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人類大劫難是怎樣形成的
——哲學與人性的悲劇
一、引言
歷代偉大的智者和宗教家都把貪慾視為萬惡之源——無論對於個人或者對於人類，都是如此。返觀人類萬年歷史，每一次命運大劫難背後，都有燒焦人心的貪慾在熾烈燃燒。
智者與宗教家最神聖而艱難的天職，往往在於用道德馴化貪慾，並將貪慾之獸囚禁在精神信仰的鐵牢內。他們成功時，人類的命運趨向平靜和幸福；他們失敗時，歷史經歷劫難。不過，無論成功和失敗，最終都是哲學的和人性的成功或者失敗。
庸人的貪慾主要表現為對金錢的無盡熱戀，獨裁者的貪慾則表述對專制權力的瘋狂追求。庸人企圖用金錢換取幸福，獨裁者卻要用專制權力奴役人類，征服世界，取得對人類歷史命運的個人所有權。因此，專制權力的意志意味著貪慾之冠，萬惡之王。
中共暴政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成熟、最狡詐、最凶殘的極權體制，因此，也是人性政治貪慾的最經典的表現。然而，僅有征服全世界的政治貪慾並不能形成現實的人類大劫難，全球擴張還需要政治和經濟能量。當前，世界各國政客和偽「中國問題專家」們共同營造的綏靖主義，為中共暴政二十一世紀的擴張戰略提供了國際政治的能量；人類的貪慾——主要是屬於庸人的對金錢的貪慾，則為中共實現其獲得對人類歷史命運所有權的政治貪慾，提供巨大的經濟能量。人類的貪慾通過怎樣的邏輯過程，轉化為中共暴政製造人類大劫難的經濟能力？這是本章將討論的重點問題之一。
中共暴政形成當代人類大劫難之源的過程，不僅通過貪慾的氾濫表述人性的悲劇，而且通過人類智慧的缺失表述哲學的悲劇。當代人類的智慧在科學理性的領域實現了一次又一次狂飆突進，對客體自然邏輯的探索從宏觀和微觀兩個方向上都取得了可以令上帝驚嘆的成果。但是，在另一個智慧領域，即生命哲學的領域，包括與生命價值相關的一系列概念，例如正義、真理、法的精神、理想主義、道德等等，人類的智慧卻如千年木乃伊般乾枯衰朽，缺少盎然生機。
發現了繁富的外在客觀真理，卻又由於失去屬於心靈的真理而失去生命的意義——這是當代哲學智慧的悲劇的本質。不相信生命意義的時代只能相信貪慾；照亮心靈真理的智慧之燈熄滅了，人類便在愚昧中用自己的貪慾為自己編織大劫難的命運之綱。
在歷史的回顧中，這個時代將以貪慾和愚昧而著稱：因貪慾矇蔽了心智而愚昧；愚昧之下，貪慾鼓勵罪惡。古賢者有千年明訓，「流行坎止」為智者處世之道。但是，我仍願向一個貪慾和愚昧主導的時代，講述大劫難形成的人類精神危機背景，講述中共暴政，這個人類劫難之源的本質。我不敢相信我的講述能夠讓人類意識到，一場前所未有的劫難，一次極權主義的全球擴張，已經在中共暴政的鐵幕與「和平崛起「的謊言遮蔽下進入歷史。過去太多的經驗告訴我，人往往不能被承載真相的語言說服，而只會在事實的教訓中清醒。只不過事實常常冷酷而血腥，教訓常常慘烈而無情。儘管如此，我仍然必須講述，即使只有頑石和狂風願意傾聽。因為，與孤獨和真實同在，是哲人與詩者的道德責任。
二、自由民主國家的危機
——變革的需要和哲學的貧困
以復興古希臘文化為靈魂的「文藝復興運動」，奏響近現代的精神主題曲。這個精神主題曲主要由四個思想樂章構成：古希臘多神信念中湧現的精神多元的理念；古希臘哲學箴言「人是萬物的尺度」中衍生的人本主義理念；古希臘政治法學中創生的近現代民主法治理念；古希臘崇尚自然理性的文化傳統中怒放的近現代科學理性。
精神多元的理念奠定心靈自由原則；人本主義奠定人權至上的原則；民主法治理念奠定社會正義原則。西方文化從上述三項原則中獲得了主宰時代精神的道義力量，而科學理性則賦與西方文化征服世界的強悍，甚至野蠻的巨大物性能量。近現代的人類歷史，是西方文化挾道義力量和無可阻擋的物性能量凱歌行進的過程，也是東方文化一敗再敗，潰退萬里，瀕於滅絕的過程——潰敗是因為忽視自然理性的文化傳統所造成的科學理性和物性能量的缺失；瀕於滅絕則是由於東方文人徹底背棄了文化的祖國。
