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太極
元1635年，亦即明崇禎八年、皇太極天聰九年，局勢一步步變得對後金更為有利。這年秋，出征察哈爾的大軍又傳來捷報,不獨整個兒綏定曾經強悍的死敵，還意外得到了一塊「傳國玉璽」。後金汗廷一片歡騰。文館漢官鮑承先上奏，「大寶呈祥，天賜玉璽，乃非常之吉兆也」，建議由工部特製寶函，皇太極擇吉郊迎，然後以此璽鈐行敕諭，「頒行滿漢蒙古，俾遠近聞知，咸識天命之攸歸」。皇太極心情愉悅，一一允准。
「傳國玉璽」的出現，曾被作為天意天命的象徵，作為後金走向「大清」的重要依據，是清朝建國史上的重大事件。對它作一番梳理考證，還原其歷史本真，則是這篇小文的嘗試。
一、多爾袞逼降察哈爾，繳獲「傳國玉璽」
遠征察哈爾的是多爾袞等四貝勒統帥的一萬精騎，當年二月出師，西渡黃河，四月二十八日抵達額哲所部駐紮的托裡圖。時察哈爾林丹汗已在前一年病死，部眾大半降了後金，連其福晉竇土門都被皇太極列入妾班。唯察哈爾太子額哲率部遠遁，不來歸順，心病未去，是以大兵壓境，務絕後患。多爾袞不獨精於用兵，亦擅於用情，軍中葉赫將官南褚是察哈爾太后的弟弟，受命先入營談判，蘇泰太后慟哭出見，令額哲率眾出降，不戰而屈人之兵，降眾跟隨大軍前往盛京。
多爾袞是在此際得到的「傳國玉璽」嗎？應不是。《清實錄·太宗文皇帝實錄》卷二四：
庚辰，出師和碩墨爾根戴青貝勒多爾袞……等征察哈爾國，獲歷代傳國玉璽。先是，相傳此璽藏於元朝大內，至順帝為明洪武帝所敗，遂棄都城，攜璽逃至沙漠，後崩於應昌府，璽遂遺失。越二百餘年，有牧羊於山岡下者，見一山羊三日不嚙草，但以蹄跑地，牧者發之，此璽乃見。既而歸於元後裔博碩克圖汗，後博碩克圖為察哈爾林丹汗所侵，國破，璽復歸於林丹汗。林丹汗亦元裔也。貝勒多爾袞等聞璽在蘇泰太后福金所，索之，既得，視其文，乃漢篆「制誥之寶」四字。璠玙為質，交龍為紐，光氣煥爛，洵至寶也……
庚辰，為八月三日，距收降之日已過去三個月有餘。多爾袞奏章稱：「天錫至寶，此一統萬年之瑞也！」如果當時便收繳到這塊寶璽，四貝勒應會即刻呈報，上達皇太極。
據所能看到的記載，多爾袞等不僅沒有飛騎馳報這一重大喜訊，甚至沒有直接還兵。是沒當回事兒？是路遠不便？還是寶璽尚未到手？以第三種可能最大。其實皇太極在五月二十七日即收到多爾袞派員呈送的捷報，詳述收服察哈爾的過程，不厭其煩地列舉歸順的王室成員和臣屬名單，自然也不會遺落察哈爾奉獻的各類寶物，如「駝、馬、雕鞍、貂裘、琥珀數珠、金銀、彩段等物」。奏報中隻字未提寶璽之事，理由只有一個——寶璽尚未到手。
察哈爾的屈服，大約讓貝勒們覺得不過癮，便于歸程往明朝邊境大肆劫掠，「自平魯衛入朔州，直抵長城，又經寧武關、代州、忻州、崞縣、黑峰口、應州，而復還平魯」，真可稱入無人之境啊！宣大密邇京師，向稱明朝的軍事重鎮，此際竟如此不堪。而多爾袞以九千部卒（岳託因病，分兵一千駐守歸化城），又挾帶著察哈爾王室和族屬，不是直接東向還兵，卻要南下襲擾劫殺，一次出征非要有多重收穫，那份軍事上的自信與恣縱，亦讓人慨嘆。
