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難屬「清明」祭親人，仍受監控*
今年4月4日是中國傳統的「清明節」。「清明」是祭奠逝者、掃墓的時節。年復一年，八九「六四」遇難者的家人，在這悼念親人的日子裡，仍然受到警方的種種限制和監控。
*張先玲：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緊張，這是我沒想到的*
在北京的張先玲女士在1989年「六四」屠殺中失去了19歲的兒子王楠（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
4月5日，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張先玲女士。她說：「每年‘清明’，我們都是各家自己祭奠。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緊張，這是我沒想到的。
‘清明節’是紀念親人的節日，往年政府對我看得比較緊，我只要去都要坐他們的車，一般是兩個警察陪同；今年是三個人，外加一個我們社區的負責人。我們的車在路上走，好像是安全局的‘便衣’打電話來問我們的車到什麼地方了。
到了‘萬安公墓’門口，他們讓把公墓的門打開，車從正門開進去了。他們不許我下車，怕有記者在門口採訪，一直把我拉到墓地。這種情況只有在去年‘六四’，還有‘六四’二十週年、十五週年時曾有，其它‘清明’時從來沒有。」
八九「六四」到現在已經快二十三年了，不少年輕人對1989年發生的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知道不多。現在作一簡要回顧。
*八九「六四」簡況*
1989年4月15日，被迫辭職離任的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逝世。隨後，北京爆發了以學生為先導，繼而社會各階層參加的大規模街頭請願遊行。
（當時現場錄音片段呼喊聲）「耀邦不朽!」「言論自由！」「解除報禁！」「要求清除腐敗！」「鏟除官倒！」「保障人權！」
從4月中旬到5月，先在北京，後在中國各地，遊行規模越來越大，社會各階層陸續加入。
5月20日，中國當局在北京部分地區實行戒嚴。6月3日夜裡，戒嚴部隊動用坦克和機槍，在北京街頭殺戮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
*「六四」難屬群體簡介*
（北京街頭戒嚴部隊的槍聲和民眾的喊聲）
（女）「快，快！近一點兒！快一點兒！」
（男）「板車，板車！」
（槍聲，另男）「錄下來這暴行！」
（女）「救－護－車！快！救護車！救－護－車！」
（男）「一個小女孩躺在了坦克底下，北大一個助教，背後中了一彈，鮮血……全身流滿了鮮血，躺在了地上，然後我們去救的時候，他們還朝我們開槍！」
（槍聲，喊聲）在6月3日夜裡、6月4日清晨，以及隨後的幾天裡，到底有多少人遇難，多少人受傷，時至今日，中國當局一直沒有公布確切的數字和名單。
北京的丁子霖女士原是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副教授，她的先生蔣培坤是這個系的教授。1989年6月3日夜裡，他們十七歲的兒子蔣捷連（北京人大附中高二學生），在北京木樨地被戒嚴部隊槍殺。
1991年，丁子霖女士在接受外國記者採訪的時候，首先站出來公開了兒子遇難的經過，隨後開始尋訪「六四」遇難者家屬和傷殘者。到目前，丁子霖和幾位難屬一起，已經尋訪到二百零三位「六四」遇難者的家屬和七十多位傷殘者。他們組成的群體被稱為「‘六四’難屬群體」或「天安門母親群體」。
