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戰略諮詢機構昨日在上海發布《2011年中國奢侈品市場研究報告》。報告稱，2010年內地的個人奢侈品消費額排名已升至全球第五，而包括香港和澳門在內的大中華區奢侈品消費額已躋身全球三強。內地奢侈品的市場規模，今年將首度突破1000億元。
一些國民的奢侈品消費如火如荼，輿論褒貶不一。一方面，就整體而言，擴內需任務相當艱鉅，另一方面，處於消費層級頂端的奢侈品消費卻如此旺盛，確實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如何看待國內奢侈品消費額的迅速攀升，又如何看待這種鮮明的反差，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現實話題。在我們看來，社會需要正視這個事實，並且一分為二地加以解讀，或會得出一個相對中肯的判斷——其一，需要看到奢侈品消費的內在驅動力，不必對之「妖魔化」；其二，也要看到這樣的消費狂潮背後隱藏著的問題；其三，擴內需的壓力與奢侈品消費旺盛的巨大反差，顯然有貧富差距的現實原因在起作用。
奢侈品往往被定義為「一種超出人們生存與發展需要範圍的，具有獨特、稀缺、珍奇等特點的消費品」，其存在本身並無貶義。奢侈品消費強勁，至少說明這個社會中的部分人具有相當的購買力。而富裕群體對於奢侈品的追逐，其實不必非要以道德的眼光去評判，除非，其中一些人的財富來路不正，社會觀感極差，那是另一回事。
富人追逐奢侈品的情形，在美國、日本等老牌工業國家的歷史中，都曾經極為相似地出現過。對人類消費行為有過深刻研究的制度經濟學鼻祖凡勃倫，在其著名的《有閑階級論》中，也探討過類似的命題。奢侈品不僅能夠給予消費者體驗到尋常人無法體驗的物質享受，亦能夠充分滿足消費者的心理需求——其中，既包含通過消費行為而產生的快樂感，也包含凡勃倫筆下所謂的「炫耀性需求」。
一個基本的論述前提是，在自身財富來源合法的前提下，購買奢侈品應是個人的自由選擇。事實上，社會的進步與富裕者將奢侈品逐步當作生活必需品的過程密切相關。奢侈品的定義顯然有著歷史階段性的特點，某個階段是奢侈品，一旦時過境遷，卻成為尋常之物了。人類不斷探求更能奢侈性享受的動力，也成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來源。
時下很多人對奢侈品消費如此熱鬧的景象頗為不滿，或是簡單地將奢侈品消費理解為浪費——這顯然混淆了奢侈品消費與浪費之間的概念差別；或是不能夠看到人類追求奢侈型消費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動力功能。如果批評者僅僅停留於這個層面對奢侈品消費的「討伐」，那麼，答案很簡單，以稅收手段替代道德批判。富裕者享受了這個世界上太多的資源，理應付出必要的稅務代價。
當然，奢侈品消費引來一些激烈的批評聲，也確實因為國內奢侈品消費的背後，許多問題值得反思。比如，部分消費者表現出的「暴發戶」形象，雖然沒有什麼實質性的問題，但有時確實會讓人反感。更重要的是，國內奢侈品消費亦與權力腐敗等問題不無聯繫。上述關於中國奢侈品市場的研究報告就稱，內地市場近五成的奢侈品用作送禮。
很明顯，這種送禮絕大多數並非人情往來，而更多是被權力「笑納」。過去有關落馬貪官的報導中，幾乎都會提及從其家中搜出多少名貴品、奢侈品。在現實中國的商業環境裡，由於尋租行為較為普遍，潛規則現象較為普遍，奢侈品充當了一個重要的媒介。另外，一些奢侈品奢靡性的消費，也招致相當的恨惡情緒，甚至給人以暴殄天物之感。
擴內需的壓力與奢侈品消費旺盛的巨大反差，則給人一種緊迫感，即調節收入分配的緊迫感。一個健康的社會，在奢侈品消費旺盛的同時，其他層級的消費理應同樣火熱。這也表明，求解為低收入群體保底、努力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歷史任務，顯得愈加迫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