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來自天譴的惡咒
——中共內部權鬥生死決
一、引言
對於自由的心靈，生活在中共極權專制下是一種絕望，在時代精神被中共的政治謊言絕對控制的時代，尤其如此。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一位被判處死刑的中國女思想犯，用一句話說出這種絕望：「你即使對鐵鑄的牆咳一聲，也會聽到回聲。可是，你對人的心千百遍地呼喚，卻得不到一絲回應。」
中共當局甚至不允許這位女思想犯臨刑前對鐡牆發出咳聲，而用鐵絲刺穿她的下顎和舌頭，綁在一起。不過，即便是在重重愚昧將中國人的心靈封閉在黑暗奴性中的時刻，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仍然在政治鐵幕上劃出道道雷電般的軌跡，給人以鐵幕或許會被撕裂的眩目的希望。
內部權力鬥爭，構成中共歷史的一個主題，是中共的一個難以擺脫的血腥的宿命。眾多御用文人用被汚染的長江般滔滔不絕的墨水，寫出堆積如山的偽歷史，企圖讓人們相信，中共殘酷的內鬥是基於政治理想主義的爭論；在御用文人的心目中，為政治理想主義而殘酷，而獸性，似乎可以得到良知與理性的讚賞。然而，比行刑隊染血的刀鋒更怵目的歷史卻不斷證明：中共內鬥的本質只在於爭奪專制權力，對專制權力的瘋狂熱戀是中共內鬥的原動力；種種理想主義的理由都不過是為掩飾對權力的貪慾而偽造的藉口。
對專制權力的貪慾，猶如來自魔鬼的誘惑，那種誘惑遠勝於金錢或者美女。人世間可以找到一擲萬金、揮金如土的慷慨之人，可以找到即便美女坐懷也不亂性的魯男子，但是，卻難以找到主動放棄權力的中共官員。為爭奪專制權力而作生死之決——這是蒼天對中共暴政的嘲弄，這是來自天譴的惡咒。只要中共暴政還沒有被歷史埋葬，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就不可能止息。
建政之前姑且不論，建政之後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按其風格和表現形式的明顯不同，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毛澤東、鄧小平先後主政的時期；第二個階段是江澤民、胡錦濤先後主政時期。第一個階段，中共權力鬥爭大開大合，總是表現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重大社會危機。第二個階段，權力鬥爭依然激烈，卻變成黑暗洞穴裡演出的戲劇，外界很難得到觀賞的機會。針對這種情況，又有御用文人和偽自由知識份子斷言，中共已經建立起權力交接的基本規則，所以，不會再出現毛澤東、鄧小平時期影響中共政局穩定的權力鬥爭形式。
中國知識份子，特別是偽自由知識份子最可鄙之處就在於，他們心底裡總有一種衝動——窺測並抓住一切機會，通過為中共辯護，向暴政獻媚。事實上，在專制權力的貪慾作用之下，中共極權根本不可能建立起正常的權力交接秩序；對中共只有一個鐵律，即專制權力必須通過險惡萬分的權力鬥爭獲得。
那麽，為什麼毛澤東、鄧小平時期和江澤民、胡錦濤時期，中共內部權力鬥爭會表現出迥然不同的風格與形式；這兩種風格不同的權鬥形式對於中共極權的利弊得失有什麼不同？二零一二年秋至二零一三年春，習近平、薄熙來、李克強、汪洋、李源潮、王岐山等所謂「中共五代」全面進入中共最高權力領域之後，中共內部權鬥的風格和形式會發生什麼變化；這種變化對中共極權政治會產生怎樣的作用，以及為什麼？——上述兩方面的問題正是本章討論的重點之所在。
二、中共建政後第一階段權鬥回顧
——偶然性對魔鬼的垂愛
從建政起至江澤民接掌最高權力之前，可以稱為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第一階段。這個階段，權力鬥爭之重大事件包括對高崗、饒石的整肅；對彭德懷的整肅；「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動亂；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整肅和「六.四」屠城。這個階段權力鬥爭的總的特點是，每一次權力鬥爭都表現為重大政治事件或者政治危機。其中嚴重威脅中共極權政治生存權的重大危機的事件，有三起，即林彪企圖政變事件、粉碎「四人幫」事件和「六.四」血案。我們將對這三起事件進行討論。由於前兩個事件都是在「文化大革命」的背景下展開的，所以有必要首先就「文化大革命」的緣起作簡要的說明。