直至今日，人類歷史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文藝復興「的思想遺囑。但是，「文藝復興」創造的精神原則通過人類數百年的實踐，已經充分展現出其價值內涵。充分展現者不再有資格和能力表述時代精神主題，就像牡丹怒放之後，便開始枯萎，不配繼續表述美。事實上，命運已經通過社會危機和精神危機，向自由民主國家提出了變革的要求。
人本主義是擊碎中世紀神本主義和神權政治的精神之劍；沒有人本主義，就沒有神權的崩潰和人權的崛起。不過，完成歷史使命後，經過百年行進，人本主義逐漸步入某種哲學的困境。人乃是心靈與本能同在，善與惡共存的悖論——心靈由於能夠理解道德而成為善之源，本能則只能聽懂物性貪慾的召喚並以他人為客體，從而表述人性之惡。所以，人的概念不應該受到絕對肯定，人是需要救贖的存在。
人本主義以人的本體性全面肯定人的概念；「人是萬物的尺度」這句箴言沒有說明人以本能還是心靈來尺度萬物。於是，人本主義的歷史性勝利托起人權至上的理念，而構成生命的心靈與本能、道德因素與非道德因素，都以人權名義要求得到法律的尊重和放縱的自由。
對於人，心靈意味著向上的路，所以道德和善是艱難的；本能意味著向下的路，非道德和惡是慾望的誘惑。基於人的本體性，人權理念使心靈和本能具有平等的哲學地位和權利的保障。在這種情況下，心靈、道德的敗退與本能的勝利就都是不可避免，那就猶如萬丈瀑布飛流直下一樣勢不可擋。
本能的根本生命衝動表現為物性貪慾。在一個本能受到哲學的肯定，並以人權的名義獲得自由放縱的權利的時代，橫流的物慾主宰時代精神就是必然的邏輯結果。物慾崇拜則成為引發多重危機的哲學根源。
首先，以物慾滿足為生存價值的生活方式，是沒彼岸的無邊苦海。從這種生活方式中湧現的貪慾決定了當代經濟模式的基本價值取向，即瘋狂的超前消費和非理性的過渡消費。二零零七年開始的「金融海嘯」，不過是命運對人類物性貪慾的一次嘲笑。我預言，如果不根本改變目前的生活價值觀和相應的生活方式，經濟危機定然會以更令人痛苦的方式和規模，一次又一次降臨。因為，慾壑難填；物慾不可滿足。更嚴重的是，為追求物性貪慾的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即地球的自然環境正在受到災難性的毀壞。有一天當受到致命毀壞的自然環境不得不懲罰人類的貪慾時，恐怕就不會像經濟危機那麽溫柔了。
其次，物慾主導的生命只懂得向物慾索取幸福。然而，幸福感最終只屬於心靈的範疇，正所謂「幸福就在我心中」；佛早就告訴人類，幸福與物慾無緣。現代社會滿足和擴充物慾的能力空前提高，卻不能提高人的幸福指數；古代騎在瘦驢背上追尋美的苦吟詩人，定然比當代坐在「奔馳」、「寶馬」車內為權勢或者金錢而憂心的政客或者商人更幸福——用古詩人同現在的政客和商人作比較，是由於當代已經很少有真正的詩者了。從物慾中索取幸福，最後只能得到煩惱，其原因在於物慾中沒有幸福；物慾不能夠把它本來沒有的給予人類。如果向物慾索取幸福只是某些個體的行為，還無傷大局；如果這種趨勢已經泛化成人類整體的價值追求，精神和社會危機的時代便隨之來臨。有什麼能比人類整體處於幸福感缺失的焦慮中，更接近命運的危機？
再次，金錢是物慾的社會載體之一；放縱物慾的時代必然放縱金錢。基於中世紀神權專制的教訓，近現代法的精神極其嚴格地限制和監督制約國家權力，以防止國家權力由公共事務的管理者異化為公民自由權利的傷害者。但是，法律對於金錢轉化為實際的政治社會特權的警覺性卻遠遠不夠。已經有足夠多的社會現象表明，財富的政治和社會特權化，不僅十分嚴重地侵蝕著「法律權利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而且相當程度上傷害了社會正義的基礎。然而，在熱戀物慾的時代，要求加強對金錢轉化為政治社會特權的法律限制，如同改變一個歷史命運一樣艱難。
比上述各項現象更深刻的危機，或許在於人格物慾化而引發的社會責任感的缺失。
心靈和本能共同構成生命。人因心靈而成為追求道德的動物，道德的最高價值要求在於利他主義；心靈的生命原則是「高貴的存在」，否則寧肯不存在。本能不懂道德，本能的價值追求只表現為個體物性存在；本能遵行的生命原則是「個體存在即真理」。當心靈成為生命的主宰，高貴的道德存在就成為命運的主題；當本能主導生命，命運就演繹非道德的物性貪慾的主題。
