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核心提示：北大一位人民代表候選人胡平精闢的言論獲得大眾支持，其表示言論不自由的罪責不全在專制者，廣大人民群眾也有份。1954年毛澤東以言論罪懲治了幾個小小的‘反革命’，然後就有了從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淵。每次都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都是多數人以思想言論罪迫害少數人。
聽人說起畢業20週年聚會，心中一驚：都20多年過去了！感慨之餘，也回憶起自己的大學生活。
中國77，78級大學生是非常特殊的一群，前無先例，後不再有。他們來自積攢了10年的考生，幾十人裡挑一，大多數是二十多歲的經歷豐富的老三屆和其後的‘文革中學生’。那時文革的嚴冬剛過，百廢待興，剛從禁錮中解脫的人們活動著還麻木的頭腦，憧憬著美妙的前景，還不知道自己能有多少自由。而新上臺的統治者們也還沒打定主意給老百姓多少自由。
就在那充滿希望的躁動中，北京大學77、78還有79級的學生上演了一出自由競選的大戲，一時紅紅火火熱鬧非常，在他們四年的大學生活裡演奏出一個高潮。二十年後再回頭看去，更覺的那是最能代表當時北大學生精神狀態的一幕。可惜，官方的北大史是不願意記錄那一頁的。
1980年的自由競選，選的什麼呢？海甸區的人民代表，按人口分給北大學生2個名額，教職工3個名額。這大概是最低一級的人民代表，不足挂齒，但充滿了政治熱情和敏感的北大學生卻抓住了這個機會。夏申、房致遠、王軍濤最先宣布出來競選，貼出〖競選宣言〗，就在來來往往人最多的地方，小商店附近和學四食堂（現在已經拆了）。學四食堂俗稱‘大飯廳’，是當時北大最能裝人的地方，能塞幾千人，不像辦公樓禮堂，才幾百個座位。所以冬天開個大會看個電影都在大飯廳。飯廳的一頭是一溜賣飯的窗口，另一頭是個舞臺。飯廳裡空蕩蕩，連桌椅板凳都沒有，吃飯都得站著，不少學生買了飯端回宿舍吃。開會看電影時一人一個小馬扎，我們一入學一人發了一個。
在學四食堂吃飯的少說也有七、八個系的學生，人來人往的最多，所以競選人就趁著吃飯的時候作宣傳，在舞台上擺個桌子，放上麥克風，三兩個幫忙的一嚷嚷，吃飯的學生就圍過去了，等人夠多了，競選人就開講。第一個這麼幹的好像是夏申（經濟系的）。夏申的名字立刻傳遍北大，頭一個跳出來競選，這就是新聞人物。接著是房致遠。有了兩個就有了比較，房致遠似乎更誠懇，或叫老實，乾脆說不夠老練。一回答提問，競選人的水平就顯出來了。比方說當時剛剛抓判了魏京生，這當然是個必問的問題。只要講理的人就看的出來，判魏京生十幾年徒刑的理由（出賣軍事情報）根本站不住腳，純粹是藉口。真正的原因是他站起來反對共產黨的專制。可是競選人在台上怎麼說呀？迴避？必遭選民拋棄。說判錯了？那可就是跟黨對著干了。是黨員的就要考慮黨票保的住保不住。而且說判錯了，選民也不喝采，因為那是誰都知道的事，你得說出更高的見解，讓人佩服才行。其它的尖銳問題還多著呢，像中國的社會主義和西方的資本主義哪個更好更民主，言外之意是中國該走哪條路，還有共產黨這幾十年到底干的怎麼樣，言外之意是還要不要擁護共產黨。這些問題怎麼回答？說多數選民愛聽的？那可就是反黨反社會主義了。如何避免赤裸裸的‘反革命言論’，又能讓選民愛聽，是很要點水平的。房致遠就是誠懇十足，水平欠佳。選民一提問，他就順著走了，實話實說，罵開共產黨了。而且就算罵共產黨，選民也不一定買你的帳，因為不少人背地裏也罵。你必須罵的更有水平才行。
