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玉龍原是內蒙兵團二師十五團基建連的知青，1977年底「病退」回北京當工人，現在已經退休。最近他托我記下他的回憶，寫出他的難忘往事。
那件他不甘使之隨流年似水而逝的事發生在1977年初春：
「現在我記不得那是幾月幾號了。那時候天氣正冷，我給連裡放馬，得穿棉大衣。印象很深的是，光禿禿的地裡泛著鹽鹼的白霜,什麼都沒長。我有腦膜炎後遺症，在高原不能適應，常常感覺頭痛欲裂。那時已有病退政策，我為我這個病申請回北京，也辦得有了希望，只差一張師部醫院的診斷證明，手續就齊了。可是忽然聽說，辦手續有最後的截止日期。不是正式傳達，就是傳說：如果超過了那天，團裡就不接申請了，就不給辦了，那就得留在兵團，再也回不了家了（指回北京）。
我放馬回來，天已經擦黑，吃飯時聽大家議論，才知道消息。知道得太晚，第二天就是截止日期那天了。如果我差的診斷證明不能在第二天開到，那辦到一多半的手續就費了。不能病退，我就得留在兵團，再也回不了家了。
也還有一線希望，那就是別錯過這個日期，趕緊去師部醫院去，開到診斷證明。可等到第二天從連裡到團裡，坐汽車到五原縣城，從五原縣城再坐長途汽車到烏拉特前旗，就算趕到了師部醫院，肯定也接近下班時間了。等第二天再走，證明是要泡湯的。所以我決定連夜趕路，徒步走到五原縣城，拼了命一早也得趕上那班去烏拉特前旗的長途汽車，早到師部醫院，早把證明開出來。
我明白，要去，不能找車，也不能在熄燈之前出發，萬一有人阻攔我，或者告發我，那就糟了。但我沒瞞班長李文才，他知道我的決定後，支持我趁夜去。他還知道劉德榮和我一樣，也只差那一張師部的證明，就把劉德榮也找來，讓我帶上劉德榮一起去。
誰都知道，劉德榮有重病，她患風濕性心臟病。帶這麼個女生趕夜路，她有心臟病，這行嗎？我猶豫了。劉德榮說，你帶上我吧。她那是懇求我了。我一想，是得帶她去，不能落下她。就差一張證明，就差一天，要被卡下，誰受得了？我就說，行！德榮，我帶你去！
直等到夜裡十一點，連裡都熄燈了，一片漆黑，我才帶著德榮出發。我往懷裡揣了一把食堂的菜刀，遇有不測，我得用這傢伙保護她，我就那麼揣了把菜刀帶她上路了。寒風刺骨！放慣了夜馬，在黑暗裡我能看得見路。德榮跟著我，無心說話，我倆一心趕路。印象很深的是，黑夜裡地邊的鹽鹼霜很白，地裡沒有莊稼，所以我說那是二、三月裡，是1977年的初春。夜那個靜啊，聽自己的腳步，發出一點兒沙沙的聲音。
五十里路我們整整走了一夜。後來天亮了，終於走到了五原縣城的長途汽車站。但是，德榮的腿、腳全腫起來了。她說她沒事，其實快支持不住了。
七點鐘去烏拉特前旗的那班車已經賣完了有座位的票，我們只好買了站票。帶德榮出來，我就得照顧她。我攙著她上車時，打定主意，不能讓她站到前旗，得找座兒讓她坐下。鄉間的路那麼顛，起碼還有兩個小時的路程，她怎麼能一直站到前旗！上了車，我搶先把她按在一個座位上，自己也坐在了旁邊。持票有號的人來了，讓我們起來，我按住她，什麼也不說，就是不起來。
我那是不守坐汽車的規矩，是強佔人家的座位，可我就是覺得不能站起來了。因為這倒霉的最後一天，因為辦病退，逼得她走了一夜，她累了，她犯病了，她就應該坐著！可我怎麼講這個理？這難處，這委屈我向誰說？乾脆就不說了！售票員、司機都過來了，趕我們起來騰地方，德榮挺了挺身要往起站，我一把死死地按住了她。我瞪著眼直著嗓子，啊啊、哇哇地亂喊，裝作聾啞人護住了她，就是不站起來了。越讓我們起來，我就越喊叫，他們聲音高，我喊叫的聲音更高。就這樣管用了，售票員給拿票的人擠出個地方坐，勸他們忍讓，我和德榮坐到了前旗。
到了前旗的師部醫院，德榮已經腫的不行，上氣不接下氣，真嚇人。馬上就給她搶救了。搶救得還不晚，她緩了過來，沒出大事。天氣那麼冷，她這樣有病的人跟著我，走了五十里，走了一夜！
那是1977年初春的事，那時我們都二十幾歲。
一晃二十五年，2002年夏天我們聚會那次，德榮從天津來北京了。那是我病退回北京、她病退回天津以後的第一次見面。她看見我，一把抱住我，哭了。她說‘我的好兄弟啊’，就那麼抱住我，痛哭流涕。真辛酸。我也掉淚了。
2007年，她去世了。從那以後，我就老是回想和她趕路的那一夜。老是想，我應當把這件事寫下來，給德榮的兒子。
我也給我兒子講這件事，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理解。那時，沒有門路的知青只能靠自己、靠互助，在患難中就產生了那樣的戰友情，就吃得了那樣的苦。我擔了那麼大的責任，德榮連命都差點丟了。
但要讓現在的年輕人懂得這件事，真困難，也真夠複雜的。他們對那個年代知道的太少，也不愛瞭解那些。上山下鄉是怎麼回事，知青是怎麼生活的，‘病退’是怎麼回事，他們都不知道。我兒子說，我那麼做不對，因為我對別人的生命得負責。他不懂，我必須幫德榮，必須帶上她去前旗開證明，因為那是最後的一天，是最後的一個機會。大家都辦病退，都想回家，德榮有病，我怎麼能讓她失去最後的機會和希望？」
這是一個曹玉龍定義為「戰友情」的故事，它包含了對青年時代苦澀生活和個人品行、氣質的追憶，也包含了對純真友情和亡友劉德榮的記憶。
但我想到的不止是「戰友情」，而是親身體會過的不知道前景的迷茫和絕望。回看1977年，有資料表明，事實上內蒙兵團辦理病退的政策趨向了鬆動，最終最沒有門路的知青，也都以「病退」的名義趕上了返城的末班車。這使這個故事因一絲荒誕而更加沈重。當焦慮釀成「截止日期」的傳說時，有多少人像相信「廣闊天地大有作為」那樣，又將「截止日期」信以為真。無人看見實據的「截止日期」竟造成了瀰漫的恐慌，就像本文回憶的事實那樣，懷揣自衛菜刀的曹玉龍衝進了漆黑的寒夜，不顧生命安危的劉德榮長途跋涉，掙扎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