人是歷史和文明的焦點；人格狀態構成判斷社會危機是否來臨的首要標識。當代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格特徵早已預言精神的危機。這個特徵就在於人格的本能化——物慾化與本能化是一回事，因為，物慾意味著本能的生命慾望形式。
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不僅使社會道德觀念逐漸淡化，理想主義迅速湮滅，而且由於本能遵行的「個體存在即真理」的原則，會讓自私意識惡性膨脹，使社會喪失公共事務的責任感。人的生命具有個體性，但是，個體的人又只能生活在社會中。對於任何一個群體組成的社會，共和精神，利他的道德精神，都是寶貴的價值原則，而惡性擴張的自私和個體貪慾，則構成社會動盪和社會責任感缺失的人格原因。
否定人的個體性，只強調人的整體性，是極權主義的特徵；否定人需要共和精神，只強調人的個體性的絕對真理性，是自由主義的異化。所以，當前是一個東方需要自由來拯救，而西方需要拯救自由的時代。用道德精神和理想主義從物慾主義中拯救西方的自由，同以自由的名義從中共極權暴政之下拯救東方相比，其緊迫性毫無二致。因為，中共極權已經啟動全球擴張的戰略。面對鐵血強權精明設計的「超限戰」理論的實踐，社會責任感的普遍缺失，對於自由民主國家是致命的弱點，它意味著當與鐵血強權決戰的關鍵時刻來臨時，自由民主國家難於形成堅硬的國家意志，應對命運的殘酷挑戰。對此，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應邀在國防大學舉辦講座時曾有評論：「美國現在是一個被物質享樂主義打敗的國家；美國人普遍缺乏社會責任感，是美國的致命傷。對付像伊拉克、阿富汗這些小國，美國是以巨像博犬，它的國家意志沒有受到真正的挑戰和考驗。我判斷，當我軍為解決臺灣和西藏問題開始台海和對印作戰時，美國可能會做出一些軍事上的花架子，但絕不敢全面介入。我不相信一個國民絕大部分都沉溺在物慾享樂中的國家，有勇氣為遠在萬里之外的其它國家和地區的利益，同我強大的人民解放軍決戰。」
法律制度的合理性一直是自由民主國家社會正義的基石。法律的合理性又應當以一般人都能理解的常識性為前提；法律超越常識性，到了一般人難於理解的程度，法律的合理性就已經受到質疑。因為，不應當用國家強制力迫使人們遵守自己理解有困難的規則。但是，由於人格的普遍本能化，人們在社會生活中用以自律的共和精神、道德理念和社會責任感日益萎縮，法律不得不通過繁瑣化，來擴展其規範的領域，才能保障社會秩序的正常運行。而法律的繁瑣和龐雜化，使法律變成一門遠遠超越常識的專業知識；作為這門專業知識生命承載者的律師和法官群體，就實際成為凌駕於普通公民之上的社會正義的代言人。正義的解釋權一旦淪為某個專業階層的特權，社會就開始以「正義」的名義趨向非正義的過程——這正是自由民主國家面臨的社會法律危機之一。
自由民主國家的危機意味著，「文藝復興」蘊涵的精神能量已消耗殆盡，人類必須尋找新的精神動力。我們討論危機並非表述絕望，而是論證變革的需要。社會危機必定歸結為生命哲學的危機；生命哲學的危機是一切危機之根。因此，解決社會危機應當以解決生命哲學的危機為前提。然而，當前自由民主國家真正的危機正在於哲學的貧困。
物性貪慾成為時代精神之王，成為幸福的象徵，哲學便從高貴的生命意義的創造者，淪落為物慾合理性的辯護士。十九世紀乃至二十世紀的種種所謂哲學理論，絕大部分都穿上物性實用主義的短褲，為人格的本能化作思想的廣告。從理想主義的角度，從時代變革的角度審視，當代哲學比充斥新德里大街小巷的乞丐還要貧困。
戰勝危機必須變革，變革又需要豐饒的生命哲學作精神前導；而哲學貧困的現狀正在否定變革的可能——或許這才是自由民主國家的真正危機之所在。
當人們說正義必勝，邪惡必敗，那在相當程度上只是理想主義的誓言。事實則告訴歷史，邪惡戰勝正義的案例常常發生。當代，處於危機之中而又缺乏變革的精神動力的自由民主國家，是否能夠阻止中共鐵血強權的全球擴張，已經成為時代的疑問。儘管世界上的政客們幾乎都試圖迴避甚至否定這個疑問。但是，這個問題就像濺在眼睛上的一滴血，讓我無法視而不見。我預言，人類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方式，將決定未來百年之內，人類成為極權的政治奴隸，還是自由人。
