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記者吳智恩編譯】 本文譯自Gerard Lemos 於6月13日（週三）發表在英國《展望》雜誌的文章。Gerard Lemos是「The End of the Chinese Dream: Why Chinese people fear the future」的作者，該書由耶魯大學出版社出版。
以下是文章譯文：
1980年代的中國，似乎人人都是贏家。在鄧小平的改革下，農村分田到戶，允許農民種植和銷售更多食物來創收；經濟特區的工廠創造了幾百萬的就業機會；國家對外國投資和企業開放。同時，國有企業幾乎沒有受到影響，鐵飯碗職位帶來的生活，養老金，基本的衛生保健和免費教育（雖然從來沒有對所有人開放）對於許多人來說仍然完好。
天安門廣場事件和鄧小平在1990年代初重建共產黨的改革熱情，給以前沒有受到經濟改革影響的國有企業帶來了重組。虧損的工廠關閉，工作單位合併為現代企業一樣的東西，但黨仍然擁有至少70％的股份。 「鐵飯碗」被一股腦砸碎 ，數以百萬人失業，他們的舊社區被拆毀，生活方式被拋棄。如果他們幸運，他們能得到建得很差的樓房內很小的公寓作為補償;那些不那麼幸運的，被騙走自己微薄的權利，變得一無所有。沒有工作或福利，繁榮的前景變得暗淡。
在城市和相似的農村，衝突和抗議定期毫無預警的不斷發生，通常因為土地突然被強佔而且沒有足夠補償，或者因為腐敗的地方共產黨官員管理不善。低級官員通常首先掩蓋投訴，不成功就懲罰投訴者，使的動盪加劇。錯誤從未得到糾正。
在2006年，我成為重慶這個大型工業城市一所大學的訪問社會科學教授。當這個城市被集中控制，北京鼓勵重慶採取一種實驗方式來徵詢公眾意見。作為測量的一部分，我被一名民政部官員召集， 這位官員因治安問題而沮喪，想找到一個能幫助地方官員瞭解該地區動盪的公眾諮詢方法。共產黨的控制，讓民調和媒體報導在中國變得不可靠，所以我不得不思考一個不同的方法。
許願樹，在任何佛教或道教寺廟都可以找到，樹枝上綁滿了紙條或紙板，祈求考試成功或家人健康，希望風將他們的祈願吹入天堂。去找許願樹這一古老儀式是最可靠的解決方案。
地方政府顯得猶豫的批准了，我在重慶的幾個居民區豎立了許願樹，遠離城市中心和商場，在破舊的工廠和居民區，那裡的農民他們的土地被沒收。 「樹葉」是明信片，人們被要求在卡片上寫下自己的願望和恐懼，然後把它們黏在樹枝上。你是誰？什麼事件改變了你的生活？您最擔心的是什麼？你的願望是什麼？卡片上問道。在有官員和外國人在場的情況下，有一千多人填寫了卡片。
當參與者聚集在許願樹周圍時，一名老年婦女選擇放棄許願樹直接向市政官員口頭表達她的不滿。她微薄的退休金沒有發給她。她沒有任何生活來源。那個官員只是用僵硬的笑容回瞪著她。官員們和圍觀者試圖干預。她推掉他們，揮拳打他們，並開始大聲哭泣。她摸著肚子上的腫塊，她認為是癌症，在沒有任何免費或補貼醫療保健的情況下，她別無選擇，只能指望她的孩子。她的故事並不少見，我有一些中國朋友，因為有一位親屬得了重病，整個大家庭都因此陷入財政困境。
一張掛在樹上的卡片寫道：「我是一名輪胎廠下崗工人。當工廠破產時，我的工齡和年紀距離退休只有一年。我工作了29年......當他們關閉了工廠而我的女兒還在讀大學，請問我能做些什麼？......我在一個有毒有害的崗位上工作了這麼多年。現在，我甚至連健康保險都沒有。我的願望是去見領導人，得到一些生活津貼，以後退休時，能有健康保險。」
沒有工作，技能或存款，在晚年只能依靠一個孩子是個可怕的前景；而這個負擔反過來講對他們的孩子非常可怕。在農村，數億人是剩餘勞動力，但戶籍制度意味著他們不能擅自搬進城市。數百萬人不管怎樣還是搬到了城裡，無精打采地徘徊漂流在城市的邊緣。除寥寥幾人之外，中國的改革、繁榮、安全甚至自由，在80年代曾帶來了希望的中國夢，都只是曇花一現。
快進到2009年，奇蹟般地，重慶的某些人似乎聽到了這一切。該男子一度被稱為重慶的「皇帝」，現在灰頭土臉的政客薄熙來。該市的高官，他的職業生涯，作為一個有民粹主義傾向的高調的共產黨官員，在今年早些時候嘎然而止，陷入醜聞。他的高調反腐敗運動和低收入者的住房倡議很符合重慶人民的心意，很多報導指出他的存在是被想念的。薄作為今年十月共產黨換屆的競爭者已經被推翻。相反，當北京謀劃十年一次的領導換屆時，他和他的妻子正因為英國商人尼爾·海伍德的神秘死亡而被軟禁。
儘管他使黨內的老闆感到厭惡，薄熙來精明地利用了普通百姓的長期不滿，讓他在倒臺後仍保持在該地區受歡迎。當然， 普遍懷疑——薄的高調改革只是一個自我表現的手段。無論如何，如果他們現在停止，就會有麻煩。
既不膽怯也沒有政治動機，只是因為無休止的動盪而感到困惑和受傷，重慶無依無靠的人有具體的要求。另一個天安門廣場的威脅一直都在。讓人懷疑的是，黨，還有與黨形影不離的軍事，如何應對它的意向和能力。
（譯文有刪節，點擊看原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