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周永開說，巴中縣大概餓死了一萬多人。這顯然是一個過分保守的數字。從各種信息看，那時貧富差距小，但官員貪腐是個普遍的現實——雖然數額不大，卻關乎民眾生死。面對飢荒，他們過於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綱上線迫害百姓，在這個意義上，官員脫離群眾是普遍現象。
1984年，文史工作者朱全森去四川省達縣高家溝村做有關民國時期的文史調查，令他遺憾的是，想要找尋的人大多都在1960年前後餓死了。
據《達縣誌》，1959年至1962年，達縣人口出現罕見的明顯減少。1958年，達縣人口總數為931944人，到1962年，降為879300人，共減少52644人。平均每年減少約13000人，而在1958年之前，平均每年的人口總數大概增加2萬餘人（1955年人口總數為875745，1956年人口896012，1957年為918512）。
在四川東部的大巴山區，達縣的人口非正常死亡情況並不特殊。附近的巴中縣、通江縣、宣漢縣等地，也存在大面積的餓死人現象。其中，又以宣漢縣為最多。
那是歷史上的一段特殊時期。大躍進導致大飢荒。劉少奇曾用「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為悲劇定性。
一
朱全森生於1933年，1949年「解放」時，家庭成分被定為佃中農（階級成分經過多次變更，1964年「四清」時，他父親被定性為地主，後又改為富農）。佃中農這樣的階級成分使他得以參加1950年達縣第一區農民代表會，次年又成為所在鄉教育委員會委員，1952年成為公辦教師。
1958年「大躍進」開始時，朱全森在達縣碑廟公社中心校任教。「大躍進」給他留下的最深印象，是超負荷的工作。「1958年到1960年，幾乎每晚都要夜戰一兩個小時，有時甚至乾通宵。」他記得1960年4月間，碑廟中學幾個「壞傢伙」在一座寺廟中住下來，成立了一個「青年突擊隊」，定下的目標是畝產萬斤。
這是那個時代的普遍現象，浮誇風盛行。「吹得非常凶，達縣吹得最厲害的是麼塘公社。」朱全森說。《達縣誌》稱，「‘大辦鋼鐵’調走農村大批精壯勞力後，推行‘少種、高產、多收’。口號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要求小麥畝產上千斤，水稻畝產破萬斤。辦法是‘土地深挖數尺，下肥10萬（斤/畝），高度密植’。1959年，南外、河市等地並禾密栽示範田，將10多畝快抽穗水稻移栽到1畝田內，全部霉爛，顆粒無收。‘共產風’、‘瞎指揮’嚴重挫傷農民生產積極性，加上自然災害的影響，糧食產量連續下降。」
碑廟的「青年突擊隊」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突擊隊共有十幾個隊員，隊長姓穆。朱全森也被借調到突擊隊進行栽秧勞動，「那個時候，秧苗栽得已經不用那麼密了，間距變稀。」
有一天晚上，正常的夜戰剛要結束，他們獲得通知，今晚要通宵夜戰。穆隊長暗示大家，凌晨三四點的時候，檢查組會來檢查。朱全森在水田裡栽了大約20把秧苗後，發現四周已經沒有聲音。「大家都回去睡了，只有犁田的穆隊長躺在石板上，說著吆喝牛的聲音，越來越小，也睡著了。」
朱全森也趕回寺廟裡，大家說：先睡，等快天亮時再起來幹活。睡了三四個小時，估計檢查組該到了，大家才爬起來。「完全是哄人的。」朱全森說。夜戰具有相當的普遍性，也超過人們的勞動極限。達縣的何大地那時還是小孩子，就曾拿著火把參與夜戰，堅持到12點，「瞌睡多，有時會一頭栽到田裡頭。」