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毛澤東推行「人民公社」和「大躍進」——「人民公社」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集中營，數億農民則成為集中營中「會說話」的生產糧食的工具；「大躍進」是為實現毛澤東全球擴張野心而積累經濟能量的愚蠢至極的生產發展方式。在這個過程中，發生了餓死四千萬農民的社會悲劇。「人民公社」和「大躍進」實際以失敗告終。毛澤東威信大受損傷，被迫「退居二線」，劉少奇趁勢崛起，數年之內牢牢控制了中共暴政的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
毛澤東，人中之魔，世之梟雄。為奪回最高專制權，也為免於死後因造成餓死四千萬人的慘劇而被掘墓鞭屍，毛澤東發動了以「文化大革命」為名的奪權運動。毛澤東自己起草的相關文件就寫明，「文化大革命」是為了從劉少奇一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手裡奪回政權。對權力的貪慾使毛澤東不惜粉碎劉少奇控制的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並重建受他控制的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
毛澤東依靠林彪控制的軍隊和自己爐火純青的政治陰謀能力，以摧枯拉朽之勢，迅速擊潰劉少奇勢力，奪回黨政最高權力，並通過政治宣傳使他成為中國人心中的神——為死後免於掘墓鞭屍的命運，必須在活著的時候以神的權威控制人的精神。
然而，就在毛澤東春光無限之際，他和中共極權政治卻迎來一次真正的危機。由於對林彪權力不斷擴張的不安，毛澤東開始通過政治陰謀壓縮林彪的勢力。而林彪則進行頑強的抵抗，他的兒子林立果制定出武裝起義的計畫，準備實施軍事政變。林立果在關於武裝起義的政治文件中明確指出，毛澤東是專制暴君，他對中國的統治是暴虐的封建專制。
如果林立果的上述政治指控能通過實際發動的武裝起義震撼歷史——甚至不必武裝起義成功，而只需要實際發動，那麽，這次軍事政變即使當時很快就失敗，其所蘊涵的徹底否定中共暴政的政治能量，也將對中共極權專製造成致命的傷害。
然而，或許由於林彪關鍵時的舉棋不定，或許因為林立果的幼稚無能，武裝起義計畫沒有機會實際發動，便胎死腹中。真可令英雄扼腕，歷史悲嘆。這是在權力鬥爭範疇內偶然性對暴政的第一次垂愛。
權力鬥爭第二次把中共極權推上政治大危機的鋒刃，是在死神奪走暴君的生命之後。一九七六年，毛澤東甫一撒手人寰，華國鋒集團和被稱為「四人幫」的以毛澤東夫人江青為首的集團之間，圍繞中共最高權力的鬥爭，便迅速白熱化。華國鋒聯合反「文化大革命」的中共元老，果斷決策，運用宮廷政變方式，一舉逮捕了江青集團的主要成員。
當其時也，江青集團以「文化大革命」正統派自詡，挾毛澤東死後之餘威，黨羽遍於天下，只須振臂一呼，應和之聲必定四起。且毛澤東死後，該集團在大本營上海組建的幾十萬民兵大軍，便枕戈待旦，蓄勢待發。只可惜，江青集團的首要成員均是政治煽動有術，政治陰謀無能之人，遂在昏昏然之際，淪為階下之囚。即便如此，只要上海數十萬民兵能舉兵起事，當時之中國也必陷入大動盪之中——專制暴政的動盪，就是民主運動的機會。當然，我並不認為中共的「文化大革命派」和反「文化大革命派」中的任何一方會趨向民主，而是認為，只要因權鬥而形成的這兩派政治力量的衝突，最終通過中共極權的政治和社會秩序大分裂的形式表現出來，那麽，民眾中長期被壓抑的民主力量，就會在極權秩序的政治和社會裂痕中找到生長的空間。但是，命運的偶然性又一次對中共暴政露出獻媚的笑。「四人幫」在上海的死黨馬天水、許景賢怯懦寡斷，首鼠兩端，
不敢舉民兵，以成大事，遂使中共又渡過一劫。
八九年「六.四」事件是中共暴政的前所未遇的政治大危機。「六.四」肇因於中共頑固派同大良知者胡耀邦之間的權力鬥爭。胡耀邦遭整肅，於憤懣中驟然辭世。大良知者之死，點燃知識份子和大學生追求正義的良知，「六.四」學運由此橫空出世。中共頑固派擔心再次如「文化大革命」中那樣失去權力，因此對學運恐懼且復仇恨。趙紫陽的智囊和幕僚則暗中支持學運，試圖借學運之勢，強化趙紫陽的權勢，以便行「新權威主義」，加速推動經濟改革。