緊接著房致遠的是王軍濤，當時已經是名人，上過報紙，是1976年天安門四五運動的英雄。據說‘揚眉劍出鞘’那首名詩就是他寫的，還為此蹲過監獄。王軍濤既是名人，又能考入北大，肯定是絕頂聰明。可光憑這個就想折服選民，那是別想。那會兒的北大學生可不是如今的追星族，是個名人就佩服。77、78年能考上大學又是北大，談何容易，哪個沒有點自負？所以面對名人先要挑剔一番，尤其是比自己年輕的名人，更挑剔的厲害，其中暗含了幾分嫉妒。王軍濤當時僅22歲，已是團中央候補委員，自然更容易讓人嫉妒。比如我自己，一聽王軍濤仨字，心裏就想：太狂！立即決定抵制，他的答辯會不聽！從王軍濤起，答辯會一般都在辦公樓禮堂。那天，不足一千座位的禮堂擠進去據說有一千五百人，盛況空前。我們班的小尤跑去聽了，去之前是將信將疑，去之後則對王軍濤佩服的五體投地。我沒去聽，所以沒機會改變對王軍濤的成見。接著他又貼出大字報，一貼一大片，還之一之二之三的隔兩天一換。確切題目記不清了，大意是‘論毛澤東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我立即又呲之以鼻：譁眾取寵，標新立異！連看都不看。王軍濤的論點在當時確實一鳴驚人，馬上引起激烈爭論，但也讓我這種僵化的人反感：毛澤東和馬克思主義是好是壞單說著，非說毛澤東不是馬克思主義者，這純粹是故弄玄虛，想引人注目而已。當時我認為一個22歲的人張口就敢點評毛澤東，實在太狂。思想領先時代但不夠老到的王軍濤就這樣丟了一些選票。（我對王軍濤的成見是在慘案之後才消除。他面對被捕入獄，平靜又坦然，實在是男子漢一個。）
北大學生會主席張煒稍晚一點（11月10日）宣布參加競選。這有點讓人意外。以他的身份，將來官運亨通已經有了保障，沒必要來爭小小的海甸區人大代表。而且競選有點‘不合規矩’，弄不好反而會影響他的仕途。再一個，他的身份對他競選也只能是幫倒忙。他的學生會主席是上邊指定的，這種‘官方’‘正統’的背景讓多數選民本能的反感。但張煒確實有兩下子，他的答辯會也是大告成功。不少人惡狠狠的用尖利的問題向他刺去，可他左一下右一下全給化解了，既沒有大罵共產黨也不顯的保守僵化，回答常常出人意料的‘得體’，不時贏得掌聲。有人評論他‘太油’，但更多的是‘有分寸’‘政治家’‘上下都能接受’。也有氣極了的乾脆問：‘張煒請回答：你和泥鰍有什麼區別？’‘你是官方代表，學賊，你沒有資格參加競選’。但說出這種話就已經表明敗給了張煒。張煒的才華雖然讓我佩服，但還沒有佩服到想投他的票。
最成功的競選人胡平那時是研究生。但當時的大學生們也沒拿研究生太當回事。不過胡平答辯演講會的廣告也寫的太狂了。其中有句話好像是‘你只要一聽胡平的講演，就會對社會哲學有一個全新的概念’！北大學生哪個沒有自己的一套？聽什麼人一講就全改了？誰那麼狂啊？我也像大多數人一樣，想領教一下胡平到底有多大本事。那天（11月17日）我提前一個多小時就到了辦公樓禮堂，但樓下已經滿了，剛上樓坐下一會兒，樓上也滿了。再來的就搶佔走道和一切空地。很快，坐著的就變成了小塊的盆地，因為四周擠滿了站著的‘高山’，據說外面還有好多人再也擠不進來了。
胡平講演的主題是‘論言論自由’，並不吸引人，不夠解氣，有點無關痛痒，似乎沒有抓住社會制度這個根本問題。但胡平一開講，擠的滿滿的人聲鼎沸的禮堂就沒人敢動沒人敢出聲了。胡平人並不起眼，屬瘦小型的。但他的邏輯力量太厲害了，沒一會兒，我原來心裏挑毛病的挑戰情緒就一掃而光。具體的詞句記不清了，但有幾個論點卻從此刻進了我的腦袋。今天再看沒什麼了不起，可當時的我卻是前所未聞。
第一個論點：言論自由就是講反對話的自由。所謂的反對話說白了就是‘反動言論’、‘錯誤言論’。那之前，我從沒懷疑過流行的觀念：錯誤和反動言論是不能任其自由發表的，那叫‘放毒’，必須禁止，放毒者也要嚴懲。可聽胡平一講有點恍然大悟：哪怕在最專制的社會裏，講順從話的自由從來就沒缺過。比如大清朝，老百姓一直享有高呼‘皇帝萬歲萬萬歲’的自由。所以說，‘言論自由’若還有點意義，那就僅僅在於講統治者不願意聽的話的自由。