周永開當時是巴中縣主管農業的副書記，他記得1958年巴中縣調了10萬農民去大煉鋼鐵，還動用3萬勞動力興修水利工程。「那時要趕英超美，強調中國人戰天鬥地的精神，修水庫的口號是‘敢教日月換新天’。」
1959年下半年興建水庫時，因農業產量下降，而中央外調糧食增多，飢餓開始蔓延。周永開對我說，那時興修水庫的勞工，每天都吃紅薯度日，所謂的菜湯就是清水煮咸鹽，一喝就是一天。工作量很大。「900米的距離，要拉一方土，用肩背或獨輪車推20多個來回。吃那麼點飯，卻有這麼大工作量，有時晚上都加班背土，因為有任務量，要評工分。」
有一天，周永開親見一個勞工死去。「他兩天前感冒，已經不能幹活，在工地睡覺，醫生也來看過，但身體已經不行了。」他說，水庫的興建從1958年持續到1961年，在這過程中，大概死了八九十人。
1959年下半年，超負荷勞動和普遍的溫飽不足，使周永開注意到鄉下水腫病的流行。「缺乏營養，1958年還不突出，1959年開始死人。」當時，周永開對1959年夏天廬山會議上彭德懷與毛澤東的爭論並不知情。對當時中國支援第三世界國家糧食的情況，也一無所知。但對中央不斷加碼的外調糧食，他記憶深刻，當時從上到下貫徹的指示是：京津滬缺糧，如果出問題，影響國際形象，不得了。「老百姓把糧食曬乾，上繳倉庫，我們再把糧從倉庫拉出來，餓死也要保中央。如果中央少要糧食，就不會存在這麼大問題。」
二
通江縣沙溪公社伏家壩生產隊的何光宇也是從1959年開始挨餓。「大煉鋼鐵，所有勞力都去煉鋼了，茶壺都砸了煉鋼。紅薯都爛在地裡沒人收。就開始飢荒了。食堂裡弄個大鍋，幾百人吃野菜。」
人民公社體制，已經在全國各地開始貫徹。共產主義似乎指日可待，「資本主義尾巴」被逐一割除，農民們共同勞動，並聚集在公共食堂內，過著飲食上的集體生活。
最初鼓勵「敞開肚皮吃飯」，但這種美景很快就不復存在。朱全森記得，在「青年突擊隊」夜戰時，每頓都吃稀飯，偶爾放點大豆、萵筍，連鹽都沒有。何光宇對我說，到後來，連紅薯和稀飯都吃不上了，只有草根樹皮，只要豬能吃的人都試著果腹。有健壯勞力，都因此得浮腫病，死於家中。
美國學者文貫中認為，在觸發飢荒的兩大因素（公共食堂和過度徵調糧食）中，公共食堂因素更為重要，因為它導致糧食早期的過度消費，幹部的貪污腐敗和普通農民的消極怠工。（見文貫中《中國三年大飢荒的觸發及加劇之原因——論無退出自由的公共食堂的謀殺性後果》）
本文開篇提到的餓死26人的高家溝公共食堂例子，被朱全森寫進了《達州市志》，以高思仁、李延坤等五人口述的形式：「1958年農曆八月初，公社幹部組織我們到羅江公社一食堂去參觀學習。回來之後，我們高家溝以原小社為單位，指定兩名社員當炊事員，一名社員當管理，用尚未分配下戶的糧食，另湊齊一些油鹽和炊事用具，柴禾上山去砍，利用社員廚房辦起‘公共食堂’，有些人又叫它‘合作食堂’。各家各戶的人都到食堂去吃飯，不計算人頭伙食費用，全由集體包干。當時，細糧按人頭過秤下鍋，粗糧隨需要不過秤下鍋，滿足社員吃飽。部分婦女認為減少了她們的家務勞動，還可以；也有些覺得不合口味，晚上回家悄悄搞‘小自由’。」
由此可以看出，公共食堂最初並未受到村民的抵制。但接下來，左傾的腳步明顯加快。「這年冬天，社員家裡的鍋罐被砸了‘獻’去煉鋼鐵，灶臺砸爛做肥料，不准搞‘小自由’。第二年春耕季節，要搞‘一大二公’，把我們小食堂並入李家溝食堂，糧食‘調去’大食堂管理。百來個人吃飯，3名炊事員，另安排人專門砍樹做燃料，濕棒棒塞進灶堂，浪費很大。遇到吹風下雨，老的小的去食堂很不方便。」