在這次權力鬥爭的初期，趙紫陽可謂佔盡優勢。他不僅因為對學運態度溫柔而贏得天下人心，即使在軍內黨內也廣受擁戴。當時，中共將帥如徐向前、聶榮臻、張愛萍、秦基偉等，均反對用軍隊鎮壓學生，三十八軍軍長徐勤先更抗鄧小平之命，拒絕率部進京；北京乃至全國各地，都出現黨政官員，甚至警察、法官、檢察官走上街頭，支持學運之事。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只要以總書記之權威，行剛明果決之策，振臂一呼，奮起一搏，必當風雲際會，天下景從，功成名就。但是，在政治決戰的關鍵時刻，趙紫陽現好謀寡斷之態，其智囊幕僚也都呈政治上的銀樣蠟槍頭之像。反觀鄧小平及中共頑固派，意志堅硬如頑石，視民意如草芥；行動迅捷如脫兔，凶殘似虎狼。終至趙紫陽功敗垂成，鄧小平穩操勝券。真可謂庸人誤國事，姦雄害萬民。
一九八九年，趙紫陽雖然尚無行民主之意，而只有「開明專制」之心，然而形勢比人強。其時趙紫陽只要敢於與中共頑固派決政治的死戰，並戰而勝之，他必要借民主的歷史趨勢而立足，並行思想自由之國策。由此一來，中國民主化進程勢將進入現實。可嘆可悲之處在於，偶然性又一次垂愛極權專制。
偶然性屢次垂愛極權專制是否在表述某種必然性，即僅有內部權力鬥爭的危機尚不足以促使中共暴政崩潰。如果是，中共內部權力鬥爭在歷史徹底否定極權專制的進程中究竟具有何種作用？對此一問，我將在本書其它篇章回答。
縱觀中共建政後第一階段內部權力鬥爭史，可以發現兩個鮮明的特點：
第一，權力鬥爭起於鐵幕嚴密遮蔽的宮廷中，但是宮廷鬥爭的範疇卻又難於容納中共的權力鬥爭的全部規定性，即權鬥一定要衝破宮廷鬥爭的限制而社會化，成為一種獨特的社會歷史運動。——林彪政變、江青遭擒雖然在宮廷鬥爭的範疇內解決，但是，這兩個重大事變都以「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大動盪為背景，對林彪和江青集團的從思想到組織的政治大整肅，也都表現為近十億中國人捲入其中的社會歷史運動。至於「六.四」事件，不僅過程社會化，而且更是以在整個人類社會的注視下進行的大屠殺作為結束。
第二，權力鬥爭被塗上政治意識形態，甚至理想主義的色彩；權力鬥爭的各方都把自己政治立場的神聖性和正義性作為權力鬥爭的出發點；權力鬥爭中的失敗者，必被勝利者冠以政治的罪名，至於生活腐敗只是一種附加罪。
中共第一階段內部鬥爭的上述兩個特點，互相聯繫，互為表裡。中共內鬥的實質在於對專制權力的無盡私慾與貪慾。內鬥一旦超越宮廷鬥爭的限制而社會化之後，如果讓內鬥的實質裸露在公眾前，中共暴政的政治信譽將如秋風橫掃之落葉，蕩然無存，從而導致社會的信任危機。所以，中共權鬥的發起者一定要用神聖的政治意識形態或者高尚的理想主義，騙取全社會的信任，然後才會縱情發泄其對權力的私慾和貪慾。
中共寡頭曾成功地欺騙濄歷史和芸芸眾生，不過，他們從不會對自己的話有百分之一的信任。毛澤東聲稱，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為保持共產主義理想的純潔性；鄧小平聲稱，「六.四」屠城是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和平演變」陰謀。然而，據可信的資料來源披露，毛澤東死前想安排江青和毛遠新接任中共最高權力；「六.四」屠城之後，鄧小平和中共頑固派元老陳平有一個共識，即「權力還是掌握在我們自己的子女手裡放心。」——一種理想或者政治信念淪落到只有靠自己的老婆和子女才能理解和實現的程度，那只能說明這種理想和信念的偽善性。
「性格決定命運」這句箴言，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領域也表現出真理性。中共權力鬥爭的風格和形式，是由權力鬥爭的主導者的人格特徵所決定。中共第一階段權力鬥爭的主導者，如毛澤東、劉少奇、鄧小平、林彪、王震等人，都是從內戰的血泊中走出的梟雄之徒，虎狼之輩。他們浴血一生，殺人如麻，心硬勝鐡，實乃猛獸也。猛獸相搏，必定震天撼地。正因為如此，中共第一階段權力鬥爭才具有了表現為社會歷史運動的
特點——宮廷鬥爭的狹小范圍容納不了政治猛獸們對搏鬥場所的要求和肆無忌憚的個性；更何況這些政治猛獸的生命都蘊涵著專制權力賦與的巨大政治能量。
