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羅伯特·博世基金會每年都會組織一次德中記者交流活動，兩國的媒體工作者有機會到對方國家進行3個月的生活體驗。德國之聲記者Christoph Ricking是今年這個交流項目的成員之一，他在中國當了3個月的「媒體大使」。
路透社駐京記者站負責人Benjamin Lim在清華大學給我們今年羅伯特·博世基金會德中記者交流項目成員作報告時，用了「盲人摸象」來形容要瞭解中國的難度。想要給一個如此浩大的國度一個高度概括，幾乎是不可能的，特別是，中國又是一個充滿對比和矛盾的國家：東部沿海城市的經濟騰飛與西部偏遠城市的貧窮落後；市場經濟的飛速發展與中共政府的宏觀調控；一邊是嚴格的新聞管制，另一邊又可在微博等網路平台上看到極為大膽的言論；既是維穩至上的警察國家，又存在無視法律的現象；一個宣揚改革開放的國家，卻經常表現得異常保守和孤立。
充滿矛盾的國家
我們作為來自德國的「媒體大使」一共在中國進行了3個月的工作生活體驗。其中一項內容是，在第一月裡我們在清華大學聽關於中國的一系列講座。講座席間，我再次感到了中國是個充滿矛盾的國家。比如在新聞管制這一問題上，講座的主講老師們觀點各異。他們中有人認為，中國的社會「不健康」，中國需要新聞自由和公民社會，也有人認為，中國人不具備基本的媒體素質，所以需要新聞管制，以便防止媒體報導對民眾造成不良影響。
中國新聞管制並不是明確的「一刀切」，而更多的是一個模糊的「灰色地帶」，誰也說不清，什麼是可以報導的，什麼是要被「和諧」的，也許這一模糊地帶是有意設計的。有時候甚至一篇內容「敏感」的文章今天還不在「被和諧」對象之列，而明天就成了刪除的目標了。讓我特別覺得敬佩的是那些敢於闖入這個「灰色地帶」的中國新聞工作者，他們有勇氣去一而再再而三的試探並延伸中國新聞管制的底線。
宣傳教育和觀光旅遊相結合
我們在中國有機會結識了一些外國駐華記者。他們講述了在中國從事新聞工作的困難。他們必須承受來自官方的壓力，有些記者甚至遭遇過暴力襲擊。
我們這些德國的「媒體大使」也有幸參觀了一些中國報刊的編輯部。我們在參觀《環球時報》編輯部時，發現那裡的編輯團隊是那麼年輕：平均年齡不到30。《環球時報》在中國很暢銷，在中國知識份子當中，它也被認作是走「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路線的報紙。
清華大學還給我們安排了一個為期一週的調研之旅，目的地是河南。不過，我們根本沒有時間進行調研，因為每天的活動安排都很緊：參觀古廟、化工廠、在建的巨型工程項目、恐龍公園，少林寺...每天晚上都有豐盛的大餐，河南當地負責接待我們的人極為熱情好客，每晚都要和我們「不醉不休」。顯然，這是一種宣傳教育和觀光旅遊盡而有之的結合，有時候我不禁問自己：我是在這是作「媒體大使」麼？
在國廣實習
在中國的時光過得飛快，轉眼我就進入了3個月交流項目的第二部分：兩個月的實習。我實習的單位是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德語組，這裡有20名編輯，還有6名「外籍專家」，就是來自德國、瑞士等德語母語的外籍工作人員。我到這裡上班第一天的感受是，這裡真安靜：沒有人聊天，沒人打電話。後來我才知道，這裡只有節目負責人辦公桌上才有電話，其他員工都用MSN聯繫，或是用手機打電話。這裡的中國同事都很友好，不過也很"保持距離"。我在下了班以後有時會和一些德國同事或其他部門的同事出去喝一杯。
中國國際廣播電臺報導中國的內容全部是正面的，重點是介紹中國文化的多樣性，經濟的發展，中國美食的精華還有民俗等。德語組的中國編輯們把新華社的消息稿件翻譯成德語，那幾位「外國專家」在進行校對，最後還要經過責任編輯審稿把關。每週有一次編輯部會議，商定下一週的報導內容，但不是全部編輯與會，而是高級編輯，如中國傳統武術或者唐代造紙術。有時候國廣也會派一個50多人的外國記者團去進行實地報導，比如去西藏看看，或是參觀中國最富裕的村莊，或是出席大連的商務峰會。「外國專家」們要就這些活動撰寫報導、拍制錄相，當然內容必須是正面的。
我每次到中國都會有新的發現和感受。幾年前我就在山東學習過一年中文，之後我作為自由記者給德國之聲供稿，內容也大多與中國有關。這一次參加博世基金會的交流項目，我第一次有機會在中國從事記者工作，這又是一次特別難忘的經歷。我與中國的緣分肯定還未盡，中國對我來說也仍然是一個充滿矛盾的國家，而我就像是那個摸象的盲人，在一點一點的感觸我的中國。
從2008年起，羅伯特·博世基金會與漢堡媒體學院每年組織一次獎學金項目。8名德國記者和8名中國記者分別作為「媒體大使」到對方國家進行3個月的生活工作體驗。這些「媒體大使」除了參加一些講座和調研旅行外，還要在一家當地媒體實習。
原題目：經驗之談：在中國當「媒體大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