難屬們告訴我，今年丁子霖蔣、培坤夫婦與往年一樣，在故鄉江蘇無錫祭奠他們遇難的兒子。但是近日我撥打他們無錫家中電話，一直無法打通。
*張先玲：比較「三.一八」北洋軍閥段祺瑞與八九「六四」中共當局*
我採訪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張先玲女士。
主持人：「今年我們知道海內外都聽到溫家寶總理談到政治改革，網上也熱傳說溫家寶曾經提到‘平反六四’。今年‘清明’祭奠順利不順利？難屬們的處境、感受怎樣？」
張先玲：「今年‘清明’比往年更緊張，我沒想到。不但派出所的人，還有些看上去是安全局方面的，或者所謂‘國保大隊’便衣在‘萬安公墓’，我祭奠孩子的時候在周圍監視。今年所有在北京的難屬都受到通知，要在警察監視下祭奠，從這兩點看今年更緊張。但對難屬來講，已是司空見慣，我們照常祭奠，當然是各家分開。」
主持人：「今年‘兩會’，難屬也像往年一樣，寫了公開信提出訴求，從那時到‘清明’之前，關於‘六四’，有關方面作出什麼反應？」
張先玲：「我們的公開信發表後，他們仍舊跟從前一樣，沒有任何改進，也沒有任何所謂‘鬆動’跡象。我看到網上，或有些人說，現在‘百度’可以搜索（‘六四’等‘敏感詞’）了，這也許是一個進步吧，但是實質性的問題恐怕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的。溫家寶如果真的說了，也說明還是個進步，但他個人能夠決定嗎？恐怕是不可能的，而且他不可能隻手挽狂瀾。
不過我想這個事情早晚是要解決的，中國要想走民主化進程，必須要把‘六四’問題說清楚。這是繞不過去的事，你說哪個政府，哪個年代會這樣，軍隊向赤手空拳的老百姓開槍呢？只有在北洋軍閥時，段祺瑞時期曾有過‘三.一八’慘案，那時候死了十幾個學生，段祺瑞把那個開槍的人槍斃了，段祺瑞本人長跪請罪，從此吃素。
共產黨現在殺死了幾千人，致殘的上萬人，毫無表示，毫無悔改之心，連個段祺瑞都不如啊！連北洋軍閥都不如！還公然有臉把鐵獅子胡同1號，就是原來段祺瑞執政府那地方，定為什麼‘愛國教育基地’，上面還好意思寫上‘三.一八’慘案殺死十幾個人。我不知道‘六四’慘案殺死那麼多人，他們還知道害臊不？不感到負罪嗎？」
主持人：「您剛才提到‘六四’殺死幾千人，您是從調查過程中推算的，還是看到哪方面有這樣的報導？」
張先玲：「我是推算的。因為我們找到兩百多人，實際上我們找到各個醫院也就是（大約）十分之一的數字，這樣推算，大約有兩千多人。而且我清楚地記得，而且不是我一個人，很多人都記得，（當時）收音機裡美國之音廣播，記者問紅十字負責回答問題的一個男士，問‘現在死了多少人？’這個男士明確回答說‘我們得到的報告是兩千六百多人，據報來的材料’，他是這樣說的。這是在‘六四’凌晨的時候，我聽‘美國之音’廣播節目裡的，很多人聽到。當然這不能作為確實根據。根據我們現在尋訪到的兩百多人推算，兩千多人基本上不會太錯。」
*張先玲：怕我接受採訪，祭奠時警察在兩、三米處面朝外站著*
主持人：「我們再說說今年‘清明’祭奠，您在‘萬安公墓’ 祭奠過程，有沒有看到別的難屬，今年有什麼特別的想法？已經快二十三年了，這是很漫長的過程。」
張先玲：「我在公墓祭奠的時候沒有看到其他難屬。因為大家的時間不一定在一起。我們通常祭奠，那裡八個遇難者，祭奠完自己的孩子，都會給每個遇難者獻花，表示我們的哀悼和敬意。安葬在‘萬安公墓’的八個人：王楠、楊明湖、楊燕聲、郭春珉、袁力、段昌隆、王衛平、郝致京。我祭奠完，看到他們的墓上都有花，說明他們的家人來過了，或者有朋友已經去過了。我也給他們送了花。王楠不是墓，是骨灰盒，那裡只能擺簡單的花，也有人擺了一個小小的花籃。」
主持人：「幾位有墓？」
張先玲：「四位。王衛平、郝致京、段昌隆、袁力。」
主持人：「您說都有花，是指包括骨灰堂裡放骨灰盒的地方也有花？」
