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別行政區與北京政府的關係，如果要用圖像描繪，會呈現出一幅與臺灣、西藏、新疆不太相同的圖像。臺灣是從原來不相交的兩道平行線變成繞在一起的兩股繩，目前臺灣還在為這種「緊密關係」感到欣然；西藏、新疆本是「中國身體」的一部分，但現在「中央大腦」對它們的指揮已發生末梢神經阻斷現象，必須採用強迫治療才能保證指揮暢通；香港則是政治經濟上與大陸其實已無可再分，但怨言四起，心理疏離日甚。
一、梁振英的身份疑雲與香港人的無奈
梁振英以「三低」（即低票、低民望、低凝聚力）當選，表面上看來，香港人是面臨「流選」與在兩個爛土豆當中二選一時所做出的被迫選擇，質疑集中在當選者人品上。大陸媒體也通過「‘豬狼肉搏’失君子之風，令港人厭惡」這類報導來表示對這次選舉的不滿，卻迴避了香港人質疑的深層次問題，即梁振英是「中共地下黨員」這一身份。
梁振英到底是不是中共地下黨員？在競選特首期間，梁振英面對這一指控曾多次否認，人民網卻再布疑雲。該網於3月29日在「人事任免」欄目中介紹候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簡歷，將梁冠以「同志」之稱，網民對比後指出，其他香港及澳門的主要政界人士，如歷任香港特首董建華、曾蔭權、澳門特首崔健安等，都沒有被稱為「同志」。人民網在網民「關注」後去掉梁振英的「同志」之稱。
細究起來，梁振英的「中共地下黨員」這一身份，香港人既不喜歡，其實也不願意深究。這種矛盾的態度反映了香港人對北京態度的糾結：既不願北京（通過駐港機構）干預過多，但又深知港督候選人必須得到北京支持才有可能登上港督寶座。這種態度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就已經注定，此後幾任港督選舉就是在這個框架內進行。這次除了選舉中醜聞屢出異於以往，選出北京支持的港督這一目標與以往數次並無太大的不同。
那麼，為何只有這一次選舉變成「充滿敵意與醜聞的選舉」？在選前名聲並不壞的梁振英當選，卻使港人陷入空前悲觀，認為他的上臺，標誌著「香港政治經濟動盪剛剛開始」。
這還得從這次選舉的大環境說起。香港人對北京的不滿主要集中於幾點：一是大陸人移居香港及赴港產子的孕婦日多，本來就感生存空間逼窄的港人認為這是侵佔了其生存資源；二是北京對香港的控制日緊，言論自由漸失；三是香港政治與經濟受到北京的干預也越來越強，發生了許多港英政府時期不會發生的事情，比如因為參加遊行被捕之事。2008年超過70人因遊行示威被捕，2011年，參加七一示威的19名議員和港民被警方控以非法集會罪名拘捕。
二、北京對香港的控制：以經濟為軸心
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大陸與香港的經濟關係發生了微妙的變化。此前，大陸的外資以港資為主，貿易出口在很大程度上亦依賴香港這個自由港。2001年12月中國加入WTO，其後形勢完全變化，港澳兩地對大陸的經濟依賴日漸加深。只要細觀商務部2003年與香港、澳門特區政府分別簽署的《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以後2004年的《補充協議》、2005年的《補充協議二》、2006年的《補充協議三》，就可知道這種依賴程度有多深。該協議包括貨物貿易領域、服務貿易領域、貿易投資便利化領域，幾乎涵蓋了香港所有的經濟領域。2010年，香港對大陸的出口佔其出口總額的42.6%，從大陸進口物品佔其總進口額的43.5%。香港所有的上層豪商，莫不在中國大陸有各種投資，尤其是通過涉足房地產業而獲得豐厚回報。
經濟上，香港與大陸早已是唇齒相依之關係。北京更是通過投資及利益輸送控制了香港的富商及企業主。
三、政商合作，實現紅色文化滲透