中國第一階段權鬥的虛偽的意識形態化，除為了掩蓋對專制權力的貪慾之外，還有另一個作用，即為中共權力鬥爭的極端殘酷性提供合理性基礎。中共權鬥決戰之處，必分生死，不共戴天。權鬥失敗者，要遭受肉體和心靈的雙重酷刑，且必禍及家人。權鬥的勝利者不僅要踐踏失敗者的屍骨作政治之舞，還要蹂躪失敗者的名譽和人格以紀功。
依照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被視為社會發展的動力。對階級敵人的仇恨因此成為共產黨人的最神聖的情感。所以，為論證權力鬥爭殘酷性的合理性，中共暴政就要以政治意識形態的名義，證明權力鬥爭的失敗者是階級敵人。如此一來，加諸於其肉體和靈魂的全部酷刑和凌辱，就具備了政治的正義性和情感的正當性。
行文至此，中共政治的陰晦險惡，凶殘酷烈，令我心搖神動，不寒而股懍，慘然而髪樹。想來，死於中共官場權鬥的凶魂厲鬼，即使在地獄之中，也將作萬年殊死之爭，而永難超生。
三、江澤民與胡錦濤階段
——鼠輩人格的內鬥樣式
江澤民、胡錦濤先後主政時期是中共建政後權力鬥爭的第二階段。這種階段劃分的合理性在於，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權鬥的風格和形式與第一階段大相逕庭。這一階段權鬥風格和形式的突出特徵為下述兩項：
（一）權力鬥爭的過程和結果被嚴格限制在宮廷鬥爭的鐵幕後，而不再通過社會歷史運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權力鬥爭的宮廷化，使中共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變成進行權力鬥爭的特務組織。毛澤東、鄧小平主政時期，權鬥猶如中共極權政體上裸露的可怕傷口，血如河湧，慘不忍睹；江澤民、胡錦濤時期，權鬥則如極權政體深處的癌變，雖在摧髒蝕骨，外表卻可以用脂粉修飾，形似常人。
（二）權力鬥爭不再借諸政治意識形態或者理想信念的名義進行，而是披上反對權力腐敗的外衣；權力鬥爭的失敗者也不再受到「階級敵人」的政治指控，而是通過中共嚴格控制的司法程序，以貪污受賄等經濟犯罪的罪名，被推上審判臺。
中共權鬥第二階段的上述第一項特徵，即權鬥的宮廷鐵幕化，主要是由這一時期中共官僚集團的人格特徵所決定；其第二項特徵則是取決於特定的時代背景。以下我願對這兩項特徵形成的原因作具體分析。
我曾有一文，對「中共四代」即胡錦濤、溫家寶一代的人格狀態稍作討論。其實，這個討論也完全適用於江澤民一代的官僚。現將該文中之片段引述如下：
「中共‘四代’主政群體間，或有一二雄才大略，深藏不露者。然就多數而言，皆貪鄙不堪，庸碌至極之小人。他們文不足安邦，專事逢迎；武不能定國，只功媚笑。數十年來，或縮頸垂首，低眉斂目，循循奔走於權貴之門，形如家奴走狗；或逆來順受，屏息噎聲，惶惶侍奉於高官左右，彷彿舔痔之佞臣。他們奴性天成，媚骨內涵，早已精神陽痿；他們賣笑取勝，阿諛成功，盡失陽剛之氣。
「精神陽痿，是為政治太監；盡失陽剛之氣，是為政治二奶。二奶當權，慣會親民假笑，垂淚賣憐，卻無鼎革布新，福蔭天下之大義；太監主政，雖有狐鼠之智，陰柔小計，卻無雲帆滄海，鵬舉萬里之大策。
「悲乎亦哉：且看中國權力之巔，竟成蛇鼠存身之所。君不見，中共‘四代’，或塗黑漆於白髮之梢，如年老色衰，粉飾滄桑之妓；或笑意淫淫、搔首弄姿，如倚門賣笑，冀得垂青之娼；或鮮衣華服於大腹便便之體，如顧盼自許，秋水橫波，油頭粉麵之兔兒爺。我燁燁中華，茫茫人海，竟無人哉？！」
以上所引，雖只數百言，想來也足以刻畫出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官僚奴性入骨之人格。人是歷史的主題；人格決定命運的風格。正是江、胡兩代官僚的人格特徵，決定了第二階段中共權鬥的風格。
如前所述，毛澤東、鄧小平一代官僚，有梟雄之性，猛獸之風。生命風格決定，他們發動的權鬥必有風雲激盪、震撼社會之風格。把權力鬥爭引向社會，是為取得民眾的支持。這樣作顯然需要有獲得民心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毛澤東、鄧小平一代黑暗的政治巨星，對自己誘惑天下的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具有信心——儘管這種人格魅力和思想魅力是深刻的歷史錯誤，是中國人的恥辱和悲劇。