張先玲：「對。或是其他難屬，或有什麼人擺上的。」
主持人：「您是什麼時間到達的？」
張先玲：「因為我的孩子王楠是4月3日生日，所以我們都在這一天去給他祭奠，已經是上午十點半以後了。」
主持人：「您說有國保跟著，是早在這之前就守候在您門前了嗎？」
張先玲：「沒有。他們是頭一天給我打電話，要求我坐他們的車，在他們監視之下祭奠，否則就不能去，確認一下時間。我只知道跟著我的這三個人。但是到了現場後有那麼多人，那我不知道。」
主持人：「因為是便衣，可能您也很難準確估計，粗粗看上去是多少人？」
張先玲：「我感覺有七、八個。」
主持人：「除了家人和與您同行的人，在那兒等著參加祭奠，或有心為祭奠來的，還有這樣的人嗎？」
張先玲：「有一位朋友。他認識我，知道我4月3日去。」
主持人：「您也為其他遇難者掃了墓，幾點鐘往回走？」
張先玲：「祭奠前前後後一個多小時。我離開時已經中午12點過一點了。他們四個人的墓比較集中，但是骨灰堂就離得比較遠，還有一個遇難者是在骨灰牆，也有一段距離。」
主持人：「你們祭奠一位又一位，這過程中幾個（官方派的）人跟著？跟得近嗎？」
張先玲：「一直跟著我的，有三個同車去的，還有一些是我們在哪裡祭奠，都會出現的有三、四個人。為什麼我說可能有七、八個人呢？因為我感覺在不同地方祭奠的時候，監視我們的人有不同的面孔，能看出他是便衣。」
主持人：「對你們的祭奠活動有沒有什麼影響和妨礙？」
張先玲：「站在離我們一、兩米，兩、三米以外，也不干涉什麼。他們是怕有些朋友知道這裡，或記者，首先是怕記者採訪。在車上就跟我說‘張老師，
你不能不接受採訪？’ 我說‘那不可能，只要有人採訪，我肯定接受’。他們就怕有人採訪，所以我祭奠時，感覺他們是面朝外看著，有什麼人靠近就會阻攔。他們沒發現什麼人，也不干擾我們祭奠。」
主持人：「祭奠親人的時候，這樣近距離有他們在旁邊，對心理上會有什麼影響嗎？」
張先玲：「那當然是。他們陪我去我就不高興嘛！憑什麼國家規定的‘清明’祭奠的日子，我們祭掃親人你們還要跟著？什麼法律呀？一點人性都沒有嘛！在墓地的人跟我們也沒接觸，沒講話，毫無表情地冷冷站在邊上。陪我去的
三人態度非常好，都是很和氣地說‘我們也沒有辦法，奉命行事，希望您諒解。您要是不坐我們的車，您就沒法去，所以還不如坐我們的車去’。我提出不坐警車，他們開來普通車，說‘您就算照顧我們吧’。因為年年都如此，要坐警方車，以前有過態度很不好時，我跟他們吵過、鬧過。我跟他們說‘你們是和諧違法’，‘你們違法是違法，態度很和諧’。當然我心裏很生氣，也是一種無奈的妥協。」
*張先玲：民怨沸騰，當權者只顧自家利益將國家把持手中，心卻虛弱*
主持人：「一年又一年，到今年，您想起王楠，對當局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
張先玲：「我對當局卑鄙的行為感到非常氣憤。現在國內民怨沸騰，可是作為當局的人，只顧他們的眼前利益，只管自己的經濟利益，現在不是什麼共產主義理想，是人民幣把他們連接在一起，為了經濟利益，為了自己小家庭、家族的權力，權錢交易，把這個國家把持在他們自己手裡。已經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我們按規矩正常在‘清明節’祭奠親人，你們還採取這種措施！
我們再三上書，要求你們對話，還不理不睬，當作沒聽見。但是我相信這是他們內心虛弱的一種表現。
我覺得，像‘三.一八’慘案時，段祺瑞作為一個北洋軍閥出身的軍人，能跪地請罪，從此吃長素，並把開槍的人槍斃，以謝罪，這說明他內心的懺悔。現在共產黨這種做法，我認為是虛弱的表現。他知道他的統治是不會長久的，所以才掩蓋真相。但是我相信現在網路這麼發達，真相是掩蓋不住的。」