三、中共暴政的本質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的極端變異
亨廷頓斷言，二十一世紀的時代主題在於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但是，這個斷言屬於謊言。我不知道亨廷頓是有意向歷史撒謊，還是無意之中使學術淪為欺騙人類的騙子；不過我知道，沉溺於亨廷頓的學術謊言中，人們就無法真正清醒地理解二十一世紀最重大的問題——中共暴政為什麼會成為威脅臺灣乃至人類自由的大劫難之源。
走出亨廷頓謊言的陰影並不困難：只需要直視一個明確的事實，即從「文藝復興」至當代的全部歷史，都在西方文化以盛裝舞步踏出的凱旋之路上進行，這條路同時也是東方文化一潰萬里的失敗之路；當代人類命運的主宰者是西方文化，東方文化則是還沒有復活的鬼魂，因此不可能與西方文化對抗。唯有從西方文化自我衝突，自我矛盾的角度審視二十一世紀，才可能對人類面臨的大劫難有清醒而深刻的理解。
古希臘智慧和古猶太智慧構成西方文化的兩個源頭。
古希臘智慧是哲學的，世俗的。她所孕育的多神觀念是千年之後精神多元化的自由觀的種子；她所創造的民主、人本和法治的理念，直至今日還在表述社會正義的基本原則。
古猶太智慧是宗教的，心靈的。難以計數的信徒從屬於古猶太智慧的宗教情懷中得到精神的終極安慰——這是古猶太智慧的不朽榮耀。然而，古猶太智慧中湧現的絕對一神論，則構成西方極權文化的源流。
金錢和財富是貪慾的經典對象，但卻不足以表述貪慾的極致性追求。貪慾的最高理想在於對人的控制，所以，專制權力比金錢更具誘惑力；心靈控制是控制人的最高形式，所以，控制全人類的心靈恰又成為貪慾的極致表現。一神論，以及與之相應的唯一絕對真理觀，是從古猶太智慧中滲出的第一滴極權文化的黑血，是貪慾的神聖信仰形式。唯一的神以人類創造者的名義，獲得主宰人類心靈的權威，神的意志則由此成為否定人的心靈自由和精神多樣化的唯一絕對真理——極權文化的終極追求不僅在於用專制政治的鐵鏈束縛人的社會自由，更在於用心靈控制來囚禁人的精神自由。唯一之神的孕育者，古猶太智慧，乃是萬年歷史中最成功的財富聚積者。精明的商人只懂把金錢視為財富，可是，古猶太智慧卻把人的心靈，這財富的智慧之源，視為她的財富。
西方文明的清晨屬於古希臘智慧，古羅馬文明則是對古希臘智慧的闡釋。或許由於古希臘智慧太世俗化，難以滿足人對終極安慰的追求，再加上羅馬皇權的腐敗與凶殘，人類開始呼喚心靈。而心靈的呼喚表現為從古猶太智慧中走出的基督教。兩千餘年之前的時間早已同枯骨一起腐朽，而當時一位傳道者耶穌同羅馬帝國黃金的權杖之間的衝突，卻成為不朽的歷史記憶。最終耶穌頭戴荊棘之冠，被充滿仇恨的強權釘在十字架上。他的死意味者獻祭和救贖：以傳道者的苦難命運作祭品，獻給神聖的信仰；以慘烈的殉道文化，救贖人類沈迷的心靈——那獻祭與救贖之中，正凝結著對人類的豐饒之愛。十字架上的耶穌，乃是古猶太智慧最輝煌的篇章。
源自心靈的信仰是堅硬的，至少比強權堅硬。基督教最初的命運對此作出了證明。羅馬皇權試圖用血海淹沒基督的信仰，但是，在十字架前，動盪的血海退潮了。當羅馬皇帝最終宣布基督教為國教時，歷史便確認信仰的荊棘之冠，比強權的金冠更加燦爛。
國教的榮耀意味著，屬於古猶太智慧的一神論和相應的真理一元論得到了強權的加持。而神權政治的日出卻預言著歷史的千年暗夜，並拉開精神信仰千年悲劇的序幕。
神權政治是權力與絕對真理的同盟。這個盟約使權力瘋狂，使真理腐敗——權力受到絕對真理的加冕，就獲得了在神聖的理由下盡情發泄獸性的權威；真理不是靠精神魅力，而是由鐵血強權支撐，就立刻從心靈的啟示，墮落為思想的摧殘者和精神枷鎖。
基督教，這個曾經被強權摧殘的信仰派別，卻由於一神論信仰的強權化而走上思想屠夫的命運之路。宗教裁判所對于思想的審判，將精神控制推向極致；在火刑柱上燃燒的異教徒的身體，熔鑄出用權力囚禁心靈的鐵牢；極端的精神不寬容，使基督教信仰成為戰爭之源，戰爭的目的在於消滅異教徒和實現整個人類的基督教信仰化——為實現精神專制而進行的戰爭，常比為爭奪女人和財富進行的戰爭更殘酷，並充滿血腥的激情。
