蘇聯半個世紀的密，由衷希望心目中「布爾什維克們身上的英雄主義與自豪感」會被後代承傳而糾正弊端，卻沒想到布爾什維克都來中國了。
這樣，我們看到了20世紀30年代左派作家的善良願望與美好期待在90年代的失落。羅蘭期望建立一個無階級的、社會主義的無私社會，可自己卻放不下個人的心願和利益。1930年代中期，蘇聯宣布建成社會主義，邀請法國三名著名作家訪蘇。其中安德烈•紀德1936年出版《從蘇聯歸來》，肯定十月革命和列寧，指責斯大林的社會主義模式，長期被扣上「反蘇反共」的政治帽子。相比之下，羅蘭在良知和勇氣上都比紀德遜色，缺少坦誠與正直。
羅蘭這種封存作品50年後解密的做法，藏著個人的怯懦和小聰明：怕得罪蘇聯領導和對自己不利，怕傷害妻子在蘇聯的親戚和他自己在蘇聯的朋友等，就是怯懦；卻又要與另一位受邀訪蘇的作家亨利•巴比賽（極力頌揚斯大林，百般盛讚蘇聯）比聰明：我不是睜眼瞎。
小時候受的教育，讓我以為現代社會的革命左派代表坦蕩和無私，改良右派代表狹隘和自私。實際上並非如此。作家和思想家，右派由於比較理性和現實，往往不掩飾私心和膽小，例如胡適；左派卻在偏激、批判的言辭下，隱藏著心靈深處的怯懦和自私，例如羅曼•羅蘭。
羅蘭選擇法國維護他的安全和自由，卻基本不愛法國，選擇強烈敵視法國的蘇聯作為他的政治理想的實踐者。這不僅自私，而且虛偽。羅蘭日記中列舉蘇聯自由民主不足、專制專政過關、個人崇拜盛行等等痼疾：共產黨員權貴及其家人「過著特權階級的生活，而人民則不得不依然處於為得到一塊麵包與……住房……艱難鬥爭的狀況之中」。羅蘭封存日記50年，表明他很清楚蘇聯的社會主義圖景並不美好，只是假設弊端經過50年後大都能夠得到克服，不想以自由的言論損害蘇聯的形象，也不想自己丟醜，還想世人看到他的正直和敏銳。
古代世界，道德對社會的維繫作用是第一位的，中國用禮教傳揚家人「仁義禮智」的倫常道德，從家庭推廣到社會；歐洲用宗教傳揚公民信神和救贖的理想道德，從社區到國家到世界。14世紀之後，中國和歐洲都相繼被精密細緻地安排了人的情慾衝破道德堤防：中國家庭求多妻多子多福，以理學仁義倫理禁慾；歐洲求個人享樂自由平等，以新教倫理致富。
社會主義的國際主義革命者，例如羅蘭，道德指數很低：坐享法國共和憲政保護的人權，隱瞞蘇聯極權專制保護的黨權，怕斯大林卻企盼自由民主和沒有階級。革命（暴亂）者自欺欺人一旦醒了，也就是「二戰」或蘇聯解體後「要福利，不要共產」的歐洲人的樣子了：中世紀貴族的財富而今通過民選政府轉換成房屋、轎車、公費醫療等，無須感恩，人日漸趨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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