江澤民、胡錦濤兩代官僚不是靠血戰之功，而是靠數十年獻媚之術，立足於中共官場。長期獻媚，終至奴性刻骨，精神去勢；此兩代中共官員盡成鼠輩之人格承載者。雖說鼠輩心中對權力之如熾貪慾同猛獸人格相比毫不遜色，但其權鬥風格卻有鼠輩的特質——猛獸之爭，必戰於天地之間，大野之中；鼠輩之鬥則常在暗洞黑窟之內，陰濕地溝深處。因此之故，江澤民、胡金濤兩代狗官，權力之鬥總隱匿於宮廷鐵幕之後；他們喜好背後捅刀、笑裡藏刀。不敢正面交鋒的人格，決定了他們不願讓權力鬥爭社會化，並表現為歷史運動。事實上，他們也沒有政治膽魄和政治實力操作權力鬥爭社會化和歷史運動化的進程——政治鼠輩的能力只表現為奔竄於政治黑幕之下。
權力鬥爭的宮廷化必然引發中共內部監控的特務化。當前，中共實施內部監控的特務系統主要有兩個，即國家安全部系統和紀律檢查委員會系統。
江澤民主政時，中共國家安全部就開始承擔兩項責任；一是負責涉外間諜案，一是對各級官員實施秘密監控；國家安全部長直接向黨的總書記負責，省和市的國家安全局直接向同級的黨委第一書記負責，並接受上級國家安全部門的業務領導。儘管規定國家安全部只能對政治局委員以下的官員實施秘密監聽，但是，由於總書記個人直接控制國家安全部，所以，實際上所有的中共官員都處於總書記和地方各級第一書記的秘密監控之下。
紀律檢查委員會是中共監控其官員的另一個特務組織。這個特務組織對九人組成的中共最高決策機構——政治局常委會負責，並實行垂直領導。紀律檢查委員會有權力對中共官員實行法律以外的實質上的逮捕和審訊。正由於逮捕和審訊處於法律之外，因此，這種逮捕和審訊屬於特務統治的性質。如果說紀律檢查委員會對官員的監控行為同國家安全部有什麼不同的話，或許只在於國家安全系統更傾向於使用各種技術性的秘密偵查手段，而紀律檢查委員會更熱衷建立普遍的「告密者」機制。
稍用筆墨介紹中共內鬥方式變化導致的對官員普遍的特務性監控，主要是為說明，權力鬥爭的宮廷化並不證明中共已經建立起「權力正常交接的基本規則。」如果一定要說建立了什麼關於權力的規則，那麽，中共建立的乃是對官員的嚴密的特務監控系統。這套特務監控系統的建立，意味著中共極權政治的徹底的黑手黨化。
借諸反對貪污腐敗之名進行激烈的權力鬥爭已成政治時尚——這是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權鬥的第二項突出特點。這個特點的形成是基於兩個時代背景。
首先，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期間，人心腐爛，道德淪喪，民權凋殘，官權勢張；貪官污吏肆行無忌，狠如虎狼；奸商惡賈強取豪奪，氣焰燭天；財富與權利兩級分化已達極致，弱勢群體水深火熱苦不堪言；社會資源盡歸權貴階層，黎民百姓唯有仰人鼻息；自然環境慘遭塗炭，神州大地竟成汚水毒氣之鄉，風沙蔽天之野。在這種情況之下，中共極權的政治道德感召力蕩然無存，政治信念的魅力消失殆盡。中共官僚再也沒有能力像毛澤東、鄧小平那樣，用「反對資本主義復辟」的政治信念，或者用「改革開放」的政治理想，來欺騙社會，贏得民眾對其權力鬥爭的支持。
其次，權力的深度腐敗使腐敗的權力成為社會的公敵，為萬夫所指，萬民唾棄。用反腐敗的名義擊敗權力鬥爭的對手，與民眾對腐敗的普遍憎惡一致。所以，諳於政治小權謀的狗官群體，為粉飾只有私利而沒有任何公益內涵的權力鬥爭，從江澤民、胡錦濤起，等而下之，便紛紛給權力鬥爭的對手安上貪腐之名，無情整肅，以使這種整肅看起來具有表面的正義性。例如，江澤民整肅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的真實原因，是陳希同向江的總書記地位發起政治挑戰，而江澤民卻用貪腐的風流罪名，將陳希同送入監獄。胡錦濤對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的整肅，同江澤民整肅陳希同的原因和方式如出一轍，毫無二致。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江澤民、胡錦濤的示範作用，使以反貪腐的名義進行權力鬥爭，成為中共陰謀政治的時尚。這種時尚得以產生的另一個重要的背景則在於，現在中共的官僚集團已經從整體上淪為經濟犯罪集團；「無官不貪，無吏不腐」，乃是對中共官員群體現狀的客觀、冷靜的表述。這種客觀存在的事實，決定了中共權力鬥爭的任何一方都無須為給權力鬥爭的對手尋找罪名而發愁——貪汚腐敗是可以信手拈來的罪名，所以，在權鬥中需要作的只是如何制敵先機，搶先給權力鬥爭對手安上貪腐的罪名，以免受制於敵。