對權力的貪慾中，基督的大愛異化為對精神自由的千年仇恨；心靈的救贖者異化為心靈的暴君。思想隨自由一起死去，心靈的星光被強權的鐵幕遮蓋。精神的太陽變成思想專制的絕對真理，蒼天和大地就隱入無邊的黑暗。那鐵鑄的黑暗上刻寫出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根本特徵：一種專制之所以應當被稱為極權主義，本質上並不取決於其權力結構樣式，而是取決於權力的終極目的——當鐵血強權試圖侵入並控制心靈，這個人的自由的最後領地，並以絕對真理的名義要求征服整個人類時，就意味著它在表述極權主義的意志。
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屬於古猶太智慧，而古希臘智慧則似乎已經湮滅——法治和民主的學說、自然理性至上的理念、「人為萬物尺度」的人本主義意識，這類曾經照亮人類命運夜空的精神星座，都在唯一絕對真理性的上帝那璀璨的光輝中黯然失色，人類由於上帝的神聖而忘卻了自由。
但是，背叛自由的時代必定會崩潰，因為，它同人心底裡對自由的渴望相悖。就在中世紀黑暗最深沉的時刻，被埋葬千年的古希臘文化卻奇蹟般復活了。有人說復活的鬼是醜陋的，然而，復活的古希臘智慧卻繁富壯麗，生機如狂風怒潮——人本主義樹上怒放的人權之花，結出憲政法治的正義之果；精神多元的傳統中，湧現出多元文化精神表述的思想自由；古老的自然理性崇拜，精緻化為科學理性，物性能量火山爆發般從科學理性中噴薄而出，賦予西方文化以前所未有的自信和現實力量。一個東方文化萬花凋殘，西方文化主宰時代精神的歷史進程，正是由古希臘智慧的復活拉開序幕。
古希臘智慧復活了，古猶太智慧並沒有死去。基督教的上帝放棄了神權政治，卻依然保留了神聖感和終極心靈安慰的價值。曾經浴血千年的基督教能受到新時代的寬恕，或許是受惠於古希臘智慧中的眾神意識，即精神多樣化的文化寬容傳統。
基督教神權政治失去了歷史，但中世紀的極權主義鬼魂卻在人的貪慾中找到冬眠的洞穴。它深藏在人性的陰影中，緊張地尋找重新復活的道德理由。人比獸類更凶殘，也更虛假。凶殘在於，獸類只會為生存而捕殺同類，人類卻會為體驗征服的快感而殘殺同類；虛假則在於，獸的一切行為都像自然一樣真實，人則一定要用神聖的理由騙過守護心靈的道德良知，才能夠心安理得地享受本能的獸性快感。
西方極權主義文化的鬼魂在數百年之後，終於再次以共產主義的名義，找到復活的道德軀體——以解放全人類的神聖理由，鑄造鐵血強權，奴役人類的生命和心靈。
歐洲中心論者將蘇聯共產帝國的崩潰視為共產主義的墓誌銘。但是，他們錯了。因為，共產主義建立的東方巴士底獄，中共暴政，仍然在論證極權主義的頑強。只要不帶偏見，就不難發現，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同中共暴政之間，雖然橫亙著重重時間的廢墟，然而，共同的西方極權文化之魂卻又使它們相像得猶如一面銅鏡內外的形象。現將中世紀基督教神權政治和中共暴政的共同性歷數如下：
（一）它們都自命終極真理的壟斷者，並以此要求主宰人類的命運，用鐵血強權迫使人類放棄思想自由，只服從一種信仰；不同之處只在於，一個絕對真理稱為上帝的意志，另一個稱為馬克思列寧主義。
（二）它們都設定一個最美好的理想，以誘惑人類，只不過一個在蒼天之上，叫作天堂，一個在地平線之內，叫作共產主義社會。
（三）它們都對鐵血權力表現出極度貪婪，只不過權力的來源一個被表述為虛設的神聖感，一個被表述為虛設的「人民」的概念。
（四）它們都表現出控制人類的強烈野心，只不過一個把野心擴張的過程稱為聖戰，一個則稱為解放全人類。
（五）它們都通過對思想的審判控制人的精神，用自由人的血海涙滔為它們的絕對真理沐浴，只不過審判機構一個叫作宗教裁判所，一個叫作人民法院。
（六）他們都崇拜仇恨，只不過神權政治的仇恨之鞭是抽在異教徒身上，中共暴政仇恨的鋒芒則昨日指向「階級敵人」，今日指向「敵對勢力」。
（七）它們都設定「先知」和「聖徒」群體是絕對真理的代表者，只不過一種「先知」是宗教人格，另一種「先知」是中共的領袖；一種「聖徒」群體稱為主教或者教士，另一種「聖徒」群體稱為共產黨員。
