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公務員的薪酬福利、地方投資支出受到財政下降的威脅時，結構性減稅可能難抵結構性增稅的壓力。
一切源於如急風暴雨般下降的財政收入。在財政收入多年高速增長後，中國將迎來罕有的財政緊縮期，這是隨著投資、出口、房地產經濟下行而來的正常變化。
據《人民日報》報導，一季度財政收入尤其是地方財政收入大幅下降。今年一季度中央財政收入增長12.1%、地方本級收入增長17.3%，表面上看起來是不少，但與前兩年動輒30%、40%以上的增速，不可同日而語。根據業已公布的各地一季度財政收支情況：廣東財政收入增長9.7%，較上年同期回落12.32%，創近3年來同期最低增幅；江蘇增長12.8%，增幅回落18.2%；福建增長14.7%，較去年同期回落15.4%。從直轄市來看，除北京未發布一季度數據外，上海市財政收入增長6.7%，增幅回落30.4%；重慶市財政收入增長11.3%，增幅回落達64.6%；天津市財政收入增長30.1%，增幅回落12.5%。
為了應對中小企業生存難，政府推進結構性減稅；為了應對政府財政收支困難，一些地方政府開始預徵稅。在財政壓力下，結構稅減稅剛剛啟動，結構性增稅捲土而來。
結構性增稅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預徵稅、征過頭稅、或者在上調稅收起征點時改變既有的優惠政策。有媒體披露，湖南邵陽市頒布《邵陽市企業所得稅分類動態管理辦法(試行)》，對部分企業實行「查賬徵收，定率預繳」之方式，讓企業預繳未來所得稅款。由稅務部門制定行業預繳率作為稅率，企業營業收入為稅基，然後兩者相乘確定企業應預繳所得稅額。最近，海關總署對進境物品歸類表和完稅價格表重新修訂，上海某稅務機關開始對資本公積轉註冊資本徵收25%的稅，國家稅務總局計畫在5月推出向PE徵收最低35%稅款新政。
增加財政收入主要表現在非稅收入上。
非稅收入4118億元，同比增加1432億元，增長53.3%。地方非稅收入3472億元，同比增加1158億元，增幅50.1%。據報導，天津市財政地稅網站公布，今年一季度該市非稅收入130億元，同比增加68.9億元，佔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加額的72.2%。其中國有資產有償使用收入42.1億元，行政性收費40.7億元，國有資本經營收入14.9億元。另據廣東省財政廳公布的數據計算，今年一季度廣東省非稅收入對財政增收的貢獻率也達到了69%。從記者的調查來看，目前的財政收入有可能被高估，形勢比數字更嚴峻。
從本質上說，徵稅的目的是讓社會公眾允許的人群利用稅收向社會提供公共服務，不是為了養活龐大的公務員隊伍，不是為了維持表面平衡，更不是為了讓地方政府擁有投資公司的資本金。稅收高低是表象，保有稅收合法性的要素是，建立公開透明、經正當程序通過的公共財政體制，否則多征一分則為過苛，少征一分則為不公。
政府的投資、民生保障、甚至人員的聘用都建立在財政收入非正常大規模的基礎上，吃飯財政成為一些地方的主流，周天勇先生研究認為，2007年我們政府供養人員的支出比例是全部實際支出比例的44%左右，遠高於一般標準。事實上，很多支出在不可見的「其他支出」中，筆者甚至懷疑有很多正常的開支為不可預測的「其他支出」背了黑鍋。
長期的財政增長、發展經濟的重任，已經讓地方政府患上了投資激素依賴症。
地方政府成為大地主或者大投資家的惡果暴露無遺：土地收入永遠不夠，地方政府永遠處於基建飢渴症中，一個城市會永遠欠缺一座標誌性高樓，一座留傳千古的橋樑，市政府門前永遠缺少漂亮的公園與綠地。資產能否見效於未來沒有得到評估，可以確定的是，地方投融資平臺的債務是後人可以享受到的長期財產。
地方政府可以進行公益性的基建投資，但沒有必要成為當地最大的地主與投資家。大部分非公益性的情況下，地方政府成為監管者，讓市場主體去投資、定價、建設，更符合效率與市場理性原則。在工業化初級階段，地方政府可以成為規劃者，讓專業人士輔助地方政府的規劃，而不是讓前後任地方官員今天種草、明天栽花，使財政成為失去監管的無底洞。就筆者目力所及的城市雕塑審美觀來看，絕大部分不是城市的資產，文化財富，而是讓城市羞愧的明天的垃圾。
明末有為之帝崇禎，李自成即將進北京城時，希望官員捐銀，幾乎涓滴未得，一旦李自成人馬進城，擺開刑杖，從內務府庫與官員家中輸出的白銀源源不斷，一夜之間，似乎白銀全部從地底湧出。這是暮光之城中的血色白銀奇蹟。
中國當然絕不該回到草莽時代，對財富人士以大刑伺侯逼迫他們涓滴歸公，而是指當官員人數、既得利益階層人數無法控制之時，當財政成為永恆秘密之時，而金銀成為既得利益階層失去信仰的惟一皈依之時，有多少稅收、有多少可以變現的土地都是不夠的，因為資金會成為無效的窖藏品深埋地下或者某個銀行，而不是成為推動市場企業發展、財富生成的有效引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