同毛澤東、鄧小平時代用政治信念和意識形態作為權力鬥爭的旗幟相比，以反腐敗的名義進行權力鬥爭，可以減弱對極權專制的直接的政治衝擊。然而，有一利必有一弊。把反對權力腐敗的事業變成為官員私利而展開的權力鬥爭的戰場，既使權力鬥爭更加骯髒、虛偽，又使反對權力腐敗，這個本來應當正義的事業，異化為政治陰謀——中共專制有能力把任何高尚正義的事業弄得非驢非馬，不倫不類。而反腐敗的政治陰謀化，不僅讓社會大眾對中共遏阻腐敗的真誠性和能力喪失最後的信心，而且也在侵蝕中共官員對中共極權政治的忠誠和信心。前北京市委書記陳希同遭到江澤民整肅後，在獄中曾有一言：「‘六.四’事件，為維護黨的根本利益，我不惜承擔鎮壓學生的歷史罵名。現在只是由於和江澤民個人之間的問題，我對他擔任總書記的資格和能力提出一些疑問，就把莫須有的罪名加在我身上。黨中央的領導集體居然也聽之任之。這說明這個黨已經沒有為黨員主持正義的能力了。我的例子會告訴大家，以後能夠相信的，只有手中的權力，而不是黨中央。」——陳希同此言極其生動地表達出相當一部分官員對中共極權專制的沮喪心態。
江澤民、胡錦濤的鼠輩人格使中共權力鬥爭從社會化領域退回到宮廷鬥爭的鐵幕後面，於是又有「中國問題專家」或者偽自由知識份子聲稱：中共內部的權力鬥爭已經由於官員的大局意識不斷加強而更注重相互妥協，激烈程度因此大大降低。這個判斷不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無知，便是有意為中共粉飾太平。
江澤民、胡錦濤主政時期權力鬥爭不僅沒有弱化，反而更加激烈——你不能說鼠類之間裂喉斷頸、開膛破肚的拚死之搏，就不如獅虎之戰激烈；事實上，除了風格不同，鼠類之搏的激烈指數比獅虎之戰更高。因為，獅虎雖然更強有力，鼠類卻更陰狠。當前中共官員的激烈權鬥就充分顯現出陰狠的風格。
胡錦濤主政以來，每年中共通過法律和黨紀整肅官員的案例達數萬起。這對於龐大的貪官污吏群體無異於九牛一毛，但是，從權力鬥爭的角度審視，其數量也足以怵目驚心——它說明瞭中共權力鬥爭的普遍性。而且被整肅者中，處死者日漸增多，長期徒刑者屢見不鮮；剝奪生命與自由，復之以剝奪財產，權力鬥爭可謂殘酷性日增。殘酷性源自於權力鬥爭的激烈。更應看到，昔日毛澤東、鄧小平以政治罪名整肅對手，被整肅者尚有政治平反，重新崛起之望；今日以貪腐罪名進行權鬥，一旦受到整肅，便永遠失去平反的可能，淪入萬劫不復之地獄。由此可見，鼠輩之凶狠，有過於虎狼者。說當今中共鼠輩狗官權鬥趨緩，乃欺天瞞地之言。
四、獨特的人格決定獨特的命運
——中共「第五代」的權鬥將撞響中共的喪鐘
所謂中共「第五代」，專指中共建政前後出生的一代官員；這代官員現在六十歲上下，將在二零一二年秋，中共第十八次代表大會之後，全面接掌中共最高權力，成為中共權力意志的主導者；其指標性人物包括習近平、李克強、薄熙來、李源潮、王歧山、劉亞洲、俞正聲、汪洋等等。
少年人的心最柔軟，但是，命運在少年之心上彫刻的痕跡卻堅硬如鐡；老年人的心都已變硬，不過，命運在老年之心上留下的痕跡卻似輕霜浮塵，轉瞬即銷。所以，有哲人說，命運在一個人少年時代刻寫出的人格特徵，將決定他一生的生命價值取向。中共「第五代」少年時的獨特的命運經歷決定了他們的人格特徵，其獨特的命運經歷就叫作「文化大革命」；而由這個命運所決定的人格，可以稱之為「動盪的野心人格」。如果相信人格決定命運，那麽，「第五代」二零一二年秋成為中共最高權力意志的人格載體之後，其「動盪的野心人格」便將決定中共的命運。
「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為全面奪取劉少奇控制的黨權和行政權而發動的社會運動。為實現其目的，毛澤東必須擊潰劉少奇控制的黨政系統，然後重建由他自己控制的黨政系統。擊潰由數量龐大的官員構成的黨政系統是艱難的事。毛澤東從人民大眾對中共專制官僚體制的強烈仇恨中，找到了摧毀既存的黨政系統的力量。這種力量平時被中共的國家恐怖主義壓抑在億萬人的心裏，而毛澤東要釋放這種力量。不過，毛澤東摧毀劉少奇控制的黨政系統，並非要創建自由民主制度，而是要重建由他絕對控制的極權的黨政系統。為此，毛澤東就必須把人民大眾對黨政官僚的仇恨釋放過程，牢牢限制在馬克思極權主義的政治範疇之內。