（八）它們都在追求神聖真理的名義下，大規模屠戮生命，殘害思想異端，為獸性在人間氾濫尋找高尚的理由，只不過高尚的理由一個在於維護上帝的榮耀，一個在於維護中共的「社會主義制度」。
（九）它們都把人類的命運視為宿命的必然，不給人類意志對自己命運的自由選擇和創造留下任何空間，只不過宿命一個源於造物主的意志，一個源於物性崇拜哲學的歷史唯物主義。
（十）它們都以一種絕對真理、一種絕對排他性的信仰，與鐵血強權結成政治同盟作為根本的政治特質，只不過這種政治盟約一個在教皇的王冠與權杖上閃耀，一個書寫在中共憲法的序言中。
歷數至此，白痴也會看清，從理論風格到政治特徵，從運作模式到思維方法，基督教神權政治與中共暴政都同兩個骷髏一樣相像。這難道還不能說明中共暴政的政治基因來源於中世紀西方極權文化傳統嗎？
當代衝突的主題是西方文化的自我矛盾與自我否定，即西方民主、人權、法治文化傳統與西方極權文化傳統之間的衝突。中共暴政，這個當代人類大劫難之源，乃是西方極權文化的極端變異；它所表述的是人類有史以來最狡詐、最偽善、最無恥、最自私、最凶殘的極權形式。發生這種變異的哲學原因或許在於唯物主義哲學成為極權專制的生命觀。
西方極權主義在中世紀頭戴宗教信仰的金冠，在現代則身披源自古希臘智慧的唯物主義戰袍。但是，這並不表明極權文化傳統有實質性變化，因為，變化的只是時代對正當性的理解。西方極權文化傳統有一種不變的狡詐——總是選擇最具時代正當性的理論支撐起它的精神權威：中世紀屬於神，宗教是最具正當性的概念；工業革命之後，以物性邏輯崇拜為魂的科學理性，則被奉為正當性的最時髦的標識。於是，極權主義傳統便背叛了神，而走向唯物主義。
然而，對神的背叛，使極權主義喪失了最後的心靈價值和對道德良知的認知。唯物主義則是對生命的陰暗至極的哲學審視——人活著是一團蠕動的物慾，死去是一塊腐爛發臭的物質。正是在這種對生命的陰暗審視中，西方極權主義文化傳統呈現為中共暴政，這種極端的變異形式。它的極端性就在於，物性的貪慾和對生命的蔑視，都以鐵血強權的名義，達到極致。
由於哲學的貧困，自由民主國家缺乏解決內在危機的精神能量。處此困境，忠實於自由的人們該怎樣應對中共暴政的全球擴張？這個問題似乎比地球本身都沈重，而人類卻缺乏能承擔這個沈重問題的思想巨人。但是，缺憾意味著召喚。
四、誰養肥了中共
——理性和良知在貪慾前的歷史性失敗
二十年之前，「六.四」血海衝決了中共的政治道德基礎；蘇聯共產帝國的崩潰，更使中共暴政風雨飄搖。當時，眾多「中國問題專家」都把預言中共的垮臺的時限，當作一種理論的時尚。但是，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不僅沒有崩潰，反而聚積起強大的經濟能量，甚至在全球性經濟危機中被視為拯救經濟的希望之星。那麽，這個過程究竟怎樣發生的？
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面對極權專制的歷史性危局，鄧小平以洞察人性弱點的老政客的精明，為中共暴政走出困境制定出有效的策略原則。這個策略原則其實很簡單，一言以蔽之：運用人類物性的貪慾渡過政治危機。鄧小平堅信貪慾比理性和良知更有力量——庸俗而又狡猾的人都有這種墮落的信念。
「六.四」大屠殺是不可饒恕的反人類重罪。對此，鄧小平可能比任何人都更清楚。他只是由於苦戀獨裁權力而選擇了罪惡。正如犯罪心理學所揭示的那樣，絕大多數罪犯犯罪後的心理興奮點在於掩蓋罪行，鄧小平也是如此。他確定的掩蓋罪行的方式，便是讓中國人，乃至人類的心靈都在物性貪慾中腐爛——只有忠實於理性和良知的心，才會記住「六.四」之血；物慾主宰的心中，理性和良知早已死去。
中共暴政按照鄧小平的策略原則，通過權貴市場經濟政策，把中國人誘向瘋狂追逐物慾的命運。中共當局特別注重收買知識界和商人，在物慾的誘惑下，中國知識界整體上背叛了真理，中國商人則幾乎毫不猶豫地背叛了良知。中國很快就形成腐敗的權力、墮落的知識和骯髒的金錢的神聖同盟。權力、知識、金錢，這三個最具社會能量的要素，三足鼎立，共同支撐起中共極權體制的穩定。
在穩定國內的同時，中共暴政從沒有停止對國際資本的誘惑。中共「對外開放」國策那一時期的實際內容，就是用迅速暴富的可能誘惑全世界。然而，那是魔鬼的誘惑。