大家對公共食堂的意見開始越來越大，但就在餓死人的時節，政治緊箍咒卻扎得越來越緊。「1959年冬‘反右傾’，幹部說‘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臟’，任何人不敢說食堂的問題。拖到1960年春天，食堂口糧嚴重不足，代食品也找不到了，湯湯水水把人肚皮越脹越大，人越拖越瘦，一些老弱病殘和個別食量大的人實在吃不消了。腫病號增多，生產搞不起來，公社幹部下來只埋怨社員，也沒法解決。1961年，食堂實在辦不下去了，只好解散。我們高家溝和上李家溝比1958年少了二十幾個人，有一家死了3個。」
巴中縣委副書記周永開也曾去鄉下考察。「後來中央給四川調糧，每人只有10斤，最多吃十五、二十天就不得了了。老百姓說，讓我們自己種兩窩南瓜就夠了。但那時不讓種，割資本主義尾巴。後來實在餓得不行才讓種。」
三
朱全森介紹，1954年，四川省政府規定農村農民年口糧380市斤至450市斤，達縣政府選擇了中上標準——425市斤，這是指帶殼的糧，加工好後重量自然又少了很多。1957年「大鳴大放」時，有些農民表示425斤不夠吃，結果個別人被定為「反社會主義分子」。自1959年開始，農村人均留糧不足200市斤，「大飢荒」開始蔓延。
今非昔比，朱全森解釋說，現在425斤糧食他一家人都吃不了，為何1950年代，還不夠一個農民吃的？因為當時的勞動強度非常大，當時流行語中有「使牛漢，八碗飯」之說。舉個比較突出的例子，他鄰居瞿某當「背老二」去漢中的時候，每天吃4市斤大米，折合一年要1000多斤。那時農村缺少副食、水果，常常幾個月見不到油葷，每天把大量湯湯水水往肚子裡灌，皮下脂肪耗盡，而吸收水分過多，就得了水腫病。
據瞭解，達州專區1959年糧食減產，但地方仍浮誇上報，導致當年徵購糧食達19億公斤，佔實際產量的45%，農民每人留原糧僅99公斤，到1960年略有提高——103.5公斤。
「患了水腫病，腿都彎不了，爬樓梯特費勁。」朱全森說，飢餓與高強度的體力勞動，促使大批人死亡，也讓盜竊風氣流行一時。「那時政法機關部署‘保衛’夏收、秋收，農民自己種出的東西要進倉庫，還要公安去保衛，簡直是笑話。那時公安抓得最多的案子就是偷，偷糧食，偷耕地用的牛油……」
有一次，達縣教育局搞成人教育工作的王姓幹部，因在食堂偷抓了兩把米飯，結果被炊事員發現上報。「他被弄到白廟禮堂批鬥，我們三十多個人被叫去‘受教育’。」區委副書記一人在上面鬥，王姓幹部支支吾吾說偷了飯，下面沒人吱聲，只是悄悄議論，一個鐵匠說：這是餓的結果。
朱全森說，當時食堂炊事員、保管員都要階級成分和人際關係特別好的人才能出任，「他們是大偷，其他是小偷。生產隊長還會組織社員去偷其他生產隊的糧食，這個公社去偷另外一個公社。」
通江縣何光宇的母親，1959∼1960年間就曾獲得在當地食堂做飯的美差，何光宇因此能沾些光：「有一次她把伙食團的油舀了一小碗給我喝。香得不得了，當時覺得天下沒有比這更好吃的東西了，喝完了繼續舔碗，結果被伙食團長給看見了，追問偷吃啥。我母親說，今天是兒子生日，沒啥可辦的，就想讓他開點葷。結果以後就不准她做飯了，失去一個好職業。」
但何光宇還有一個在糧站加工廠工作的姐姐，時或與同事私分糧食，始終未被發現。「糧站加工廠經常24小時連續工作，大家換班。有時晚上加班累了，就偷偷煮干飯。一人分一坨飯。我姐姐捨不得吃，就半夜走十幾里山路，把飯送回家。大概半斤米左右，再加水和菜煮了，我們一家6口人吃。她隔三岔五就拿回來一次。」
相較而言，城市職工就好得多，不至於有餓死之虞；但飢餓仍是難免。「當時達縣專區地委班子成員都有得腫病的。地委書記李香山的娃娃都偷饅頭吃。有一次，在機關食堂拿票買饅頭時，他從櫃子裡偷饅頭，被發現了。」原達縣專區地委辦幹部嚴宗全在接受我採訪時說。