第二個論點：目前言論不自由的罪責不全在專制者，廣大人民群眾也有份。這乍一聽簡直是弄顛倒了。明明是專制制度的過錯，人民群眾是受害者，怎麼能把責任推給受害者呢？但胡平講的確實有理：任何專制的統治者總是少數，他們所以能實行專制就在於多數人的認可。這種認可不必是支持，只要面對少數人的惡行保持沉默就足夠了。胡平專門提到胡風，說1954年毛澤東以言論罪懲治了幾個小小的‘反革命’，然後就有了從57年反右到文化大革命，一步步的走向深淵。每次都有人民群眾的支持，都是多數人以思想言論罪迫害少數人。
第三個論點：全國人大代表的推選有根本缺陷，比如有些勞模僅僅因為是勞模就當選人大代表。我過去以為人大代表的推選還說的過去，至少考慮的挺全面，比如考慮少數民族比例，女代表比例，各行各業的比例，哪都照顧到了。不少人大代表都是傑出人物，像勞模、名演員、名運動員。聽胡平一講：人大是全國的最高權力機構（憲法是這麼說的），所以人大代表的首要條件是參與治國的能力。一個勞模在本職工作中有出色表現，但不一定有能力作稱職的人大代表。獎勵勞模可以用其它方式，但決不應當用人大代表的資格。
胡平的這幾個觀點今天看來太平常了，可當時的我卻是聞所未聞，乍一聽和我腦袋裡的觀念滿擰，細一想則不能不承認：還真是那麼回事！會場上的多數人大概和我差不多，所以胡平的講演一結束，不光是掌聲雷動，許多人乾脆扯開嗓子歡呼，就像如今聽流行音樂會的瘋狂場面。接著的答辯更熱鬧。那時有的競選人已開始互相攻擊，為的是消減別人的選票，就和西方的競選一樣。胡平的大獲全勝使有些人難以忍耐，正講著呢就有條子傳上去，胡平剛講完，有人就迫不及待的站起來提問，有的乾脆擠上了臺抓住麥克風大喊，其中好像就有其他競選人和其競選班子的，這是他們最按捺不住的一次，爭著發出自以為是有力的一擊。胡平當時的回答似乎反擊力不夠，但已經完全站在胡平一邊的大多數聽眾卻讓他們一敗塗地。一位自稱是經濟系一部分選民代表的跑到台上，在麥克風面前慷慨激昂、揮拳頓足。但僅僅是揮拳頓足而已，因為連一絲聲音都聽不到了，全會場千百張嘴在大喊：‘滾下去！不許搗亂！……’。雷鳴之中擴音器就像蚊子聲。當答辯會結束退場時我才注意到，牆上全是哈氣凝成的水滴，又一條條的流下來。窗戶全都大開，雖然已是冬天，要不那麼多人擠在那麼小的禮堂裡早憋壞了。
競選人還在一個接一個的往外跳，但已經不能吸引選民的注意了。例外的是張蔓菱，她一出來立即轟動。即是一位女士，所以她在政治、經濟、社會改革之外還要談談女性。張女士指出，共產黨一場接一場的運動，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把男人弄的不像男人（沒了骨氣沒了男人氣概），女人不像女人（又粗又野，張口就能罵人）。張蔓菱把這概況為‘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還提出口號，要恢復‘東方女性美’。她說的可是人品方面的內在美，像溫柔、女人味、熱愛家庭之類的，和相貌沒什麼關係。可中國男人毛病太大，精英的大學生們也一樣。不少人開始嬉皮笑臉的談論張蔓菱，本來對競選並不關心的也一口一個張蔓菱。很多人根本就沒看她的‘競選聲明’，對張蔓菱的論點幾乎一無所知，他們光是津津樂道兩句話：‘男性的雌化，女性的雄化’和‘東方女性美’。張女士一開見面會和答辯會，立即爆滿，不亞於胡平王軍濤的號召力。但許多人只是想開開眼，看看張女士有多美：沒有金鋼鑽敢攬瓷器活嗎？自己不美敢口口聲聲的‘東方女性美’麼？這些人腦袋裡的‘東方女性美’就是東方美女的意思。
按說張蔓菱不難看，中等身材，不胖不瘦，五官端正，眼睛挺大。可惜當時的張女士一點都不打扮。記得剛開學不久，我的一個同學在買飯排隊時指著前面不遠處的一位悄悄問我：你說那個是男的還是女的？從穿著上看絕對是男的，一身工作服式的棉褲棉襖，頭戴狗皮帽子，腳穿大頭鞋。這一身不光是男式，還是整天野外幹活賣苦力氣的男人服裝。可那位個子比一般男人都矮，臉更是女人像，體形在棉襖棉褲裡看不出來，反正絕不夠男人的健壯。經過一番觀察我們斷定那是個女的。後來才知道那就是張蔓菱女士。她幹嘛穿成個男的呢？還是個下層賣苦力氣的？後來才知道，那並不是張女士標新立異，而是生活使然。她曾經插隊，干勤雜工，被打成‘反革命’，經過許多男人都忍受不了的磨難。當然，到了競選時，張女士已經穿上了女裝，但絕沒有任何精心打扮。當時的女人都不怎麼打扮，除了上臺演戲的，沒人敢抹口紅，描眉毛。
