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的另外身份--「網員」（網路圖片）
江青1937年8月底進入延安，在接受審查後，於1937年11月到中共中央黨校學習；1938年4月進入延安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寫江青的著作與文章對她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的身份多錯寫成為「教師」。其實，江青在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的身份不是教師（她在文化水平上還不夠格），當然也不是學生，更不是演員，而是「指導員」，即負責對學生進行思想政治工作的「政工人員」。
更為重要卻鮮為人知的是，江青在魯迅藝術學院，除了公開的「指導員」這一身份與工作外，還有一個更加重要而又十分秘密的身份與工作——當時的中共中央最高情報機關「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秘密安插在該校的「網員」。這是最近發表的一篇回憶中共情報特務工作元老之一的許建國的文章中透露的。此文題為《調查江青的人——許建國的悲劇》，作者杜超，刊於《文史精華》2007年第8期，《作家文摘》2007年8月31日第5版摘轉。
「網員」是幹什麼的？
簡言之，就是秘密特工，就是情報特機關秘密安排在一個單位的「臥底」。這些人在單位中，表面上都有一份像樣的工作，但同時，或者說更重要的是，他們還有著另一份秘密的工作——擔負著秘密情報特務機關指派給他們的「臥底」任務，負責秘密監視、調查、蒐集該單位人員的日常言行、文章著作、社會交往、真實思想、組織活動等等，按時向秘密情報特務機關匯報，以便秘密特務機關掌握情況，採取行動。
江青就是當時的中共中央最高情報特務機關「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安插在魯迅藝術學院的「網員」——秘密特工。
原來，在1937年「7．7」盧溝橋事變以後，從沿海沿江各地後撤的大批知識青年湧向延安。中國共產黨是一個完全按照蘇聯共產黨模式建立起來的黨，一貫特別重視防範與鎮壓敵對勢力的特務、內奸潛入黨內，也特別重視防範與鎮壓自己隊伍中的思想異議份子與政治反對派。中國共產黨建立不久，就派人到蘇聯學習，在黨內各級建立起像蘇聯「契卡」、「克格勃」那樣的政治保衛機構與情報特務機構，後來始終連綿不絕，機構與作用越來越大，如著名的「中共中央特務委員會」、「中共中央特科」、「政治保衛局」等，周恩來、康生、陳雲等人曾長期作為這些機構的最高領導。
因此，延安中共中央對大量湧進延安的知識青年，進行了各種形式的、長時期的政治審查：既有公開的登記調查，要求所有來延安的人，不管是不是共產黨員，都要填政審表，交待清楚家庭情況、社會關係、個人歷史，還要為自己的每一段歷史找出證明人，並宣誓所填是實，等等；又有秘密的偵訊，即以各級組織和「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派出的「網員」，對這些人所填政審表的內容進行內查外調，事事核實，同時對這些人平時的思想言行、社會交往進行秘密監視，一旦發現可疑之處與可疑之人，立即採取措施。
當時，延安「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向各單位，特別是那些來延安知識份子較多的機關、學校、劇團等，都派出了為數不等的「網員」。江青就是「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在魯迅藝術學院佈置的「網員」。
江青是怎樣成為「網員」的？
江青才到延安，住在「西北旅社」，即中共中央組織部第三招待所。經過約兩個月的「組織審查」，終由黃敬、徐明清等人的證明，江青恢復了中共黨籍，並且成為一個早在1933年就入黨、有三年黨齡、有過地下工作經歷與影劇演出影響的老黨員。——這在當時的延安中共隊伍中，是一個十分寶貴的人才。
1937年11月，江青被分配到中共中央黨校第12班學習。在黨校學習期間，江青以自己的戲劇特長與從上海來的「名演員」身份，抓住一切機會登臺演出，表現自己，擴大影響。尤其在1938年1月28日，為紀念「1．28」凇滬抗戰六週年，延安文藝界公演話劇《血祭上海》，江青出演劇中的重要女角色，獲得成功，成為延安的「明星」。
