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動雙十起義的文學社《大江報》,一篇短短的時評鼓吹革命不怕大亂,震驚朝廷,封報抓人,卻振奮士氣,成為推動起義的一聲號角。
大陸描繪辛亥革命的連環畫,辛亥革命前夕武漢《大江報》鼓動革命的言論。(網路圖片)
在「言論報國」的壯烈故事中,有一張報紙創造了「二百三十個字推翻清政府」的奇蹟。一九一一年的清朝政府搖搖欲墜,這時偏偏有些人不怕亂子大,要擔當那「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這群人就是以文學社的機關報《大江報》主筆詹大悲為代表的報人。
考之中國近現代報業史,「時評中興」必定與社會政治改良互為因果。十九世紀末,梁啟超在上海辦《時務報》,嚴復在天津主編的《國聞報》,譚嗣同等人在湖南創辦的《湘報》等二十多家報刊,都是以刊登時評和雜文為主,利用言論空間鼓吹「變法」,推動了「百日維新」。二十世紀上半葉,更有以《大公報》為代表的一大批報刊,「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儲安平語),以知識份子的良知去實踐「言論報國」。
黃侃二百餘字時評震撼江城
《大江報》是武漢地區頗有影響的革命派報刊,是文學社的機關報,文學社的社員都是新軍的下級軍官和社會各界的革命中堅。一九一一年七月十七日,同盟會會員黃侃從北京回到湖北,詹大悲在報社為其設宴接風。席間,詹大悲針對當時一些改良派提出的「和平改革方案」,請黃侃為《大江報》寫一篇時評,黃侃乘醉一揮而就,題目是《大亂者,救中國之妙藥也》,全文只有二百三十個字:
「中國情勢,事事皆現死機,處處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為,然猶上下醉夢,不知死期之將至。長日如年,昏沉虛度,軟癰一朵,人人病夫。此時非有極大之震動,極烈之改革,喚醒四萬萬人之沉夢,亡國奴之官銜,形見人人歡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為事理所必無,次之則無規則之大亂,予人民以深創巨痛,使至於絕地,而頓易其亡國之觀念,是亦無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亂者,實今日救中國之妙藥也。嗚呼,愛國之志士乎,救國之健兒乎,和平已無望矣!國危如是,男兒死耳,好自為之,毋令黃祖呼佞而已。」
這篇短文,情緒從沉痛悲憤轉而慷慨激昂,行文跌宕起伏,一氣呵成,讀來讓人心潮澎湃,熱血沸騰。次日,此文署名「奇談」見報,震撼江城,清廷惶懼,很快以「宗旨不純,立意囂張、淆亂政體」的罪名,查封了《大江報》,並將詹大悲及該報副主筆何海鳴逮捕入獄。由於詹大悲在獄中堅持說時評系自己所作,黃侃故得以脫險。這一著名時評,大大激發和鼓舞了革命新軍及各地人民群眾的士氣和義憤,對於大清的統治是狠狠的一擊,成為武昌起義的導火線。當時的報人稱讚說,「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梁啟超說:「惟所論務在養吾人國家思想,故於目前政府一二事之得失,不暇沾沾詞費也。」從他的這段話看,時評的作用就是促進社會改良。
大陸時評難寫,深淺不易把握
繼承報業先賢的論政傳統,一直是有理想、有擔當的新聞人的追求。一九九七年鄢烈山在《南方週末》主持《時事縱橫》版,一九九九年李方在《中國青年報》主持《青年話題》版,都曾經在報紙評論中領風氣之先。到本世紀初,以《南方都市報》首辟時事評論版、而且每天兩個版的規模為發端,國內媒體競相設立時評版,一時引爆第三次「時評熱」。
目前,在嚴格的媒體管制下,大陸媒體的時評還停留在含沙射影、指桑罵槐和以古非今的階段,誰也不敢直接說出「皇帝沒有穿衣服」。即使你說了,編輯也會給你砍掉;即使編輯保留了,到了主任和主編那裡也留不下。我曾給《中國青年報》投過七篇時評,只發表了一篇,我問編輯是不是我寫的還不到位,他告訴我:「不是你寫得不好,是因為你寫的太深了,對於個案不要直接深入到政治體制,而是要儘可能還原和關注事實真相,要有建設性意見,不要先入為主地加入情緒和立場,這樣容易撕裂社會情緒......」
時評寫作的深淺很難把握,就像一個風流貪官在紀委接受調查時的表白一樣:我剛插進去,一想到自己是一名共產黨員,就毅然拔了出來。黨性能戰勝人性?我在寫時評時,既然插進去了,就什麼也想不到了,是絕對不會拔出來的。儘管時評難寫,但我們的公共知識份子還是辛勤耕耘,「插進去」的稿子被報紙編輯「拔出來」後,他們再插進自己的博客和論壇中,得到無數的轉播。
黎明前需要雜文表達政治幽默
與「時評熱」相比,「雜文熱」一直沒有出現。我說的雜文,是指「純雜文」,就是像魯迅和韓寒寫的那種雜文,以幽默、諷刺的文筆,鞭撻醜惡,針砭時弊,求索真理。目前,刊登這種雜文的大陸媒體很少。以雜文命名的報刊只有河北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雜文報》與《雜文月刊》,吉林省新聞出版局主辦的《雜文選刊》。雜文屬於文學類,但我國的文學雜誌是宣傳「做鬼也幸福」的,其雜文欄目只刊登遊山玩水和游龍戲鳳的隨筆。我國的報紙基本取消了副刊,只有《三晉都市報》副刊、《人民日報》大地副刊、《深圳特區報》等幾家報紙還在刊登不痛不痒的雜文。
其實,我們這個社會最需要雜文。好的雜文,被譽為「匕首」或「投槍」,可以起到革故鼎新、激濁揚清的作用。雜文很有市場,為什麼韓寒的博客成為「中國第一博」?就因為他的博文是雜文體裁,很有「魯迅味道」,勝過他自己的小說。對於這樣的「籠子空間」,市場化媒體應該充分利用。如果雜文出了「導向問題」,媒體領導完全可以用「雜文是文學」來作為謝罪理由,何樂而不為呢。我預測,中國的雜文將迎來一個繁榮時期,其根據是:
一個國家要產生高水平的政治幽默,需要四個條件:第一,是它走了很多彎路、回頭路,有橋不走,摸著石頭過河,歷經苦難、浩劫和悲劇重演;第二,至少要經過兩代人的創作才能產生優秀作品,如果時間太短,人們來不及醒悟和深刻反思荒謬;第三,最黑暗的階段已經過去,人們已經看到黎明,因為身在黑暗之中,人的政治幽默感被壓制,只有在剛走出黑暗之時才會爆發。第四,這個國家的政府害怕言論自由並想方設法地限制言論自由。因為如果人們對現行的政治體制、政府制定的政策有憲法保護的言論自由和批評自由,並有獨立司法和法庭予以聲張正義的話,人們的不滿就可以正當的抒發,而不需要太多的幽默。和抗議就會通過正常的渠道去表達,而用不著以政治幽默的方式表達。在不違憲、不違法的前提下,媒體可以使用的言說空間,遠大於已經使用的言說空間。
(作者為大陸資深新聞工作者,現供職於文化傳播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