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初，中國大陸政協和人大各自的十一屆五次會議將先後召開。在王立軍事件餘波衝擊下，今年兩會罩上了更加濃重的疑雲。相關各方近期異動頻頻，或隔空示好，或切割劃線。
最近一週以來，作為漩渦中心的人物，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在媒體上的行蹤逐漸正常化，甚至不乏高調之處。2月21日，中央電視臺播出他出席政治局會議的畫面；23日，薄熙來會見到訪的澳門特首何厚鏵；24日，薄熙來和重慶市長黃奇帆會見臺灣富士康集團總裁郭台銘一行，同一天，他還主持了重慶市委常委會議，聽取關於貫徹落實胡錦濤「3.14總體部署」的情況匯報。
對於聽慣「唱紅打黑」的觀察者來說，「3.14總體部署」是個相對陌生的詞彙。事實上，這是2007年兩會期間胡錦濤參加重慶代表團討論時提出的發展綱領。其中包括「三大定位」（努力把重慶加快建設成為西部地區的重要增長極、長江上游地區的經濟中心、城鄉統籌發展的直轄市；）「一大目標」（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和「四大任務」（加大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力度，紮實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加快老工業基地調整改革步伐；著力解決好民生問題，積極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全面加強城市建設，提高城市管理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胡錦濤提出「3.14總體部署」時，薄熙來尚未就任重慶市委書記。他接替汪洋後，側重經濟民生的「3.14總體部署」儘管偶爾提及，但在整個官方話語體系中並不佔據最為核心的位置。在官方智囊編寫的《重慶模式》一書中，「3.14總體部署」被奉為「高瞻遠矚的國家戰略」，但作為最重要施政措施，緊接著提出「打黑除惡」和「唱讀講傳」， 隨後才有「三大洋戰略」、「五個重慶」、「二元方程」、「三駕馬車」、「三項活動」等一系列讓人眼花繚亂的名詞。「唱紅打黑」後來成為「重慶模式」的鮮明標誌，而這兩點恰恰是「3.14總體部署」中沒有直接提到的。
王立軍事件之後，薄熙來基本上對「唱紅打黑」不再提及，而多次強調「改革開放」和「科學發展觀」。對於薄熙來五年之後重提「3.14總體部署」，稱「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有輿論認為這是借兩會之際向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靠攏，並表示效忠之意。同時也借五年之期，向中央展示政績，力保自己過關。
與此同時，全國範圍內學雷鋒運動逐漸升溫。26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刊登學雷鋒報導，薄熙來27日即會見歷任雷鋒班班長及雷鋒戰友。重慶本地華龍網當天夜間零點二十分連夜發稿報導會見情況。據新聞稿報導，薄熙來在講話中再次將雷鋒和重慶開展的「唱讀講傳」聯繫到一起，並以民生福利作為主打內容。他雖然引用雷鋒名言「對待敵人要像嚴冬一樣殘酷無情」，但隻字不提打黑運動，顯示出刻意避免的跡象。
在漩渦外圍，有關各方同樣試圖與「重慶模式」進行切割或保持距離。
作為事件直接當事人，王立軍於2011年12月4日曾受聘成為北京郵電大學的兼職教授，從「中國防火牆之父」方濱興手中接過聘書。時隔兩個多月後，北京郵電大學官網已經悄悄撤下了關於聘任儀式的所有記錄。
24日起，一則題為「王立軍官復原職」的消息開始在網際網路各論壇上流傳，稱王將於「下週」官復原職，仍然以副市長身份負責重慶的科教文工作。並稱王立軍「業務能力較強，但政治敏感性不夠，目前沒有證據表明王立軍有腐敗及涉黑問題，也沒有證據表明王立軍與谷鳳傑貪腐有關」。但這則最早出自重慶的消息並沒有任何權威消息來源，也遭到眾多質疑，被懷疑為是試探氣氛的手段。
此前組織參訪重慶的民間毛左網站「烏有之鄉」，一方面連篇累牘地發表文章力挺薄熙來和重慶模式，另一方面於24日發表聲明，聲稱「鑒於當前複雜的政治形勢，今年烏有之鄉不再參與在景山公園的唱紅歌活動」。這一消息很快引起網民注意，並猜測「複雜的政治形勢」是何寓意。次日，這一聲明從「烏有之鄉」網站上消失。再隔兩日，該網站重新聲明稱停止唱紅「僅僅只是跟北京本地的複雜情況有關，而與外地無關」。
面對事件疑團，此前曾為重慶模式唱讚歌的張旭東、崔之元、王紹光等的左派學者多數保持沉默。但曾經於2011年聯名主編《重慶模式》一書的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近日卻高調抨擊「極左」， 稱自己去年就預感到重慶要出問題，並認為抓律師是重慶由盛轉衰的轉折點。楊帆還公布了自稱是出自他手、被《重慶模式》刪除的章節，但其主要內容為蘇小康、田奇莊等人的文章摘編，尺度極大，甚至有來自一貫被當局認為敵對的自由亞洲電臺字樣，甚至還有直接複製粘貼過來的繁體字痕跡。
時政觀察家、天下公言文化傳媒研究員李偉東認為，王立軍事件的處理結果可能是：1、平息，儘可能讓各方面子過得去。但陷入解釋困境，在精神病、叛國、政治錯誤和嚴重經濟問題之間徘徊。2、本有幾方力量大聲疾呼要嚴肅黨紀政紀，但實際情況是四五十個大佬互持把柄，誰也奈何不了誰。最後不了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