中共暴政的誘惑來自兩個方向：一是數億農民工的奴工般的廉價勞動；一是對中國遼闊國土上的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竭澤而漁式的開發利用。上述兩個因素構成二十一世紀除中國外任何地區都不可能有的暴富的條件。
不過，任何人都不難意識到，對農民工血汗勞動的冷酷剝削違背現代人類的良知；對自然環境和自然資源幾乎無須採取任何保護措施的毀滅性開發利用，則不僅違背基本的理性認知，而且會直接嚴重影響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這種根本違背人的良知和理性的經濟模式本應受到人類的譴責和抵制。但是，鄧小平不相信人類會那樣作；作為一個俗不可耐的唯物主義者，他相信決定人的命運的，最終是物慾，而不是理性和良知。很遺憾，歷史證明鄧小平對了——人類確實是由物性貪慾主導的動物。
「六.四」屠城後的短時期內，美國和歐洲的自由民主國家還在堅守最初的道義原則，對中共暴政實行經濟制裁，台商和台資卻如決堤的天河，滾滾湧入大陸——當代理性與良知在貪慾前歷史性失敗的第一幕，是由臺灣商人拉開的。
對於進入大陸的台資究竟有多少出現了不相同的各種數據，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六.四」之後最初一個階段，台資在中共當局引進的外資中佔有絕大的比例。這部分資金對中共暴政渡過當時嚴重到危機程度的政治經濟困境所起的作用，怎麼估計也不會過分。一年前，一位臺灣朋友談到中共逼迫臺灣的種種惡行時，憤憤不平地指責道：「中共真是忘恩負義之徒。當年如果不是靠台商和台資，它早就完蛋了，又怎能有今天的發展！」注視這位臺灣朋友憤怒的眼睛，我只能無語，並悲憫。不過，在心裏我願對他說兩句話——「愚人責人，智者過己」；「與其怒泄噬臍之憤，不如籌思亡羊補牢之策。」
美國、歐洲對中共的經濟制裁實質上並沒有堅持多久，理性與良知在貪慾前顯得如此蒼白而脆弱。數年之後，國際財團、跨國公司就像被暴富的慾望之繩拴住鼻子的駝隊，踏著道德的荒漠，進入中國，而且紛至沓來，絡繹不絕。
就這樣，二十餘年來，中國向世界輸出沙塵暴和廉價商品，世界則向中國輸入資本。人類毫不在乎中共經濟發展模式對良知的摧殘，對理性的踐踏，而只把吃過屍體的野狗一樣充血的眼睛，死死盯住貪慾的滿足。中共成功地用貪慾收買了整個人類，數億農民工二十餘年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對中國自然環境的毀滅性破壞，以及巨量的國際資本，這三個要素共同創造了屬於中共權貴市場體制的黑色的經濟奇蹟。中共在真正開始全球擴張之前，首先輕而易舉地用貪慾征服了全世界。
然而，泯滅理性和良知的貪慾所得，必遭天譴。現在，中共聚積起全球擴張的巨大經濟能量——極權政治擁有的急劇膨脹的經濟能量，最終必然以國際擴張作為政治的泄洪道；中共通過「超限戰」的概念，已經開始了不宣而戰的第三次世界大戰，讓中共的政治意志成為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立法者便是戰爭的目的。面對正在走來的大劫難，人類現在所作的似乎只是茫然地眨動充滿貪慾的雙眼。難道中共暴政的擴張就意味著命運對人類貪慾的天譴？
不義之財，得之不祥。一部分台商，特別是國民黨權貴家族，或許從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中得到了暴髮式的財富，但是，臺灣所受到的傷害最深刻。這並非指中共正利用通過台資積累 的經濟能量，壓迫臺灣的國際生存空間，對臺灣進行政治、文化、經濟、社會的全面統戰滲透，也不是指中共決意在二零一二年之前徹底控制臺灣，滅絕臺灣的自由民主制度——在此，我只是說，部分臺灣商人的財富得到暴髮式的增長，而臺灣的經濟能力卻受到或許難以恢復的損傷。