獨裁者控制億萬人參與的社會歷史運動，無非兩途，即利誘或者理想主義的騙局。利誘可以在較長時間內發揮作用，理想主義的騙局則有可能在短時間內掀起宗教式的社會狂熱。而毛澤東當時需要社會狂熱的瞬間爆發，一舉擊潰劉少奇及其黨政系統的基礎。
毛澤東是製造理想主義騙局的大師。他成功地讓時代相信，他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理想主義運動——在擊潰劉少奇一類「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之後，中國將成為世界無產階級革命的中心，並將用共產主義制度解放全人類。一時之間，中國被理想主義的狂熱點燃了，而燃燒得最熾烈的便是少年人，因為，少年人最敏感。中共「第五代」當時正值少年，在上中學。一九六六年八月，中共官員子女組成的「 紅衛兵」成為毛澤東的理想主義騙局和現實罪惡的主要表述者——用理想主義欺騙了理性和良知之後，這些「紅衛兵」開始發泄凶殘的獸性，大肆屠殺迫害「階級敵人」和「資產階級知識份子」，犯下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
然而，毛澤東對中共「第五代」是殘酷的。在充分利用他們的少年狂熱衝垮既存的黨政系統之後，中共「第五代」的絕大部分人的父輩又被毛澤東列為整肅對象，淪為「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或者其他類型的「階級敵人」。於是，中共「第五代」轉瞬間由高貴的革命者變為反動的賤民，從理想主義的狂熱跌入現實的冰水，從天堂進入地獄。這種命運的巨變即使對歷盡滄桑的老人也殘酷至極，更何況對於敏感似水的少年。他們的心被絕望血淋淋地撕裂了，而且那心的傷痕終生不會痊癒，並讓他們以極其陰鬱的目光看待人生。在此之後，雖然由於個人命運的偶然性生活道路有所不同，但是，艱難困苦一直伴隨著他們，直至「文化大革命」以失敗結束，他們的父輩，即曾遭受毛澤東嚴酷整肅的原中共高官，鹹魚翻身，重新掌權。
現在，這批遍歷人生起伏跌宕，飽嘗人間世態炎涼的少年，又以中共「第五代」的名義，準備問鼎暴政最高權力。他們少年時養成的人格將決定未來權力鬥爭的風格和形式，甚至直接影響中共極權的生死存亡。因此之故，未慮事，當先慮人——為準確預言中國政治走向，應當首先審視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徵。故請容我將中共「第五代」的人格特徵陳述如下。
「權力，權力，還是權力！」——薄熙來對其妹，北京大學歷史學教授薄曉瑩說的這句話，道出了中共「第五代」首要的人格特徵，即一切為了獲得權力，獲得權力就是一切。這個人格特徵的養成是基於少年時代的經歷。
「文化大革命」中，他們親身經歷或者親眼目睹了太多家庭的升浮沉淪。只要失去權力，無論原來多麼高貴顯赫，也立即變成任人摧殘侮辱的賤民；只要獲得權力，即便原來是販伕走卒，也會立刻擁有在別人的命運之上昂視闊步，踐踏而過的資格。權力意味著真理，失去權力就失去一切。這種觀念是命運用銳利的痛苦刻在那一代人骨頭上的箴言。「六.四」屠殺之前，鄧小平、陳雲和薄一波等「文化大革命」中曾經失去權力的中共元老，分別召集他們的子女商討對策。結果，基於對再次失去權力的刻骨銘心的恐懼，他們的子女幾乎一致支持血腥鎮壓學運的決策。為了權力，他們願意讓自己成為嗜血的魔鬼。當時，鄧小平之女鄧榕說：「與其又一次丟掉權力，淪落到‘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狀態，不如先流他們的血。」
至於李克強一類出身於一般官員或者官養知識份子家庭的中共「第五代」，對權力的嚮往更多的是基於貪慾。「文化大革命」中排斥一切的共產黨文化，把唯物主義人生觀注入他們的靈魂。在唯物主義的陰鬱視野中，生命只有今世源於物性本能的歡悅，而「文化大革命」的實踐告訴他們，權力是塵世一切幸福的源泉。在北京大學法律系讀書時，李克強就曾對同學如此表述他的「雄心壯志」：「成為權力的主人，也就成為世界的主人。要不然，只能作權力支配的小人物，活著也沒有什麼意思。斯大林說，看政敵跪在地上討饒是他最大的人生樂趣。我仔細想過，人世間還確實沒有什麼比斯大林的這個樂趣更誘人。」