正是在大軍凱旋的過程中，多爾袞等得悉了有關「傳國玉璽」的消息，逼迫蘇泰太后交出了這塊「制誥之寶」。
皇太極傳國玉璽現存臺北故宮博物院二、皇太極隆重迎接寶璽
對於皇太極，祛除肘腋之患本在計畫中，得到「傳國玉璽」則屬意料之外。他決定隆重出迎，甚至渡過遼河，遠迎到一百多里之外的陽石木。九月六日，皇太極率皇后諸妃、大貝勒代善及眾貝勒眾大臣親迎凱旋大軍。實錄記載：在御營南岡事先筑好的壇下，凱旋諸貝勒以氈案置放玉璽，引領部將列陣跪拜；正黃、鑲白兩旗主舉案趨前，至壇虔敬呈獻；皇太極親自捧起玉璽，拜天行禮，傳諭左右曰：「此玉璽乃歷代帝王所用之寶，天以畀朕，信非偶然也！」接下來是多爾袞、岳託等依次向前跪拜抱見，然後輪該蘇泰太后、額哲和一眾察哈爾降臣。滿蒙各部落貴族多娶且聯絡有親，彼此的輩分常常是一筆亂賬，以已故葉赫貝勒金臺石論，皇太極為親外甥，蘇泰太后則是親孫女，於是這一受降儀式又顯得親情絡繹。
喜得玉璽的影響在受璽儀式後持續發酵，尤其那些在後金任職的明朝降將表現積極。都元帥孔有德自前線送來奏章：「自古受命之主必有受命之符，昔文王時鳳凰鳴於岐山，今皇上得傳國寶璽，二兆略同。此寶實非尋常，乃漢時所傳，迄今兩千餘年。他人不能得，惟我皇上得之……」同一天還收到總兵官耿仲明上疏：「天賜寶璽，可見天心之默佑矣。惟願蚤正大統，以慰臣民之望。」
至此，這塊玉璽已被渲染為「歷代傳國玉璽」、「歷代帝王之寶」、「鎮國傳世之寶」和傳承兩千餘年的漢代寶璽。果真如此嗎？不。
三、寶璽不應是元順帝遺落之物
此璽當然是一塊份量很重的皇家璽印，它的真實出處和流播過程都很值得研究。但由於政治目的，一出場便被添加了太多的祥符色彩。
首先它不應叫作傳國玉璽。傳國璽者，一般特指秦始皇時所制「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寶璽，用藍田白玉，一說用和氏璧，李斯書篆。秦亡，子嬰獻於劉邦，與那柄斬白蛇起義的劍並稱漢家二寶，所謂「璽劍」是也。後來此璽與時隱現，演繹了一連串的歷史故事，也衍生出「受命於天，皇帝壽昌」、「受天之命，既壽永昌」等不同版本的仿品，各有起訖，事詳《萬曆野獲編·秦璽始末》。明清兩朝仍有上獻傳國璽之事，當時帝王都沒太當回事兒。
其次，孔有德稱其傳自漢代，屬附會之浮辭。《文獻通考》載漢代除傳國璽外，繼承了秦始皇創製的「乘輿六璽」（皇帝之璽、皇帝行璽、皇帝信璽、天子之璽、天子行璽、天子信璽），且秦漢以至於隋皆稱為「璽」，未見以「寶」名之者。唐朝武後間「改玉璽為寶」，略經反覆，至玄宗天寶十載（751年）定制「天子八寶」，除神寶、受命寶之外，其他與漢六璽名色相同。降至兩宋寶璽，旁及各少數民族政權，城頭變幻大王旗，尚未見誰家皇璽中有「制誥之寶」的記述。
哪一個王朝沒有祥瑞故事？又哪一個祥瑞故事不充斥著荒誕誇張呢？那只執著的山羊顯然有幾分怪異，而將玉璽的價值極度誇張，更是當事者所樂見樂為。這顆偶然被發現的玉璽，既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傳國璽，也不宜寬泛名之為傳國玉璽（如秦漢「乘輿六璽」、唐「天子八寶」），是不是元順帝宮中舊物，亦頗有幾分可疑。《元史·輿服二·崇天鹵簿》中「金吾援寶隊」項下，詳述八寶之排列，僅以「傳國寶」代替「神寶」，其餘與漢唐無異。史載元順帝當倉皇潰敗之際，陽翟王阿魯輝帖木兒向他討要國璽，願代以支撐危局，順帝以「天命有在」拒之。而在那個逃離大都皇宮的黑夜，他也沒忘攜帶帝國的象徵——寶璽，甚至還帶走了元宮收藏的前朝玉璽。