*張先玲：調查公布「六四」真相，公正評價，希望不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張先玲女士說：「我也試過，百度能查到‘六四’，但詳情是沒有的。能夠查出‘六四’（詞）就是一個進步。我希望夠越來越把真相披露出來，讓老百姓知道這事情，公正評價這樁事情。」
我們提出的第一條就是組成專門委員會，調查‘六四’真相，公布真相。當局連這點都不敢做，所以我覺得這個政府實在是無能而又卑鄙。
但是作為我們，作為我，不僅是為了王楠，也為了今後在我們國家裡，不會再發生這樣開槍殺老百姓的慘案，我也不希望今後的人再遭遇這樣悲慘的命運。所以，我這麼大歲數，還要為這樁事情奔走呼號。不是我一人，我們這些人，我們天安門母親，大家都在不遺餘力做這件事。為什麼？就希望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不要再發生這樣的悲劇。」
主持人：「現在海內外有說法，說到溫家寶總理曾經提出過要平反‘六四’、重新評價‘六四’，現在實際上控制反而嚴起來，您怎麼看這種現象？」
張先玲：「據說溫家寶總理曾提出要平反‘六四’，是據說，這個我們也沒聽見，而且網上現在‘趙紫陽’，或者‘六四’，這種詞屏蔽得也沒有以前那麼嚴……老百姓都有一種良好的願望，覺得‘哦，可能這樁事情要解決了’，大家……或者有些同情的人，或者有些一直在推動這樁事情的人就想更加有力地推動這件事。正因為這樣一種想法，使得政府更加恐慌，這是我的看法。
這就像那負案在逃的殺人犯，有人說‘這殺人犯有一點下落了’，這殺人的人聽到後會害怕吧？會採取更多措施隱蔽自己吧？這就是當前為什麼當局比以前還要緊張害怕的一個原因。」
*張先玲：祭奠表達是我們的權利，當局態度是政府的水平*
主持人：「您說今年別的難屬也受到比較大的壓力，您能把知道的情況講一下嗎？」
張先玲：「比如說袁力家，他們過去就是自己去祭掃，沒什麼人（警方）跟著，也沒有人通知要跟著，今年就通知他們要跟著。還有像黃金平，都被通知，要去祭掃，警方就跟著。 由此可見，今年不是跟著我一家，而是北京的難屬今年幾乎都跟著，我知道的就有三、四家。
我說了‘你不打死我，我就要說話，除非你把我抓起來殺死我沒辦法。‘天安門母親’的態度就是這樣，說話是我們的權利，我們要表達，也是我們的力量所在。至於政府是什麼態度，我們左右不了你們，那是你們的水平，表現了你們的膽怯。我們肯定還要表達我們的聲音。」
*張先玲：很感謝一切幫助關心我們的人，四川陳雲飛年年來掃墓*
張先玲說：「我很感謝一切幫助、關心我們的人，真是很感謝！四川有個朋友陳雲飛，每年‘清明’都來，去掃墓，我今年也碰見他了。我們坐的車子開到萬安公墓，我走到骨灰堂下面的時候，我看到陳雲飛也在那裡。我說‘你怎麼也來了？’他說‘我每年來’。他就是去年被警方看著沒來，前年也來了。前年他跟我聯繫過的，知道王楠的骨灰在什麼地方。他幾乎每年都來。他以前是來了先到我家，然後我們一起去，後來警察看得很嚴，不許他去，他今年就自己去萬安公墓。他是特意從四川趕來的，跟著我一起都看了一遍，也給每個墓上都獻了花。他說第二天要到紫陽先生家哀悼。
我覺得這個小夥子很不錯，他能夠每年都記著這些遇難的人，能來這裡表達自己的哀思，表示對他們的敬意。他在每個墓前都認真鞠躬，我覺得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人。
而且他也很低調，只是說‘他們等於是我的兄弟，為了同一個目的，他們死了，我應該來向他們致以自己的敬意’。我覺得他很好。」
*徐玨：電話被控制，打不進，撥不出，或中途斷線。門外有警察*
在北京的「六四」難屬徐玨女士是一位地質科學家。她的長子吳向東（北京東風電視機廠工人）1989年21歲。6月3日夜裡，吳向東被戒嚴部隊槍擊，6月4日凌晨去世。徐玨的先生吳學漢因兒子遇難，悲憤抑鬱，患了癌症，幾年後去世。徐玨女士三年前身患癌症。