香港的自由傳媒制度是港英政府管治遺留下來的重大成果，也是香港社會對政界與商界督促監督的重要管道。但香港更是一個商業社會，鉅賈富賈通過辦報紙電視等媒體，可以改變香港媒體生態，並在香港政治中發揮重要作用。北京為此花了不少心思，一些鉅賈富賈對北京的意圖也心領神會，不少原來對傳媒業並無興趣的港商自21世紀以來都大舉投資傳媒業。北京對他們給予豐厚回報，除通過經濟利益籠絡港商，還給予港商各種政治榮銜。比如《星島日報》、《頭條日報》、英文報章《TheStandard》所屬的泛華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何柱國，2003年被北京委任為全國政協常委；《經濟日報》集團主席馮紹波是全國政協委員；擁有《東方日報》及《太陽報》的東方報業集團主席馬澄坤，2003年獲北京委任為全國政協委員；與《文匯報》、《大公報》同列為「三大愛國報章」的《香港商報》母公司聯合出版集團主席李祖澤是全國政協委員。
即使沒有公職或勛銜，但在國內營商、有經濟利益的有以下媒體的港商：《南華早報》所屬的嘉裡集團主席郭鶴年於1989年「六四」事件後，大舉投資內地房地產及酒店生意，被稱為80年代中國最重要投資者之一。免費報紙《am730》創辦人施永青的地產生意，在大陸有過萬名職員。
王祿霞在《香港傳媒的十年春秋》中闡述了她對港媒的調查結果，認為由於在中國大陸有極大的利益牽制，這些媒體的立場當然會隨其老闆的態度而發生變化。港大教授李金銓對港商投資媒體的用意說得很直白：他們是「替北京收拾一些難纏的言論堡壘」。
可以說，自97回歸以來，香港的新聞自由逐漸受到破壞。據美國自由之家公布的2009年度及2010年度《世界各國新聞自由度調查報告》，由於北京對港媒施加越來越大的影響力，香港新聞自由度被從「自由」降為「部分自由」。
四、香港人對香港大陸化日益不滿
北京在香港回歸前，曾許諾一國兩制，香港的政治制度將保持50年不變。港人為了維繫與北京的關係，也曾放低姿態，棄用對大陸人的蔑稱「表叔、表嫂」等。但隨著香港大陸化現象日益嚴重，言論自由漸失，集會自由亦受到警方嚴重干預，香港行政當局對北京彎腰的姿態越來越低，港督與其說是港人治港的象徵，還不如說其是北京在香港的代理人。這種不滿日漸積聚，去年終於導致香港人在身份認同一事上發泄出來。
2011年12月28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畫」公布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香港人對自己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感降到12年的最低水平。
這項研究以0至100分計算港人對自身身份的認同程度；指數越高，其身份正面認同感就越強。結果顯示，香港市民對自身身份的認同感從強到弱依次為「香港人」、「中華民族一分子」、「亞洲人」、「中國人」、「世界公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其中作為「香港人」的認同指數為79.1，而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的認同指數隻有61.1。
調查結果甫一發布，即遭到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的批評，認為該調查將香港人和中國人並列的議題設置方法不科學。香港《文匯報》在30日的政情與輿論版面刊載了一篇署名「黎子珍」的文章，直指這項民調「不是學術而是政治」。不久之後，因大陸旅遊者違規在地鐵上吃東西，並對港人的提醒予以惡意回應，終至引發一些港人大唱「蝗蟲歌」事件，將多年來香港人積鬱的不滿傾瀉出來。
觀諸歷史，臺灣、香港都是大陸釋放人口壓力而開墾出來的生存之地。自近代以來，這兩個地區能夠獲得迅速發展，完全得益於它們與大陸在政治上的隔離狀態。在大陸政治體制仍然停留在專制極權狀態時，大陸與港臺兩地靠得越近，這兩地的生存與發展空間就愈發會受到不良影響。臺灣因政治上自成一體，尚有一些迴旋空間，而香港則沒有多大的迴旋空間。因此，無論從為香港一地考慮，還是為大陸保持一個政治透氣孔考慮，北京政府都不應該對香港政治採取如此近距離進逼狀態。如果北京繼續加強對香港的管控，只會導致香港與大陸雙輸之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