明洪武三年（1370）四月，飽嘗皇位艱辛的元順帝病逝於應昌，這是一個距上都開平（時已為明軍殘破）不遠的小城，徘徊不去，想見其仍抱著復國的夢想。明左副將軍李文忠不久即引兵殺至，元室的皇孫、后妃、諸王和眾大臣多被擒獲，大元寶璽隨此一役沒入明宮。僅數十騎從皇太子脫逃，驚惶之下怕也只顧性命，一直逃到遙遠的和林。
今未見元朝寶璽的實物流傳，然以清朝璽文體式推想，大約也不會只用漢字。元代設蒙古翰林院，「掌譯寫一切文字，及頒降璽書，並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國文字副之」，可證其對蒙文的重視。而《隋唐以來官印集存》中錄元「皇帝之寶」，璽文由八思巴文、漢語、梵文組成。「制誥之寶」不見諸歷朝寶譜，也未被列入元朝寶璽，順帝或臣屬又怎會獨獨將此璽埋於草叢呢？
四、關於玉璽來歷的推測
這塊被稱為傳國玉璽的「制誥之寶」，究竟來自何方？
筆者推測應是大明宮中之物。因為只有在明朝前期「十七寶」和嘉靖後增補的「二十四寶」中，始有「制誥之寶」的明確列入。我們看清廷收藏的明代璽印，中有一枚「制誥之寶」，璽文結體，行款格範，與此璽頗為相似。
明朝統治仍在，明朝寶璽怎麼會到了察哈爾王室？看似不可能，其實也有一些途徑。皇帝親征或出巡，例以國寶隨行，以示隆重，以便鈐用。而土木之變，連明英宗都成了蒙古瓦剌部的俘虜，諸寶中有些也難免流入大漠，輾轉傳接，最後到了一度強盛的林丹汗手中。山羊的傳說果有幾分實情，埋寶者或也是跟隨英宗，被裹挾著在蒙古草原跑來跑去、跑了幾乎一年的人。另外，明正德、嘉靖間宮中兩次大火，說是御寶盡毀，或有太監乘亂下手，盜出個別御寶賣錢。明季宮禁雖嚴，漏洞也多多，璽印之丟失絕非一例。從宮中流出，當也有多種渠道。
象徵皇權的寶璽，歷來都有著明確的使用或不使用規定。皇璽系列中較晚出現的「制誥之寶」，用途主要為「一品至五品誥命」，與傳國寶、受命寶誠不可相比，較之乘輿六璽的地位也差很多。然不管怎樣說，它的確是一塊出自皇宮的寶璽。皇太極和臣僚以此作為天命攸歸的吉兆，大肆宣揚，積極籌備更新國號和改元。八個月後，皇太極更定國號為「大清」，改元「崇德」，新年號也隱隱見出「傳國玉璽」的影子。崇德元年（1636）七月，清太宗冊封莊妃，即鈐用此寶。
越一百年有餘，乾隆帝作《交泰殿寶譜序》，詳細梳理此前清朝御寶的演進，保留了皇太極所用四寶，即「大清受命之寶」、「皇帝奉天之寶」、「大清嗣天子寶」（以上漢文篆書滿文本字）及滿文篆書「皇帝之寶」。而對其視為重寶的「制誥之寶」，卻說「初不藉以為受命之符」，為之遮掩。通曉儒家典制的乾隆帝，大約也見出這一符瑞事件中的誇飾與荒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