一是張蔓菱一點不打扮，二是許多人心中的‘東方女性美’怎麼也得賽西施，比貂蟬，所以一見著張女士都大失所望。一天在42號宿舍樓吧，張蔓菱與選民見面。那是間活動室，挺大的屋子爆滿，連門口都被站在椅子上的人堵死了，門外還有不少人走來走去的幹著急。有一位搬來個桌子，硬推到門口，爬上去使勁把腦袋擠進了門框。可一會又退出腦袋，一邊大叫著‘完了，完了’，一邊爬下桌子。鼻子眼睛全擠到一塊了，臉上的表情比吃了個蒼蠅還難過：‘完了，完了！就是她呀！還東方女性美呢！大家快回去吧！別看了！美什麼呀？長的太困難了！太困難了！’
張女士就這樣面對著許多來看‘東方美女’的。有些人看一眼，一失望，走了。有的則打算為‘上當受騙’出口氣，於是遞條子提問題。比較客氣的類似：‘請問，你自己夠的上東方女性美嗎’？不客氣的就問：‘你是否想在選舉中出嫁？你找到對象了嗎？’‘你這雄化了的女人是否找到了一個雌化的男人’？把張女士都氣哭了。當然，同情、支持甚至佩服張蔓菱的也大有人在，但多數人是不以為然，即使明白‘東方女性美’真正含義的也搖頭：這和競選有什麼關係？幹嘛提這雞毛蒜皮的事？北大學生自以為應該放眼全球，關心政治經濟頭等大事。東方女性美？搗什麼亂呀？
理科學生參加競選的少，除了王軍濤（技術物理系），物理系的於大海算一個，他是老實人，口才差點，但也曾讓人小吃一驚。於大海一邊競選一邊參加了北大的物理競賽，拿了個二等獎。物理系學生個個了得，拿二等獎談何容易，而且人家於大海是‘革命生產兩不誤’，因此讓一些理科學生佩服。
跳出來競選的學生最後達到二十多人。但後出來的若沒有超人的才華（像胡平），特殊的身份（像張煒），特異的論點（像張蔓菱）就根本別想再吸引選民注意了。
理科學生的參與熱情明顯的差些，像我們地理系，也就是吃飯的時候捎帶著看看大字報，大多都捨不得花一晚上時間去聽答辯會。我們地貌班二十多人裡聽過答辯會的也就是五、六個人吧。但聽了答辯會的總要傳達競選人的觀點，於是旁人也有了機會發表評論。每次評論都會發展為爭論或乾脆吵架，從寢室吵到廁所再從廁所吵回寢室，吵到熄燈上了床，吵到有人強烈抗議才休戰。
文科學生就不同了，競選就是學習，而且是應用和檢驗自己那點學問的最好實驗課，所以大都精神十足的投入。最積極的參選，次一等的組織班子幫別人競選，再低一等的就到處批評人家的觀點宣揚自己的，高興了還寫大字報發表。號稱中立的就搞報導，抄寫大字報，收集資料。最起碼的也要看大字報，聽答辯會。當時還一下子冒出了好幾個學生刊物專門報導競選活動，有哲學系的〖競選動態〗，中文系的〖競選短波〗，歷史系的〖歷史的一頁〗，法律系的〖觀察〗。
答辯會、與選民見面會越來越多，凡名聲大的競選人的答辯會非要提前一、兩個小時去佔座位。大字報早把小商店和學生食堂一帶全帖滿了，只好帖向學生宿舍樓。自從胡平的答辯會，言論徹底自由了。立論、反駁、提問、反問、辯論、評論，再沒什麼侷限，從個人到學校到全國全世界，政治、經濟、歷史、法律、宗教、哲學，……想說什麼說什麼，想問什麼問什麼，想辯什麼辯什麼。也有人反感，說這是選海甸區人民代表阿還是選國家主席啊？這可說到點兒上了，此時的學生早就不管什麼人民代表了，要的就是一個自由言論的機會，把自己那點學問那點熱情全掏出來。管它選的是什麼呢，要的就是競選過程。也有競選人想‘務實’，提一提學生福利，還有北大和周邊地區的環境建設一類的實際問題，但聽眾毫無興趣。真照著選區代表那麼務實，那還有什麼意思啊？