在通江縣永安鄉，還有刻意違法以尋求坐牢者。浩劫波及耕牛等家畜。何光宇稱，當地一位村民將集體的耕牛殺死，分給大家吃，因此被勞改。他在牢中感覺還吃得飽些，出獄後餓得慌，又不敢再殺耕牛，就把牛舌割下來，自己報案，要求坐牢。
坐牢其實也不保險，據開江縣1962年3月的一份報告，三年災害期間，看守所共死亡在押犯人71人。「最開始，一般偷盜還被公安當成刑案，後來就改稱為‘拿摸’了，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朱全森說。1961年3月，在上級指示下，達縣專區停止執行《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理由是，因群眾生活困難，出現普遍性的偷摸和強收農作物、強奪糧食等情況，法難責眾。由此亦可知，各級政府對農村飢餓的實況並非沒有瞭解，但高指標徵購糧食並未停止。
非正常死亡的人中，也有部分是自殺。朱全森的一位教師同事曾嘯鵠是個退役軍人，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身材魁梧，有1米80多，是個籃球運動員，飯量大，糧食緊張時，忍受不住飢餓而偷胡豆，結果被抓受批鬥，此後又再次偷紅薯犯事，在被批鬥期間上吊自殺了。
除了病餓而死、自殺，劉少奇所謂的「人相食」悲劇也發生在川東這片土地上。
四
在通江縣沙溪公社文勝鄉，曾發生轟動一時的食人案。據何光宇介紹，當地一個老太婆，見生產隊長的孩子比別的孩子都胖些，就騙其到屋中吃飯，在孩子向水缸裡看的當口，用刀將其殺死，然後煮了吃肉，一時吃不完的肉，就熏成臘肉慢慢吃。這個老太婆非常飢餓，她的老伴前些天剛剛餓死，也被她將屍體吃掉。因為有肉吃，所以老太太看上去紅光滿面，與同村人一臉菜色形成對照，找不到孩子的生產隊長，後來在她屋中發現臘肉，此案告破。老太太被抓捕，遊街示眾。他還聽說，萬源縣也有人因殺人果腹而被判刑。
1960年2月，達縣專區政府曾在一份報告上表示，自1959年12月以來，短短3月內，達縣專區內已經發生28起吃人肉事件，其中萬源縣5起，巴中、通江、鄰水縣各1起，平昌縣3起，宣漢縣最多，有15起。共吃掉31具屍體，這其中，既包括偷吃死人肉，也包括謀殺親生子女或繼女事件。
達州市文史工作者何大地說，當時普通農民還是相信宣傳，但有點知識的人會懷疑，只是不敢說。在何光宇的記憶中，三年飢荒時期，他所在的村莊也「沒人敢寫反動標語」。
朱全森進一步表示，當時沒有人敢說真話，因為那樣很容易被打成「右派」，「右派」被認為是「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比地主、壞分子都更壞一籌。朱全森本人，就是在1957年的鳴放後，被定性為「攻擊黨的領導」、「挑撥黨和知識份子關係」的右派。
在關於三年飢荒的歷史敘述中，很多人困惑，在那種生活與工作條件下，為何沒有或甚少農民反抗？這方面的歷史素材，學者掌握得的確不多，但並不意味著反抗缺失，只是它們多半尚在密謀準備階段就被鎮壓了。
在達州市採訪的過程中，我發現了很多類似的事件。在此舉幾個例子。譬如1961年，開江縣破獲黎廣友、廖萬谷領導的「中庸道」復辟案，次年又有以馬朝萬為首的「忠孝派」被抓捕。那個時候，個別農民常利用會道門來試圖實現「復辟」的訴求。
而達縣1960年上半年，共發生政治案件15起，其中11起為「反動標語」案，4起為「反動匿名信」案，較上年同一時期上升60%。「他們惡毒攻擊我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污蔑我黨和領袖，破壞糧食政策，甚至企圖變天復辟，如麻柳公社地主分子王崇萬，書寫反動標語61付，四處散發，企圖煽動群眾攻搶糧食，並揚言建立根據地等反動濫言。」一份報告材料中如是稱。