心硬如石，不會被良知感動；血冷如冰，不再相信人有真情——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二個人格特徵。理想主義破滅之後，人的血就會變冷，而且曾經的理想主義越熾烈，越真誠，對人生的絕望便越冰冷；經歷過太多的情感和生活的苦難之後，心就會變硬，而且情感的苦難比生活的苦難更容易讓心石化。理想的幻滅，情感和生活的苦難，正是中共「第五代」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經典經歷；他們的命運之路就蜿蜒在對人生、對人的真情和道德的絕望之中。他們有的坐過牢，有的為生活所迫而偷竊、搶劫。有的人甚至作出過毀滅人倫的獸行。當時，在其父薄一波以「叛徒」的罪名受到毛澤東整肅之後，薄熙來竟然痛毆其父，來表示對共產主義之神毛澤東的忠誠，以致於其母因此而心碎。薄熙來的經歷雖然很典型，不過卻並非個案。那一代人大都經歷過類似的情感痛苦，不同的只是痛苦的具體樣式。現在，一切都已經過去，但是，心靈的慘痛留下的對人的陰沉絕望則如附骨之蛆，不可去除。這是喪失了相信真情和道德的能力的一代人。
蔑視規則，易於行險——這是中共「第五代」的第三個人格特徵。「文化大革命」的時代特徵之一就在於「禮崩樂壞」，秩序大亂。這是由毛澤東要摧毀劉少奇控制的黨政系統的意志所決定。「文化大革命」已經湮滅於虛無，然而，其時代精神卻以那個時代的少年人為生命載體，保存下來。同循規蹈矩，連笑容都中規中矩永遠不變的胡錦濤相比，蔑視規則是中共「第五代」最鮮明的個性。在他們的視野中，獲得和保持權力的政治實用主義高於一切，所有不利於他們獲得和保持權力的規則，包括中共的黨紀國法，都可以棄之不顧。
蔑視規則者必膽大妄為，少有顧慮，易於行險。中共十七屆四中全會上，胡錦濤及其「團派」成功地阻止了對習近平的軍委副主席的任命。過後不久，習近平訪問德國時，竟代表已經下臺的江澤民向德國總理問候並贈書。對於中共外交，這是極其嚴重的違背紀律的事件。因為，按照對等原則，習近平只應該代表中國的總理向德國總理問候並贈書。但是，習近平就要用這個「違背紀律」的行為，向胡錦濤示威，表明他同江澤民派系的親密關係。另外，習近平還專門到中央黨校一個軍隊政工軍官研究班上搞了一個講座，講座前午餐時，他喝了半瓶茅台，講座中他說：「… … 我的父親習仲勛曾任第一野戰軍的政委；我是將門之後，我同軍隊的聯繫不是什麼人能隔斷的。」事後中共高層有人就此評論道：「習近平發酒瘋，胡錦濤喊‘頭疼’」。
陰沉多謀，野心如熾——這是中共「第五代」的又一個突出的人格特徵。「文化大革命」是政治性高度濃縮的時代，當時的中學生又曾是毛澤東用來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最敏感的政治性群體。從「文化大革命」繼承的這種政治性，成為中共「第五代」的人格鑄造者之一。極權政治就是陰謀政治；極權政治的人格象徵必然以不斷策劃陰謀，作為其生活的主要內容。所以，人格的極端政治化與政治局勢的動盪，乃是因與果的關係。「文化大革命」又屬於虛偽的理想主義漫天燃燒的時代。理想主義的烈焰黯然熄滅之後，留下的人格灰燼，便是熾烈的政治野心。永遠不能安靜，永遠動盪，猶如暴風雨的海面；永遠追求更大的權力，追求更加肆無忌憚地運用權力，就像大漠上不停的風沙——這種動盪的人格，是「文化大革命」留給中共「第五代」的魔鬼的遺囑。
以上對中共「第五代」人格特徵的討論應當可以讓歷史明白，一個只相信權力的冷血的群體，一個不相通道德和真實情感的野心勃勃的群體，正在走上中共的權力之巔。他們與江澤民和胡錦濤兩代的鼠輩人格有明顯區別。如果一定要用動物來比喻，則他們更像一群食腐肉的冷血的巨蜥，正陰沉地瞪視中共的最高權力。可以預見，從這種人格中湧現出的中共未來的權力鬥爭，至少有下述五項基本特徵：
其一，中共的權力鬥爭將呈現出前所未有的激烈、殘酷和動盪；其二，宮廷鬥爭的形式將再次被衝破，權力鬥爭的社會化和重大歷史事件化不可避免；其三，權力鬥爭將更具政治陰謀性，將採用更多的黑手黨式的手段；其四，權力鬥爭通過軍事政變的方式解決的可能性極大增強；其五，為取得權力鬥爭的主動權，向外軍事擴張的可能性增強。
但是，由於中共「第五代」缺少毛澤東那種製造理想主義騙局的能力，中共的權力鬥爭對社會和民眾已經不再可能有強大的理想主義的召喚力，所以，二零一二年至二零一三年，「第五代」接掌中共最高權力之後，惡咒般的權力鬥爭將變成撞響中共暴政喪鐘的木槌，而中共的政治喪鐘的鑄造者，乃是以財富和權利的極端兩極分化為核心的、不可調和的社會矛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