「清明」時節，我採訪了徐玨女士，請她談談今年「清明」祭奠親人的情況。談話一開始，我提到給丁子霖女士撥電話，沒有辦法撥通。
徐玨女士說：「我的電話也一直被控制。‘兩代會’就控制了一個月，（外邊）一直打不通，我也打不出去。‘六四’、‘清明節’，有時候打一半，電話就給我弄斷了。有時候白天不行，就像你這樣晚他們可能放鬆了，就打進來了。‘兩代會’過去通了幾天，接著又是‘清明節’，到處都在控制著。
掃墓的話，必須他們警察陪著我去。我說要到別的地方去，他們說會用車把我送去，沒辦法。外面便衣警察、警車看著我們難屬。」
主持人：「您自己這邊，這種情況有多長時間了？」
徐玨：「‘兩代會’前後差不多有一個月。這個‘清明節’是前一個禮拜。現在‘清明節’過去了，我看好像還有人盯著呢。
我‘清明節’去上墳。我已經好幾次沒上墳了，我說這次一定要去，因為墓碑上字的油漆快要沒了。好幾年都控制著我，今年他們說‘我們送你去’，然後他們還給我買了油漆。用便車，他們也穿了便服，不穿警服。反正不坐他們的車也不行，他們要陪著去就去唄。」
*徐玨：警察幫我擦墓碑、給碑文上漆；另有未留名者掃墓上漆、獻花*
主持人：「是清明節當天去的嗎？」
徐玨：「前一、兩天去的。
「六四」遇難者吳向東和他的父親吳學漢安葬在同一個墓園。
徐玨女士說：「都是在‘八寶山人民公墓’裡，但是因為向東死得早，在另外一邊。我丈夫死得晚，又買了一個墓，在另外一邊。
這次去，警察態度比較好，墓碑髒了，他們幫我一起擦。因為我先生的墓碑上刻著挺長的一首詩，關於‘六四’的，他們就幫我一起用紅漆寫（描），我寫了幾行，體力不行手都發抖，他們兩個警察，其中一個還是派出所所長，就幫我寫。
寫完後，又到我兒子那個墓地，發現已經有人把油漆都上完了。我們一看，手都摸得到，油漆是剛描的，還送了一盆鮮花在那裡。也不知道是誰，可能就是對‘六四’死難者挺尊敬的這些人。
後來他們（監控警察）又送我回家，走的時候跟我握手，說‘清明節這幾天，上面要我們看著’。我說‘你們看著，我沒辦法，但是你們不要太囂張了。在樓道下面的馬路上，拿著個凳子、熱水瓶，六、七個警察……我一個老太太，用得了那麼多警察看著嗎？有一個也就足夠了，我也打不過你們，何必這個樣子呢？這太不尊重人權了嘛。你們這樣囂張的話，小區的人們都挺討厭你們的。你們等於不是看我，把小區的人們也都看管起來了，這多不尊重人啊。’他們說‘是，是。我們這次一定不這樣了，改變方式，不在馬路上、樓前面看著了’。我說‘我兒子就是英雄，他們就是為了反官倒、反腐敗，流盡了最後一滴血。我就是英雄的母親，你們愛怎麼著就怎麼著。歷史總會作證的，世界人民都會支持我們的’。但是他們用各種方式方法整我們。」
*徐玨：溫家寶要是有良心的人，應知學生運動反官倒、反腐敗是正義的*
主持人：「您說知道有難友也被控制，還有哪些人？」
徐玨：「難友基本上在這期間都給控制的。我對警方說‘你們這樣是對我們人身尊嚴的侮辱’。‘兩代會’，我們要求對‘六四’給以正確評價，提出三個要求。向政府提出要求是合理的，也是我們的基本人權。為什麼就這麼怕我們？」
主持人：「現在很多人都聽說，溫家寶曾經提到過要平反‘六四’，或者說重新評價‘六四’，百姓中對此也有一些反映，您聽到這個消息之後是怎麼想？」
徐玨：「因為八九‘六四’前趙紫陽和溫家寶還一起去看望學生呢，要是有良心的人，他應該知道這個學生運動是正義的。都是為了‘反官倒、反腐敗’。他到中央當領導，現在反正也快下臺了。他不是說下決心在下臺之前要為改革開放做點事嗎？所以我們想，說不定溫家寶還是有誠意的。但是他要想平反‘六四’，估計阻力也很大。我們對他也有點瞭解，因為他（曾經）是跟我同行，比我低一屆，我們是（同）一個大學的。他的人品、他的所為，我們還是有些瞭解的。」
*徐玨：希望中央像溫家寶這樣的人拼出最後一口氣，國家走向光明大道*
