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清明節，一篇緬懷蔣公的文章觸動了我，作者談及幾次讓自己重新省思的關鍵因素，包括從臺灣回去探親的親戚、臺灣校園民歌、出國時中國人受到的差別待遇、以及電視片《一寸河山一寸血》讓他對抗戰有了更清楚的認識，他表示因為這些不同時期所帶來的衝擊，讓他從對蔣介石咬牙切齒罵其為蔣光頭，到充滿了敬意稱呼蔣公，而這過程是痛苦的，因為那是對自己的過往一次次的否定。我認為這需要勇氣與良知去面對。
我與李君（一位對共產黨有清楚認識的朋友）談及此事，他告訴我，他並沒有作者那種明晰的階段，而是一種逐漸的瞭解與提升。他說：「其實，只要是能正常獨立思考的人，都能從共產黨自己宣傳的東西中看出共產黨的問題。」對此我感到訝異。一位網路上的朋友在我談及「三退」時，屢屢用共產黨的宣傳教育來自我辯解，如果從共產黨的出版品中就能看出問題，那為什麼幾十年來中共能如此成功地控制中國人？
下面是李君的自述：
1976年毛澤東死的時候，我18歲，當時我和絕大部分中國人一樣悲痛。但隨著年齡增長，當我開始思考社會、人生、社會正義、社會發展等問題的時候，就意識到共產黨人所宣講的那一套有問題。雖然我從小就開始收聽所謂「海外敵對勢力」廣播，也因此對共產黨的真實認識就啟蒙得早。但即便不如此，只要是一個能理性思考、有正常思維能力的人，都能夠從中共自己所宣講的東西，看到它自身的邪惡。
讓我開始對中共有所質疑的，首先是在中國每個人都司空見慣的「戶口制度」，在我看來這完全不是一個正常社會應該有的東西。雖然，整個社會對這樣的制度表現得很麻木、習以為常，但對我是一個巨大的痛苦。這個戶口制到今天還存在，一個農村的居民進了城以後，整個社會對他普遍的歧視是很明顯能夠感覺到的，不管何時、何地，行住坐臥都能感受到那種歧視的眼神。城裡的人都享受這種對別人的歧視，儘管每個人都活得像一條狗，可是當他有資本去歧視鄉下農民的時候，他心安理得的享受這種歧視。可是我受不了。
後來，我讀到一本共產黨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書中提到一個「剪刀差」。毛澤東時代乃至於鄧小平以後，一些企業只管生產，銷售卻由共產黨說了算。比方說，30年前他們生產了小型轎車「桑塔納」，定價是由共產黨控制，他們定的價在大陸是20萬人民幣（大約4萬多美元），可是同時期，他為了拓寬市場，把汽車出口到香港去銷售，在香港的售價是5000美元。他們的理由是：這是奢侈品應該控制消費。
在一個一切產品都控制在共產黨手裡的情況下，他們規定工業產品的價格以高於其價值的售價來銷售；而對於農業產品則以低於其價值的售價來收購，當時實施統購統銷，這樣就能把農產品的價格控制得很低，如果你的生產成本是10元，他迫使你用5元來交易。對農民來說，一邊是高於價值的定價，另一邊則是低於其價值的定價，從這樣的差價不難看出，幾十年來共產黨從農民身上搶奪了多少財富。直到現在，整個中國大陸所有的社會資源都基本集中在城市，因為共產黨的官僚和子孫都生活在城市，因此，他們把最好的教學資源、醫療資源、衛生資源、交通資源、就業資源，全部集中在城市，農民從小就得不到像城市人口一樣的條件。在社會的各個方面都可以看到共產黨以對農民的壓榨和剝削，做為整個社會體系的基礎，這些都是共產黨刻意製造出來的不平等。其實擴大了來說還有地區的不平等，像是北京與其他地區的不平等。
我就是從共產黨這樣的經濟理論，看到他們對絕大多數的人口令人難以置信的不公，這種不公極其不人道、也極慘忍，因為我們同時看到：在這種「剪刀差」壓榨下農民的生活狀況，沒有親眼見過的人是很難想像的。什麼叫真正的家徒四壁，整個屋子裡就是一個鍋，床上只看見稻草，什麼鋪墊的東西也沒有，然後挂個黑布做蚊帳。更甚者，這種不公對整個社會的發展、進步所產生的是極其巨大的破壞作用，因為一個社會最有價值的就是人，把社會裏絕大多數的人口關在社會建設的大門之外，這個社會怎麼能發展？