根據毛澤東的指示，中共中央有關部門立即以抗戰發生後，陸續來到延安的上海救亡演劇隊第五隊、第一隊，北平學生流動宣傳隊、上海蟻社流動宣傳隊一分隊為基礎，著手籌建「魯迅藝術學院」，終於在1938年4月10日宣告正式成立。在配備該學院的幹部班子時，基於該學院集中了一大批從全國各地來的文藝人才與知識青年，「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按照慣例，要向該學院安插「網員」，可能還不止一個。「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佈置安插到魯迅藝術學院的「網員」的條件，必須是忠誠的中共黨員，最好有地下工作經驗；必須是文藝界人士，最好有一定影響，才能較容易與其他文藝界人士接觸；在政治上表現不要太「進步」，要裝扮得灰色一點，才能近距離接觸那些最危險的「落後分子」，瞭解到他們的真實思想與真實情況。
江青的經歷，江青的身份，以及她與當時延安文藝界人士天然形成的人脈關係，很快就被「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看中，決定將其調往將要成立的魯迅藝術學院任「網員」。江青很高興地接受了這個新身份，也許是她覺得這個新身份能更接近中共上層，更能得到中共上層的特別信任，更易於爬上去。——這是她當時最大的目標。江青就是這樣進了魯迅藝術學院，就是這樣成了一個秘密的「網員」。
當年在魯迅藝術學院忙於唱歌演戲的師生們，絕大多數人肯定不會想到，在他們的身邊，竟有一個可怕的「臥底」在時刻監視著他們。師生們的一言一行都會被「網員」秘密記錄下來，迅速送往最高層。當然，這種「網員」可能不止江青一個。在這裡，我們不是可以看到後來延安特務機關開展的大規模抓捕與刑訊逼供幹部的「搶救失足者運動」的端倪麼？那場可怕的運動所依據的材料，大部分就來自這些「網員」的告密。
江青五個月的「網員」工作
「網員」江青直接領導人許建國(右）（網路圖片）
江青從1938年4月進入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任「指導員」，同時擔任秘密的「網員」，直到1938年8月奉調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共有約5個月的時間。也就是說，她做了5個月的「網員」。他在魯迅藝術學院的領導人是沙可夫；她在戲劇系的領導人是張庚；而她做秘密「網員」的直接領導人是「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的委員、保衛部部長許建國。
許建國是中共一位老資格的情報特務工作領導人。他原名杜理卿，湖北黃陂人，1903年生。1922年到1923年，參加安源煤礦大罷工，於1923年加入中共。1930年參加紅軍，歷任團參謀長、師特派員、紅三軍團保衛局長等職，是紅軍早期保衛工作的開拓者之一。在長征途中，他被調到國家保衛局。紅軍到達陝北後，他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1936年「西安事變」發生時，他奉命隨周恩來飛赴西安，負責保衛中共代表團。為了便於工作，周恩來給他改名杜智文，應邀擔任張學良所部警衛團秘書長兼第三科科長。抗日戰爭發生後，許建國調任陝甘寧邊區政府保安處副處長，1938年任「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委員、保衛部部長。
許建國交給江青的任務是：秘密監視、調查、蒐集魯迅藝術學院人員的真實思想、日常言行、社會交往、組織活動等等，偵查是否有重慶國民政府或日偽方面派遣來的特務，或是否有對延安中共不滿的人員，每星期一次，按時直接向他匯報。因為江青的身份特殊，所以，「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確定由許建國親自直接掌握。