至於北大的老師們，不少人也對學生競選感興趣。但經過了57年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老師們全長了心眼，只看不說。他們太清楚了：別看眼下鬧的轟轟烈烈，什麼都能說，說了好像也沒事，那是上邊還忍著呢，一旦想收拾你了，只是一句話的事。在競選答辯會上也有老師到場，但只是旁聽而已，決不加入。有學生通訊員向老師採訪，讓老師談談看法。但別管怎麼問，老師們總是笑而不答，既不說反對，更不說擁護。學生實在問不出話來，轉而問：‘您認為這些答辯的和提問的要放在1957年夠的上右派嗎？’一位老師這回張口了：‘全都是！全都是！’
至於北大校方呢，表現真不錯，對學生競選基本上是容忍，還提供教室、禮堂、擴音器材等條件。但北京市政府沉不住氣了，專門發了個通知，其中有什麼‘三條指示’，具體記不清了，基本意思是限制競選不要‘過線’。但學生的反應是‘對著干’，還立即又跳出幾位參加競選，想借‘對著干’的情緒給自己‘加力’。北大校方並不認真貫徹‘三條指示’，只是傳達了一下，也說過競選人的‘宣傳材料’（就是各類的大字報）要帖到指定地點。但指定地點太小了，哪帖的下呀。學生們不管那套，還是到處帖，校方也沒採取什麼限制措施。
競選了一個月，終於到了12月3日的預選，從20多個競選人裡選出前三名進入正式選舉。結果，胡平得票2812，王軍濤2400，張煒1723，三人勝出。下邊的是房致遠（1615票），夏申（1071），揚百揆（933），張蔓菱（695）等。12月11日正式選舉，胡平第一（3467票）。王軍濤第二（2964票），張煒第三（2052票）。學生總數為5976，半數為2988，兩個名額只選出了胡平一個，於是還要補選一次，在王、張之中再選一個。雖然十多名競選人聯合發出了〖呼籲〗，號召選民們為了民主選舉的成功，請積極參與。但結果呢，王軍濤2936票，差52票不能當選，張煒更慘，只得了1456票。兩人相加是4392票，距總數差了1584票。就是說，有1584個學生或者沒投票，或者投的廢票。是他們不珍惜選票嗎？恰恰相反，太珍惜了，所以決不湊合，看不上就是看不上，寧可把票廢了。我那次就投的白票。這根本就不是選區人民代表，而是用選票表示對候選人佩服還是不佩服。不佩服就是不佩服，再選十次也是那樣。王軍濤也該自豪了，幾乎有一半的學生佩服他。就連張蔓菱也挺了不起，有600多人佩服她。這可是77、78、79級的北大學生，哪個都自我感覺不錯。能有600多個這樣的人佩服，足以驕人啦。
這一轉眼居然二十多年過去了。
幾年前我又去了趟北大，一看今天的大學生怎麼全是孩子呀，想想也是，多半才十幾歲嗎。他們在教授（我當年的同學）面前的唯唯諾諾更比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嫩’。但他們也自有成熟的地方，不少腰裡挎著ＢＢ機手機，除了上課就忙著打工、家教、飯局、生日派對。又使當年的我們相形見‘土’。
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一撥撥的學生替換著，一年一年的就改變了模樣。校園也是如此，大飯廳早已不見了，蓋起了那麼多新樓。可奇怪的是，那些新樓還沒幾年呢卻顯出了破爛像，比如地質系和地理繫在的‘逸夫樓’，白色外牆已贓髒乎乎，樓道滿是塵土，廁所堵塞發出惡臭。倒是那些看熟了的，不知多大年紀的老灰樓們看上去還和當年一個樣。而當年的77、78級呢，曾經是豪情壯志，‘我們肩負著祖國的未來’，如今混的不錯的是教授、研究員，大學系主任、副校長，科學院所長，政界有當到副部長的。但令人嘆息的是，那些超級的才子，像胡平、王軍濤、房致遠、於大海等人卻不被當局所容，如今流落海外。
更讓人嘆息的是，當年競選時，許多人以為有了那個開頭，一個全國範圍真正民主的選舉制度不會遠了。今天一看，說不準還要再等幾個二十年呢。
（舊文新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