主持人：「你們是（現在的）中國地質大學？您還是溫家寶的學姐？」
徐玨：「對。那時候叫北京地質學院。」
主持人：「畢竟我現在還搞一點工作，是國情諮詢項目，搞地質的，還在他們的手下工作，反正為了自己的國家吧。因為學術是不分國界的，我應該為世界盡我自己畢生的努力，為了科學的發展做點努力，我覺得這在人生道路上也是很重要的，盡我的努力吧。儘管癌症是晚期，但是公道要討回，學術工作還是要堅持的。
我希望在全世界正義力量的支持下、中央的希望像溫家寶這樣的人，能夠真正拼出他們最後一口氣來，走向世界真正光明的大道。世界都在向民主化發展，我們中國不能老停留在原來基礎上。所以我希望，這次對‘六四’的事件假如說能糾正，哪怕前進一步，給我們討回這個公道，我看就是他們的進步。
假如他們死守著獨裁不放，不管正確不正確，不抓緊這個機遇，堅持頑固到底的話，歷史也會給他們作很壞評價的。因為‘六四’事件遲早會得到正確公道的評價，所以聰明的領導者，及早的……假如今年‘六四’能夠給提出解決這個問題，有世界正義力量的支持，今年不能解決，明年能夠解決，我希望在我死之前能看到光明的這一天。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走向光明，走向真正的國際化的前進道路。」
*吳定富：支持溫家寶提議，對共產黨行為跟說法不一定相信，拭目以待*
八九「六四」遇難的中國人民大學三年級學生吳國鋒，當時不滿二十一歲。
他是家鄉四川新津縣第一個考進北京的大學生。1986年，縣城裡的人們在街道上歡送他去北京上學；1989年，縣城裡的人們在街道上向他父母手中捧著的他回家的骨灰致哀。
吳國鋒遇難後，他的爺爺奶奶悲憤病逝，他的弟弟支撐全家生活積勞成疾，也病逝。吳國鋒的父親也患癌症手術。
今年清明，我通過越洋電話採訪了吳國鋒的父親吳定富先生。
主持人：「請問一下今年的‘清明’祭奠情況怎樣，是不是順利？」
吳定富：「今年祭奠還跟往常一樣，很順利。因為我們這個地方是個小縣城，對我來講，從來沒有好大的干擾過我。我們的親友都去了。」
主持人：「今年海內外都聽說，溫家寶總理曾提到要平反‘六四’，您有沒有聽到這個說法？」
吳定富：「聽說了，我們在網上都看到了。」
主持人：「您是怎麼想呢？心裏懷的希望大不大？能談談您的希望和要求嗎？」
吳定富：「我們難屬對溫家寶的提議很支持。但是，對共產黨的行為跟說法不一定相信。因為現在台上的胡錦濤是鄧小平提他上去的，平反‘六四’直接牽涉到鄧小平和江澤民，我估計胡錦濤在這方面是不會有很大作為的，未必會有很大的、很積極的表現。拭目以待！」
主持人：「地方當局的官員有沒有跟您接觸過，包括壓力，這些情況有沒有？」
吳定富：「我現在是個閒人，他們從來不管我。明的嗎，（警方）就給我女兒打招呼‘希望你爸爸不要到外地去……’，就這麼簡單幾句話」。
*吳定富：兒子為民主自由付出生命，願他所求的通過大家努力早日到來*
主持人：「將近二十三年了。在這樣一個‘清明’祭奠的時候，您還有什麼特別想說的話嗎？」
吳定富：「每逢‘六四’要來臨的時候，我們家裡的親屬都萬分悲痛。我兒子雖然在一九八九年去世了，但是這二十多年來，各階層和陳雲飛他們幾個，經常來看望我。今年陳雲飛不是到北京去了嗎，他每年要都來。還有些成都的朋友，如果有事來不了的話，都通過他代問候我們，我從心裏很感謝他們。
我兒子雖然去世了，他為了民主，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他追求的的東西還遠遠未達到。作為我們是死難者的親屬，希望這一天會通過大家的努力，盡快來到。希望通過全世界的關心，早一天來到。」
以上自由亞洲電臺「心靈之旅」訪談節目由張敏在美國首都華盛頓採訪編輯、主持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