在宣漢縣，1963年還曾破獲「中國人民急救大軍」案。當地福祿公社一個叫徐瓊譜的勞改釋放犯人，在1961年春天，成立「民主同盟」組織，針對三年災害時期大面積人口非正常死亡的現實，先後策動冉啟文、張前方等21人加入該組織。他們有自己的綱領，並佈置了每人發展3-5人的任務，在宣漢、開縣邊境結合部發展。當年底，該組織改名為「中華反共救國軍」，編寫的宣傳材料包括「共產黨殘酷歷史」，並多次召開成員會議，批評共產黨的方針政策，認為蔣介石反攻大陸一定會成功。1962年3月，為了突出暴動的緊急程度，他們再度將組織名稱改為「中國人民急救大軍」，並成立「星新指揮所」，下設上中下三級指揮所和六個指導區，徐瓊譜自任所長，還正式發文委任指導區的政府區長。他們提出的綱領中，包括成立「全國人民大團結臨時政府」等七項。到1962年底，他們的成員已經達到164人。該案破獲後，徐瓊譜被判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其他骨幹則被判有期徒刑。
當時中國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人民公社體制，以及無所不在的監督告密網路，已讓這種零星的反抗行動，根本沒有任何成氣候的可能性。
五
最後讓我們將目光回到地方政權上，他們面對餓殍遍地現象是什麼反應？該如何評價他們？「現在回過頭看，那時領導中沒那麼多貪官，他們不脫離群眾，貧富差別也小。毛主席注意人的思想政治工作，後來有錯也勇於承認。」原巴中縣委副書記周永開的觀點，代表相當部分老共產黨幹部，他們認為那一時期官員相對廉潔，並對中央有相當程度的理解。對地方領導，如原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則有微詞。周永開說，李井泉是西南土皇帝，有人說他是「西南王」，7000人大會時主要批評他不民主、治下死人多。周永開參加了7000人大會。「政治上的原因，導致大家不敢說真話，有些官只喜歡聽好的，不聽壞話，這確實是教訓。李井泉的確不太能聽進良言，他愛聽好話，不愛聽壞話，所以聽不到逆耳之言。」周永開也承認，在三年飢荒時期，自己值得檢討：「我是管農業的，雖然巴中縣比其他縣死人少，但也有責任，為何沒餓死官，都死的老百姓？」
周永開說，巴中縣大概餓死了一萬多人。這顯然是一個過分保守的數字。從各種信息看，那時貧富差距小，但官員貪腐是個普遍的現實——雖然數額不大，卻關乎民眾生死。面對飢荒，他們過於冷漠，缺乏同情心，甚至上綱上線迫害百姓，在這個意義上，官員脫離群眾是普遍現象。
殘酷的案例，可以信手拈來。譬如1961年下半年的一份官方調查報告揭露，達縣專區鄰水縣九龍區，在半年多時間內，共有329名幹部和204名社員違法亂紀，遭到非法捆綁的群眾達206名，其中13人被打死，12人被逼死，還有7人致殘。950戶人家被搜家、罰款，罰款金額高達15000餘元，最多的一人罰了400多元——這在當時可不是小數字。
值得強調的是，在鄰水縣的被害者中，除了一個階級成分不好的「地主分子」和一個「慣偷」外，其餘都是基本群眾，大部分是青壯年。也就是說，迫害者施加迫害，主要不是基於階級標籤的意識形態立場。這無關任何理想，已是純粹的劫掠。
對那個時代當權者的認識，還有待進一步發掘。
（《經濟觀察報》上的原標題：躍進悲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