後來，我從共產黨的一些小說中，也看到了種種共產黨不把人當人的一種令人極其憎惡的邪惡行為。那些小說總是鼓吹共產黨員怎麼樣的忠誠不叛黨，如何經受得起日本特務、國民黨特務的拷打，其中比較有名的像是「江姐」、「劉胡蘭」等，可是我從那樣的小說裡面卻讀出了另外的內容：國民黨的監獄裡犯人竟然可以讀書！我很早就見識了共產黨的監獄。比較下來，光從監獄對不管是刑事犯還是政治犯的監管，就可以看出國民黨與共產黨體現出完全不一樣的本質。相對於共產黨的監獄，國民黨的監獄可以說是仁慈的。當時，我不知道在監獄裡讀書、發出信件是基本的人權，但由此引起的思考就是：我們沒有理由去為一個惡魔來咒罵仁慈。
共產黨的監獄是人類歷史上所存在過的最具有惡魔本質的邪惡的監獄，史大林、希特勒等的監獄遠遠比不上共產黨監獄的慘無人道，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存在過最慘無人道的魔窟，這完全是寫實的。看看高智晟、看看法輪功學員的遭遇。
包括後來我下了苦功夫去讀馬克思的《資本論》，都讓我看到共產黨的欺騙與對中國人無恥的掠奪。在《資本論》裡，馬克思用出於對18、19世紀英國或歐洲當時工人階級的悲慘境地抱有的強烈同情來批判資本主義，裡面使用各種能運用的語言來咒罵資本主義，可是當我讀這些書的時候，我發覺書中每一句咒罵資本主義的話語用來咒罵共產黨都要恰當得多，因為當時中國人的慘狀要遠遠超過19世紀時英國工人階級的狀況。
比方說：馬克思屢次用來作為論據的材料是當時英國國會每年對工人的工作條件的調查，這些調查報告被馬克思用來批判資本主義，當時的報告詳細計算了一個工人在工作場所的人平均使用空間。這樣的統計，直到今天都是中國的工人無法企望的奢侈。
此外，一些早期共產黨人所寫的報告文學，裡面所描述的社會底層黑暗的情景，也比改革開放以後的農民工的生活狀況還要好。所以，只要睜開眼睛來看這些事實，就能正確的判斷，一步一步的否定這個政黨。一個一直在欺騙老百姓的政黨，你還能相信他什麼？因此也就出現了思想上全面的顛覆了。
透過這些理論、文學作品，我認為比共產黨仁慈的「海外敵對勢力」是更可信賴的。所以我說，引起我反思的全是共產黨自己的作品。
聽完李君的說明，我問：如果共產黨治下的不公與邪惡俯拾皆是，為什麼中國人還能被洗腦到沒法看清真相？
李君表示：一般人最大的問題在於沒有價值觀。有價值觀才能建立自己的是非判斷，我們對事情首先不是進行功利判斷，而是先進行價值判斷，對或錯。中共讓今天的中國人都成為沒有價值觀的人，所以他們無法對事物進行是非判斷、價值判斷。我有一個朋友，過得不算太好，有一天我見他牽了一條狗在散步，我告訴他：自己都活得像狗一樣還牽了一條狗來陪你遭罪。他告訴我：是啊，正是如此。我被人家當了一輩子狗，我得牽條狗來找心理平衡。沒有價值觀的人不存在是非，所以每個人為了自己的利益不擇手段燒燬天下人的房屋來成就自己都成為合理的。既然如此，他們就認為：你是共產黨你也會這樣。他們完全不相信這個世界有基本的價值觀，也不相信有些人是願意為別人犧牲自己的。要破除中共的洗腦，就要讓人建立起人應該有的價值觀，有這樣的價值觀，中共的一切洗腦都不會成功，或即便被洗腦了，覺醒也就是正常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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