但江青的「網員」工作完成得似乎並不太好，使許建國感到失望。因為「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根據「網員」的工作性質與工作需要，規定江青不能太活躍，不能太引人注目，要表現一般，要以灰色面貌出現，要認真積極地工作，認真積極地匯報。然而江青卻早已志不在「此」。她已有著更大的人生目標，她要尋機進入中共的最上層。她已知道毛澤東的窯洞裡目前只有孤獨的毛澤東一個人。她要以自己影劇演員、風流女人、情場老手的有利條件，引起正鰥居多日的毛澤東的興趣與好感，最終走進毛澤東的窯洞，成為毛澤東窯洞的女主人。江青明白，毛澤東已是中共的最高領袖，進入毛澤東的窯洞，也就是走進了中共的最上層。因而江青對「網員」的工作並不認真，更不積極。他將自己的絕大多數時間與精力都投入到演戲中去，在演出話劇《血祭上海》獲得很大聲譽後，她又積極地演京劇，如《紅繡鞋》、《松花江上》等，這是因為她打聽到毛澤東更愛京劇。
到了1938年7月7日，「7．7」盧溝橋事變一週年紀念日。晚上，魯迅藝術學院在延安舞台上演出了三臺戲劇。先是三幕歌劇《農村曲》，接著是三幕話劇《流寇隊長》，最後是新編京劇《松花江上》。後面兩臺戲劇，江青都扮演了重要角色。
毛澤東一連看了江青「主演」的多部話劇、京劇，對江青的印象越來越深、越來越好了。
在這段時期中，江青更是千方百計尋找機會和毛澤東接近。每次開會，江青總是「積極」地為大家唱歌，唱了一首又一首。她還特地買來紅毛線，織了一付紅手套，戴在手上，指揮大家合唱，顯得十分觸目，以便讓毛澤東遠遠地就能看到她。而當毛澤東到魯迅藝術學院作報告時，江青更是早早到場，特地坐到第一排，端茶遞水，十分熱情。報告結束了，她又飛快地遞上早已準備好的筆記本，請毛澤東簽名題字。在這段時期中，江青還常常藉故到毛澤東的窯洞裡「請教」、談天，一談就是很久，甚至賴著不走。毛澤東熱情地招待她吃中共領導人才能吃到的「小灶」。她事後得意地向人宣稱：「不吃白不吃，以後想吃還吃不上呢！」
這樣一來，江青就沒有多少時間做「網員」工作了。因而每個星期六，她按規定秘密地去中央機關駐地，向許建國匯報時，就講不出多少關於魯迅藝術學院人員的真實思想、日常言行、社會交往、組織活動等等的材料。這使許建國大為不滿。江青雖講不出什麼，每次卻要把時間拖到天快黑。因為魯迅藝術學院離中央機關駐地很遠，她是趕不回去了，就能夠順理成章地住在中央機關的宿舍裡。第二天是星期天，她就可以跑到中央領導人駐地轉悠，最終目的是到毛澤東的窯洞裡。她的目的常常能夠達到。這引起許建國的更大不滿。
許建國終於嚴厲批評了江青，說：「江青同志，你作為一名網員，不能夠太活躍，不能夠到處拉關係，要表現得一般，以灰色面貌出現，這樣才能接近各種類型的人，才有可能從中瞭解到情況。你老是出風頭，又那麼愛和中央首長接觸、聯繫，誰還會和你接觸，告訴你情況呢？」（杜超：《調查江青的人——許建國的悲劇》）
江青開始因其「前途」未定，因而尚能表示接受許建國的批評，檢討了自己的錯誤。但檢討歸檢討，江青在行動上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變本加厲，因為她已看到她離進入毛澤東窯洞的時間越來越近了。她更加賣力地參加戲劇演出。許建國對江青的這種行為十分氣憤，多次越來越嚴厲地批評她，但「聰明」的江青在感到自己的身份與地位即將發生變化後，就有恃無恐，對許建國的批評越來越不在乎，先是不予理睬，後來則當面頂撞。當許建國明白事情的緣由後，已是毛澤東與江青談婚論嫁之時。
中國共產黨是遵守蘇俄列寧的組織原則與紀律而建立起來的。就是中共的一般黨員，若要與異性結婚，也必須報經黨組織審查與批准。毛澤東作為中共的最高領導人，要與一位經歷十年蘇區鬥爭和萬里長征的老紅軍幹部賀子珍離異，而與一位剛來延安一年、有著驚人的風流浪漫婚戀史的江青結婚，就更引起中共上層的震動與分外的重視。由於十分明顯的原因，中共上層反對這樁婚事的人很多。當時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幾位最高領導人張聞天、周恩來、朱德、王明、陳雲等人都心存疑慮，按組織原則，就此事徵求「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的意見。作為「中共中央保衛委員會」的重要成員與江青的頂頭上司，許建國毫不留情地明確地表示了反對的意見。
