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8日，中國國務院批轉《促進就業規劃（2011-2015》稱，「十二五期間，最低工資標準將年均增長達13%以上」。《規劃》要求，要深入推進工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積極穩妥推進工資集體協商，建立健全企業工資決定機制和正常增長機制。
按此計算，未來5年內中國人均工資有望實現「倍增」。經過30年發展，中國是否已臨近「充分就業」階段（即所謂「劉易斯拐點」），可謂見仁見智。在勞動力從過剩向短缺轉變的過程中，中國的工資的確在上漲。中國加入WTO的2001年，平均年收為15.9萬日元，日本為454萬日元，收入差距達28.5倍。2010年，中日GDP總量逆轉，中國城市地區平均年收增至45萬日元，日本則降至412萬日元，收入差距縮至9.2倍。2005年至2010年，中國城市地區工資增長率為13.8%，5年內工資正好增長了約一倍。不過，人均收入最高的上海（79.3萬日元）與北京（78.6萬日元），和日本收入最低的沖繩（323萬日元）、青森（338萬日元）之間仍存在很大差距。
單純從收入水準上看，中國已大致相當於日本的60年代，當時日本出現了「劉易斯拐點」。1960年7月，岸信介下臺後，篤信凱恩斯主義的池田勇人以絕對高票當選首相，上臺即提出「國民收入倍增計畫」。他認為，「在高速增長的同時，若勞動者工資水平沒有與GDP增長比例同步增長，社會生產力與消費水平的巨大反差會阻礙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只有實施收入倍增才能解決國家經濟內需不足、產能過剩問題」。
在此期間，日本GDP計畫目標為7.8%，實際年增長11.6%，國民收入年增長11.5%，兩者基本上實現了同步增長。至1967年，日本提前翻一番，國民收入增加了一倍，1968年就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國。從1960年到1973年，日本人均實際收入增加了兩倍，失業率也維持在1.1%至1.3%左右的低水平。經濟學家林直道在《現代日本經濟》一書中稱，這讓日本國民生活方式、社會形象、思維方式，乃至日本列島的面貌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就像換了個國家似的。
中日兩國經濟結構差異巨大，不能簡單照搬日本的經驗，但在當下，日本在很多方面依然是一面鏡子，靠近它可以看清我們自己。實踐證明，當一國經濟基礎達到一定條件時，國民消費與生產同步增長才是社會快速發展的動力，藏富於民才是根本的維穩之道。
與日本相比，中國擴張內需的潛能更大，靠薄利多銷的「中國製造」換回的巨額貿易黑字將成為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壓力，長期的「外向型」經濟並非長遠之計。而且，如果經濟增長和工資增長的速度不匹配會挫傷勞動者積極性，國民無法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就將無法成就「中國夢」。在經濟還持續高增長階段，尤其是財政收入、壟斷性國企的收益及其內部留存富裕的情況下，進行國民收入分配改革無疑是明智之舉。
當然，中國面臨的「中等收入陷阱」，單純靠「收入倍增計畫」是遠遠不夠的，而且不適度控制通貨膨脹，會讓收入倍增的消費效果大打折扣。實際上，從1960年代開始，日本還完善工會制度，制定了「勞動三法」（勞動關係法、勞動基準法、工會法），承認並保護「勞動三權」（團結權、協商權、爭議權），在泡沫經濟到來前，就基本完成了福利制度建設，積聚了抗衡此後漫長的經濟停滯的力量。
根據日本的經驗，中國當前急需的是包括收入分配、勞工權益保護在內的綜合性配套改革，且這一系列的改革都宜早不宜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