約三十年前，臺灣人依靠出類拔萃的經濟運作能力和高瞻遠矚的科技創新能力，依靠充實敦厚的人文精神和艱苦卓絕的拚搏意志，創造出舉世矚目的經濟奇蹟，一躍成為亞洲四小龍之首。當時，臺灣人的經濟競爭力，或者說臺灣的經濟能力同世界上任何經濟體相比都毫不遜色。然而，時至今日，馬英九竟然可以毫無自愧之意地宣稱，不通過ECFA的簽訂依附於中共權貴市場經濟，臺灣只能走入經濟的絕境死地。臺灣的命運為什麼出現如此巨大的反差？當然，馬英九如是宣稱，與他陰柔似水，陽剛缺失的個性直接有關——他沒有同嚴酷的命運挑戰作猛士之搏的勇氣。不過也應當看到，臺灣當年冠絕亞洲的經濟能力已經枯萎，不復有往昔的勃勃生機。這正是過去二十餘年中巨額台資湧入大陸的後遺症。
在中國獲得經濟的成功，不需要符合理性與良知的經濟運作能力，也不需要科技創新能力，甚至不需要艱苦拚搏的精神，需要的是自我窒息道德良知，用鐵石之心，儘可能從農民工奴工般的廉價勞動和對自然環境肆無忌憚的破壞性利用中，搾取暴髮式的利潤。所謂「用進廢退」，長期習慣於在中國的泯滅理性與良知的經濟運作，臺灣原有的建立在理性和良知基礎上的經濟競爭能力便日漸萎縮，由於台資數額巨大，台商人數眾多，上述情況的出現，就直接削弱了臺灣整體的經濟競爭能力。短時間內獲得巨額財富，卻喪失了具有蓬勃生機的公平競爭的經濟能力——這裡面的利弊得失，不言自明。
如果承認人是人類歷史的主體，那麽就不能不承認，巨額投資於大陸對臺灣最深刻的傷害在於對台商人格的扭曲。中共以強化極權專制為政治目的的經濟改革，必然以權貴市場經濟，而不是自由市場經濟為結果。權貴市場經濟之中，腐敗的國家權力是主導者，資本是官權的奴僕。要想在權貴市場經濟中如魚得水，必須用骯髒的金錢取得腐敗權力的支持。臺灣以外的國際資本，由於能夠得到所屬國國家主權和法律的保護，在中共腐敗的國家權力前或許還可以稍微保持一些獨立性和自由意志，臺灣資本的人格承載者則沒有任何獨立性和自由意志可言，因為，中共不承認臺灣的主權地位。所以，台商一旦進入大陸，就失去任何法律保護——中共的專製法律和司法系統本質上是中共權貴意志和利益的體現者與保護者，而不會保護台商的利益，中共的腐敗權力由此成為台商財富的唯一支配者，除了同中共官員通過錢權交易結成奴主關係外，台商再無其它出路。
中共暴政，無官不貪，無吏不腐，數千萬貪官污吏已成人類官僚史上空前絕後的奇觀。台商進入大陸，便是進入貪官污吏的蟻群蜂巢。為從貪官污吏手中取得打開財富之門的鑰匙，台商除錢色賄賂之外，還不得不精於阿諛逢迎、媚笑買憐。卑賤與金錢齊飛，墮落與財富共舞，久而久之，人格腐爛之際，台商努力進取的意志消失殆盡，投機取巧之心日熾，從而永遠失去往昔創造「四小龍」經濟奇蹟的能力與榮耀。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如不及早回頭，繼續讓臺灣的經濟命運同中共權貴市場經濟難解難分地扭結在一起，不僅臺灣會由於喪失正當的經濟競爭力而走入絕境死地，百萬台商也將喪失人的尊嚴和經濟前途，成為中共權貴市場經濟，一種歷史上最腐爛的經濟體的殉葬品。——把靈魂出賣給魔鬼者，必為魔鬼殉葬。言盡於此，願百萬台商熟思之。
聰慧者不會兩次在同一個地方摔倒，愚蠢者卻總是從一個錯誤的泥潭跳入另一個錯誤的泥潭。不幸，當代人類似乎正在表述愚蠢者的邏輯。
人類的貪慾幫助中共度過了重大的政治危機，並為中共積聚起進行二十一世紀政治、文化、經濟甚至軍事擴張的經濟能量——這個事實越來越清楚地裸露在歷史的地平線上。但是，世界各國的政客和「中國問題專家」卻在喋喋不休地重述種種中共御用文人製造的謊言，諸如「中共正和平崛起」、「中共將在經濟發展之後走向民主」、「中共已經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實行資本主義」等等，不一而足。他們試圖通過掩飾人類的貪慾所犯的歷史性錯誤，來自娛自慰。殊不知，他們正在犯另一個後果更嚴重的錯誤，即矇蔽人類的理智，讓人類無法認清源自中共暴政擴張的危險。
中共暴政用一種泯滅理性和良知的經濟模式綁架了全世界；經濟全球化的效應之一，表現為世界不僅無法同中共權貴經濟分離，而且相當程度上被這個罪惡的經濟體拖向地獄——如果有誰相信一個建立在對數億奴工冷酷剝削，對自然毀滅開發利用基礎上的經濟體能夠長久存在，並把人類帶入天堂，那麽他一定站在地獄的邊緣了。
世界現在就站在地獄的邊緣。因為，人類熱衷於相信謊言，以避免正視人類的貪慾孕育出的大劫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