但許建國與中共上層的許多反對意見未起作用。1938年8月（夏天），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來了調令，調江青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江青離開了魯迅藝術學院，來到了延安鳳凰山中共中央軍委機關駐地。當時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主席，因此江青作為中共中央軍委辦公室的秘書，實際上就是毛澤東的秘書。江青在毛澤東身邊工作——實際上兩人就同居了。據毛澤東的機要秘書兼生活秘書葉子龍說，毛澤東與江青在這時——「1938年夏天以後就生活在一起了」。（《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第65頁）這應是他們兩人實際結婚的時間。幾個月後，到了秋天，到了1938年11月20、21日，毛澤東請一些中共領導人來吃了兩次酒——算是他們兩人正式結婚。江青終於如願以償，成為毛澤東的妻子。
隨著江青離開魯迅藝術學院，她約5個月的「網員」身份與「網員」工作自然就結束了。
鮮少人知道江青曾經擔任過「網員」－－秘密特工（網路圖片）
江青「網員」工作對歷史的影響
江青的「網員」身份與「網員」工作雖然結束，但這個「身份」與「工作」卻給她後來的生活與思想以重大的影響。她學會了或者說她更精通了秘密監視、調查、蒐集文藝界、文化學術界乃至共產黨與社會各界人士的文章著作、日常言行、社會交往、組織活動、真實思想等等的工作，成為毛澤東的文藝「哨兵」與政治試金石，成為毛澤東指向哪裡就咬向哪裡的惡犬。
江青的地位與身份變化以後，不讓人提她曾做過「網員」的事。因為「網員」，即秘密特工，畢竟不是一個怎麼好聽的角色。尤其是江青始終沒有忘記當年圍繞她與毛澤東婚事的「恩人」與「仇人」。她時時想方設法打擊報復。終於到了「文化大革命」時期，江青一下子成為「黨和國家的重要領導人」。她利用毛澤東授予她的巨大權力——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第一副組長的身份與權力，瘋狂掃蕩一切知道她歷史的知情者，尤其是與她結過冤的中共高幹。許建國與許多中共政治保衛工作與情報特務工作的領導人，以及許多文藝界人士，首當其衝。於是，在中共上層形成了一次次政治風波，一次次重大的甚至駭人聽聞的政治迫害事件，為此事罹難甚至喪命的中共高級幹部與普通知情人不知凡幾。如與江青同臺演出話劇《血祭上海》、《流寇隊長》的孫維世，儘管成為周恩來的養女，擔任中國青年藝術劇院總導演，還是被江青指使人將其抓入監獄，活活打死，屍體慘不忍睹；再如與江青同臺演出京劇《打魚殺家》的阿甲，已任中國京劇院副院長，被江青打成「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長期關押。許建國更是在劫難逃。
許建國在中共建政後，他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委員、天津市副市長兼公安局局長。1952年，調上海，任國家公安部副部長、華東軍政委員會公安部部長兼上海市公安局局長，負責華東地區及海口的安全保衛工作。後來歷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常委、上海市委常委、上海警備區政委等職。1956年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市副市長，分管政法、黨群和外事工作。1958年，調外交部工作。1959∼1964年出任中國駐羅馬尼亞大使，1965∼1966年任中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可謂是位尊權重。但因為江青始終沒有忘記他，始終記恨他。他的悲劇的命運就是難免了。在「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1968年3月11日，江青通過其親信、公安部部長謝富治下令，正式逮捕許建國，稱其夥同原公安部部長、總參謀長羅瑞卿，搞江青的「黑調查」，「偵控無產階級司令部」。許建國被關到北京近郊著名的秦城監獄，一關就是7年多，倍受折磨，患了肺癌。1975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專案組第三辦公室」作出《關於許建國的審查結論》，將其「定為叛徒，清除出黨」，趕出北京，遣送外地。1976年10月6日江青被抓後，許建國的罪名仍不能得到清洗，終於在1977年10月4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直到1980年3月許建國死後三年，中共中央才為他「平反昭雪」。
