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國家,政府儲蓄在6年之內增加了一倍,基尼係數0.45,6年內年增長達到11.4%,政府用強大的能力集中力量辦大事,政治上沒有競爭,對外資非常開放,創造了奇蹟。這是哪一個國家?
你也許會說,這是中國。但我要告訴你,錯了,這個國家是巴西。它在上個世紀60-70年代高速增長時期,被外界稱之為「巴西模式」。但如果把它猜為中國,也不能算錯得離譜,因為中國這些年的做法與經濟增長奇蹟也與此極為相似,甚至被許多人總結為「中國模式」。從這個意義上可以說,「巴西模式」與「中國模式」實質是同樣的。
「巴西模式」有持續性嗎?從上個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巴西的經濟和政治動盪不安,整個80年代GDP增長為零,被稱為「失去的十年」。由此我們應該反思一下,「中國模式」有持續性嗎?有些人認為,「中國模式」好極了,有持續性,不僅自己堅持,甚至還想「出口」。但更多的人認為,這種模式是轉型時無奈的一種選擇,無論它過去取得了多大的成就,以後是難以堅持下去的。
無論是「左」還是「右」的人,都承認中國現在存在經濟增長放緩,物價上升加劇,貪污腐敗嚴重,社會矛盾尖銳等問題。但對如何解決這些問題,不同的人卻有不同的思路。有極少數「左派」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都是市場化帶來的,解決之策就是回到計畫經濟。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仍要靠「中國模式」來解決,堅持現在的體制,即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就可以。持這種觀點的人,在當下屬大多數。還有一些人診斷,「中國模式」已經走不下去了,必須在市場化方面再邁出新的步伐。圍繞這三種觀點,學術界展開了激烈交鋒。韋森教授主編的《節骨眼,中國經濟不往哪裡走?》收集了不同觀點的有代表性的文章。包括吳敬璉、秦曉、華生、陳志武、黃亞生、科斯、科爾奈、羅斯基等。
近期的官媒社論充分表達了堅持改革的需要。這篇題為《寧要不完美的改革 不要不改革的危機》評論指出,「無論方案多麼周密、智慧多麼高超,改革總會引起一些非議:既得利益者會用優勢話語權阻礙改革,媒體公眾會帶著挑剔目光審視改革,一些人甚至還會以烏托邦思維苛求改革。對於改革者來說,認真聽取民意,又不為流言所動,既需要智慧和審慎,更要有勇氣與擔當。」
確實,如文章所說,從「摸著石頭過河」到「改革頂層設計」,從經濟領域到社會政治領域,改革越是向前推進,所觸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複雜,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但我也相信,不會有人跳出來說要反對改革,關鍵是改革的路徑。
我們如何看待「中國模式」呢?我認為這個模式最核心的內容就是政府主導經濟發展。應該說,在中國現實的情況下,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確帶來了30年的高速增長。但必須認識到,30年的高速增長,關鍵在於政府的「放」而不是「管」。
農業生產中的「包產到戶」,是對農村私人經濟的放開,這是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而這一切並不是政府主導的,更不是政府主導型經濟的結果,而是政府把本來人民應有的權力部分還給了人民。換言之,30年的成就是市場化的結果。相反,政府管得太多是產生各種問題的原因。政府用投資拉動經濟,引起消費在GDP的比重下降;政府權力過大是貪污腐敗的根源;政府一味追求GDP是通脹的主要原因;人民的權利得不到完全保證是引發社會衝突的根源;靠權力獲得高利潤是社會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之一;企業缺乏創新能力還在於缺乏一個法制的環境,政府對民營企業管理太多。
現在中國經濟的問題,哪一個與政府無關?所以,吳敬璉先生指出,「中國矛盾源於改革不徹底而非改革本身」。而這種改革不徹底就是政府的作用仍然過大,市場化改革沒有完成。或者用吳先生的另一句話,就是「改革的大關還沒有過」。
新左派們回到計畫經濟的呼聲,如同民國時清朝遺老希望回到大清帝國一樣,只是一廂情願的烏托邦。如果真實行起來,肯定會給中國帶來一場災難。而且他們除了感情發泄之外,也給不出什麼像樣的理論。維持現狀的人是主流,他們出於各種原因反對深化市場經濟改革,或者只講「深化」而沒有任何實質性行動。這樣走下去各種矛盾不僅得不到解決,反而會激化。不講倒退,停滯是沒有出路的。
剩下的一條路只能是深化市場化改革了。套用《雙城記》中的那句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這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我們前途無量,同時又感到希望渺茫。我們一起奔向天堂,我們全都走向一個方向。」民主法治下的徹底的市場經濟秩序,是未來中國當走的路。中國須得選擇,世界也在等待著中國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