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華爾街日報》發表一篇文章，稱美國成了廉價勞動力的供應地。著名的建築機械公司Caterpillar在和加拿大分廠工會的談判中，居然要求把工薪減去一半。工會抱怨：這等無理要求，甚至構不成討價還價的起點。Caterpillar則指出：這裡不行就只好把工廠遷到其他國家。不過，此次Caterpillar拿出來的候選地不是中國或墨西哥，而是隔著一條邊界、近在咫尺的美國伊利諾斯州。那裡的工價還不及加拿大的一半。
這並非一個孤立現象，而代表著一個趨勢。這一趨勢，使我們重新檢視長期以來形成的定見：美國的製造業正在死亡，企業不外包就沒有生存的可能。事實上，最近美國的製造業有回遷的潛流。對此，作為「世界工廠」的中國自然不能不加注意。
這裡最為令人震驚的，還是發達國家和中國印度工薪的比較。美國勞工部在公布中印數據時特別說明，兩國的統計非常不合國際標準，只能作為參考。特別是印度，80%的勞工在非正式的部門（家庭作坊）工作；統計中的工薪，則是組織化的正式企業的數據。而這20%的正式企業支付的工薪，比80%在非正式部門中勞工的工薪高得多。另外，中國最近的數據來自2008年。到2011年肯定有大幅度上漲。印度2007年的小時工薪（1.17美元）比中國同年（1.06美元）還高一些，但沒有2008年的數據。
這些粗糙的統計數據，很難衡量各國之間（比如中印之間）細微的差別。但對於中印與發達國家之間巨大的距離，則還是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即使考慮到中國小時工薪在最近3年有大幅上漲，估計在2011年也不過是美國的二十分之一。我們即使把中國的平均小時工薪大幅度提高，中國人仍必須工作3000多個小時，400多天，才能掙出人均中國的GDP來。
中國經濟發展水平低，工薪低也是正常的。但是，公開的數據顯示，菲律賓的人均GDP不及中國的一半，每小時工薪卻高於中國。這又如何用經濟發展水平來解釋呢？從人均GDP與平均小時工薪比來看，中國勞工從經濟成長中分享的份額實在太少。如果單純討論經濟規律的話，我們也許還可以用「劉易斯拐點」來解釋：當城鄉二元化的結構沒有打破、大量農村剩餘勞動力湧入城市、給工業部門提供了近乎無限的勞動力供應時，工薪基本就是維持勞動力生存的最低成本。等到城鄉二元經濟被統一為一體，農村剩餘勞動力銳減，城鄉勞動生產率大致相當時，工薪水平就取決於邊際勞動生產力了。問題是，如今中國大約一半人口在城市，「民工荒」已有多年，年輕勞動力的供應開始下降。在如此之低的工薪水平上，企業一提漲薪、人民幣升值就風聲鶴唳，似有存亡之危。中國的小時工薪即使上漲三倍，還是不及墨西哥。但有多少企業界人士覺得工資上漲3倍後仍然能夠存活呢？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到哪裡去尋找在「劉易斯拐點」之後決定工薪水平的邊際勞動生產力？看看發達國家，特別是德國和日本，其製造業從來沒有因為中國的崛起而土崩瓦解，而是集中於高端消費品以及精密儀器車床等生產用品。韓國製造業崛起，也靠著在汽車、高檔電器等產品上的突破。這些產品利潤邊際大，對工人的素質要求高，也能夠把利潤大量回饋給勞動者。勞動者接受大量的回饋，才有資源自我發展，比如對子女的教育投資等等。看看人均GDP與平均每小時工薪的比，日本、韓國都在1400多，和發達國家大致持平，國民的教育素質已經超過了美國。可惜，在高端製造業領域，中國的企業幾乎毫無表現。民工二代的教育長期被偏廢。隨著經濟的發展，生活費用日益提高，哪怕是維持勞動力的最低生活成本也不得不跟著上升。只有在高端產品領域的突破，才能帶來足夠的回報以滿足工薪的上漲。
事實上，在發達國家，「美國製造」雖然一度式微，「德國製造」、「日本製造」、「韓國製造」則都沒有被「中國製造」所打垮。各國不過是在根據自己的比較優勢進行國際分工。目前邊際勞動生產力低的產業，能外包給中國的都已經外包給中國了。現在這些產業的利潤邊際難以應付中國工薪上漲的壓力，而越南、印度這些低薪國家也開始來搶飯碗。同時，「美國製造」開始收復失地，壓縮了「中國製造」升級發展的空間。更不用說，中國經濟給普通勞工的回饋很低，使一般老百姓缺乏相應的消費能力，少數富人渴求的是海外高檔貨。這些因素都抑制了內需。倚仗國內市場培養強大的製造業未免一相情願。凡此種種，都對未來一二十年的「中國製造」提出了嚴峻挑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